甲午战后，相当多的省份都建立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洋务企业。其中，以湖南和天津最为典型。甲午战前，湖南“风气未开，向来最恶洋务”，战后，“贤士大夫渐谙外情，竞讲新政。中国电报，向惟湖南一省不可开办，今已群情帖然，已于各处安设电局，本年三月间即可通行”。(《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十一日。)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推行新政，创办洋务事业，举办矿务犹为出色。他极力提倡开矿，并于1896年3月间正式开采，在长沙设总局，益阳、永定、龙王山、宁乡等处设分局，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等多种形式开采。除旧有的金银煤铁铜等矿外，“新开者有锑镍铅等矿，中以锑为最盛，在长沙设洋炉化炼”。(《新知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十六日。)湖南的矿务、电报和轮舶等企业的发展之快令人刮目相看，除有绅商集资的民族工业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洋务企业为数甚多。总之，湖南风气大开，矿务、电报、轮船运输等近代企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天津的洋务企业在战前就很发达，战后又有新发展，创办了先进的天津纺织局，订购英国“名厂头等”纺纱、织布、羽毛洋呢、毡毯绒布各种机器设备，“共计银价三万两”。(《中国商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商务报》评论说：“中国创行西法已数十年，皆属皮毛，空言无补。至今两年来，忽大为变动，如邮政、银行、铁路直见施行，今天津也有小轮，风气之开，人力诚难阻隔也“。(同上，三月二十五日。)天津近代工商业发展之快，广为世人所称道：“天津兴办商务，各省皆引领而望，以为畿辅开风气之先，庶足以资法方也……津谚云：谁想发大财，快到北洋来。只说办商务，知单去招股”。(《中国商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十七日。)时人评论说，甲午战后的几年间，“风气忽开，大为更变，商务则砖瓦丝茧，官事则邮政银行铁路，一时间景运更新，中国变动之机，从未有如此之速者”。(《中国商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四月初五日)而且，“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45卷，第18页。)这些事实说明，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确有较大的发展。

　　甲午战后，铁路也有显著的发展。芦汉铁路的修筑、京津铁路竣工(1908年)，以及进入20世纪之后，相继动工的胶济铁路、东清铁路及其支线和津浦铁路等，都是洋务运动进入新阶段的的重要内容。

　　广兴新式学堂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成就显著。它不仅直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摇篮和主渠道。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已建立了一些武备学堂、水师学堂、医学堂、科技学堂和外语学堂。这些学堂不但没有遭到甲午战争的破坏，而且还有新的发展。甲午战后，洋务派更加注重兴建武备学堂、陆军学堂、警察学堂、工业学堂、农业学堂、矿务铁路学堂和各类西式学堂，尤为大力提倡建立新式学校。1902年后，不少省份创立了高等学堂。在洋务派大员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推动下，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在各省省城和州县分别建立崭新的大中小学校，推行全新的教育制度。因此，广兴新式学堂是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成效、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的重大成就。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甲午战后短短的几年间，不但把战前已有的洋务厂矿、铁路轮船运输等企事业与新式学堂，几乎全都扩充和增新；而且全然新建了为数可观的各类企事业、新式学堂和新军等等，其发展之快、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和种类之繁新，“从未有如此之速”、如此之广泛，故为时人所称道。因此，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重点，明显地转向了编练新军、举办铁路、兴办学堂等方面，庚子事变后，洋务大员担当起推行新政改革之重任，遂把戊戌政变推翻的新政改革略加修饰而重新推行；并在明里暗里和日益活跃的立宪派拉近关系，或配合与支持，或制约与压制，艰难地推动立宪政体改革，遂使洋务运动、新政改革与立宪运动融为一体，形成洋务运动的升华，即走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

