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讲述系列一：中国首艘核潜艇下水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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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长征
——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亮相
1954年，美国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服役，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核潜艇的出现把一个国家的战略防御推向远海，并能够以其强大的机动性和隐蔽性发起核反击，它同时具有毁灭性的攻击能力又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正因如此，核潜艇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最为倚重的战略核打击力量之一。
世界核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大量用于军事目的，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必须尽快研制原子弹，建造核潜艇。
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呈送了一份绝密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圈阅批准。它的全称为《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
这份不同寻常的报告，拉开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序幕。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国的核潜艇事业踏上了蛟龙入海的漫漫长征路。
这一年，33岁的彭士禄，结束了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的进修回到了国内。
当时，这一批年轻的学者只是给苏联专家担任助手，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并不知情。
彭士禄(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核工业部总工程师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1958年回来了，因为搞核潜艇，是绝密的。谁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呢我们就在研究所跟苏联总顾问当翻译。
核潜艇一问世就被认为是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杀手锏”。对于它的建造技术，苏联人当然是守口如瓶。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上，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核潜艇的技术太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也太多，你们不要搞。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说的话，他说你们中国简直是异想天开，什么叫异想天开，你们没有能力没有这个水平来研制核潜艇。一口否认。
或许正是由于赫氏的轻蔑傲慢，或许正是由于研制核潜艇的技术要求确实太高，才有战略家和诗人气质兼备的毛泽东发出了这样的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黄旭华：核潜艇一万年要搞出来，我怎么样理解，我的理解两点。第一呢，是核潜艇复杂、要求高，不能等闲视之，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就这么讲的，第二我们有决心，一百年搞不出来，一千年搞，一千年搞不出来一万年(搞)，一定要决心把它搞出来。
然而此后，苏联政府撕毁了协议，撤走了全部原子能专家。中国的国民经济也遭遇到严重困难，不可能同时支撑多个尖端项目的科研工作。
1963年3月，中央专委正式明确核潜艇研制工作暂时“下马”。
也就在这时，中央决定，核动力装置的研制工作和艇的总体设计工作不能停，从而保留了一批队伍，继续进行理论攻关和科学试验。
就这样，下马竟然成为了核潜艇随时上马的第一步。
彭士禄 ：下马，叫我们这些好多都说，调查研究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因为当时上马上不去，没有基础，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啥东西。
尤子平(船舶某研究院原副院长 时任船舶某研究所总工程师)：
资料也没有，权威也没有，图纸也没有，有经验的人也没有。而且还有就是我们这些人，核潜艇没有看到过，潜艇设计根本无从谈起。
黄平涛(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 时任核潜艇重要部件设计试验负责人)：
当时非常兴奋也很不容易，也很激动，但是感觉很困难，任务也比较艰难，因为从来没做过。像这种也涉及几个学科，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困难比较大，另外也没有设备，也没有可以借鉴的资料，另外各方面人员也是调过来的也不熟悉，困难很大的。
彭士禄：所以在这困难时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坐下来读书，调查研究、开讨论会，你为什么学技术、你为什么学这个压力，大家一定打破沙锅问到底。
美国的核潜艇设计先后走过了常规艇型加核动力、水滴型艇体加常规动力，才最终完成了水滴型艇体加核动力，这样一种近乎完美的核潜艇设计。
陈 源(船舶某研究所中心主任 时任核潜艇总体性能设计师)：我们斗争了很长时间，经过好几回轮的辩论。最后呢，就是聂荣臻元帅拍板，就要用那个水滴线型。等于我们把人家的三步走变成一步走，但是难度很大，既要保证稳定性，又要保证一定的机动性。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我们首先发动大家点点滴滴的去找资料，我们给当时用比较形容词的话，我们要带三面镜子去找资料，第一面镜子是放大镜，去到所有报刊杂志零零碎碎，去用放大镜去找，找到一点之后用第二面镜子显微镜，在把它放大一下，看看里面的内容。还有第三面镜子叫做照妖镜，因为当时零零碎碎报道了很多，有真有假有虚有实。你信不行，不信也不行。最后要用照妖镜去把它分辨清楚。
新中国的核潜艇事业，就这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年轻学者相互碰撞、启发，这样的氛围正是中国核潜艇事业起步的“摇篮”，到1964年，核动力装置和艇体的总体设计初具雏形。
经过两年的“蛰伏”，这些国防科技工业的精英们急切地期盼核潜艇建造再次起步的机会。
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惊雷”响彻神州大地。彭士禄敏感地意识到，核潜艇研制的第二个“春天”来了。
彭士禄(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核工业部总工程师 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1964年原子能爆炸了，爆炸的时候呢，就该我们上马了。
这一天正好是张金麟的生日，朱光亚后来给他讲述的周总理在得知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讲话，他至今记忆犹新。
张金麟(中国工程院院士 船舶某研究所原所长 时任核动力反应堆某系统指挥)
他(朱光亚)向总理报告这个喜讯，之后就说那个时候我们坐在这守着电话机的时候，原子弹成功了，(周总理说)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就是核潜艇了。
资料图：汉级核攻击潜艇早期珍贵照片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正式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
中央决定：将这项工程列入国家重点计划，集中全国两千多个厂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协同攻关。
“核动力装置、人工大气环境、惯性导航系统、水声综合设备、鱼雷武备系统、自动舵和远程快速通讯系统”是中国核潜艇研制需攻克的七大关键技术，年轻的科学家们向着这些从未涉足的领域发起了冲击。
从北京西直门开往西南的长长铁路线上，从上海杨浦码头开往东北海岛的轮船上，年轻的核潜艇建造者们怀揣壮志、青春勃发，他们