　　三、余论两则

　　1、“练兵制器”是富国强兵的核心，是落后国家自强御侮的必由之路。甲午战后，维新变法的呼声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但洋务运动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而是大力扩展筹饷练兵的规模，增新和扩大军工和民用企业的发展。洋务派的“富国强兵”的旗帜，始终是以增强近代化的军队和军备为核心，以强化清朝国家权力为准的，并以军工企业带动民族工业的发展为“富国”奠定根基。实质上是洋务派利用国家权力集中财力和物力，以推动军队近代化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实和巩固封建国家政权而不削弱皇权。因此，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向封建军事资本主义转化的畸形之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威胁下，这几乎是东方封建国家通常所选择的自强道路。日本和俄国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成功，最终成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成为长期侵略中国的敌对势力。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已大力仿造西洋船炮军火，派遣学生分赴欧美留学，“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2页。)日本对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格外注目，明里暗里探听洋务运动的进展情况。19世纪70年代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于中国兵船事最留意”，曾多次向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及其继任者曾纪泽寻访，“问中国新制兵船事极详”(《曾纪泽遗集》日记(光绪五年已卯四月十九日。)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一步扩大采用西方练兵和仿造西式军火的规模，并全面铺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变革。日本扩充武备窥视中国的动向，更引起洋务派要员的瞩目和忧虑。于是要求加快洋务运动步伐的的重要奏章接连不断地送到清廷，社会舆论的呼声也日渐急迫。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深感采取西法练兵、造船和筹设海防等洋务事宜是刻不容缓的大事。近代历史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靠先进的炮舰和商品摧毁封建落后国家的“万里长城”的。因此，首先从军火武备方面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大，痛感西方的枪炮船舰锐不可当，进而采用西法练兵，仿照西式武备以求“御侮自强”，几乎是受资本主义侵略的国家和民族的普遍现象。所以，洋务派始终把“练兵制器”作为洋务运动的重点，是历史的必然，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而不可简单地视为只是因袭西方的“皮毛”。

　　2、制度改革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洋务派最为棘手而最终取得显著成绩的事业。洋务派与改良派本无实质性的区别，二者在学习西方以富国强兵的大政要旨上本无分歧，只是在学习西方的具体内容和路径与步骤方面有不同的认识而已。早期改良主义者曾是洋务派的成员，而且充当洋务运动的重要参谋，但他们很快醒悟到只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不改革制度是不行的。他们批评洋务派办洋务因袭西方之“皮毛”、管理落后，而又不重视制度改革。然而，改良派决不反对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其实，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深知改革制度的必要性，也想改革一些旧制度，但他们处处受到顽固势力阻绕和弹劾，常常是在一片咒骂声中举办洋务事业，他们深感大幅度地制度改革还不具备条件，尚无同顽固派一争高低的可能。奕訢、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员也常常发出受人掣肘、屢遭参劾的慨叹。向以敢言而无所顾忌的洋务思想家郭嵩焘，也因屢遭顽固派的无理纠缠而一度心灰意冷。他在致李鸿章的信中诉苦说，为探求“保邦制国”之方，却屢遭攻击，“而始终一不相谅，窜身七万里之外(按：此指他乘船7万里至英国任驻英公使)，未及两月，一参再参，亦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有陈论”。(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11。)李鸿章在复信中也倾诉自己办洋务多遭掣肘之苦衷。他说：“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就连这样有宜的事业也遭到一些官僚的“痛诋”；支持他的奕訢也说“无人敢主持”；连“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不谈矣”(《六月朔日郭筠仙星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这些话足以证明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是阻碍洋务运动的险恶势力。因此，洋务运动初期还不可能把制度改革和政体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即使如此，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还是调整和改革了某些旧制度。例如，在用人制度、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变更某些旧制度和陈规戒律，而不是只知“练兵”而不顾其它。诚然，改良派旗帜鲜明地主张实行“制度改革”、要求“设立议会”，但在戊戌变法真地推行时，改良派的旗手康有为也深感“设立议院”的阻力和风险太大，而不再鼓吹实行议会政治的主张，却以“民智未开”为由，改变其初衷。庚子事变后，晚清政局大为扭转：顽固派溃不成军，洋务派成为20世纪初期新政改革的主角。他们顺应国人新意识的增长而力行新政，并在新政改革中和改良派以及资产阶级上层结合起来，逐步推行官制改革、法制改革、制订宪法、举办地方自治、仿行预备立宪，为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作充分的准备。勿庸讳言，这场改革的历程步步荆棘、斗争激烈而复杂，如果没有政治眼光远大和有魄力、有作为的洋务大员从中协调、果断让步、适度等待和积极争取社会上的支持力量，是不可能会在短短几年之间就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改革成就的。历史证明，欲速则不达，甚至适得其反。康梁变法的失败与此不无关系。如果考查一下20世纪新政改革的历程，也许能从这场改革历的程中看出：协调、让步、稳扎稳打与激流勇进并用的策略和方法，对改革运动的成败得失的至关重要性！因此，对这场新政改革运动的评价，也应当充分理解它所处的社会政治的大背景，更应充分肯定洋务大员的政治能量及其贡献。 (作者：陈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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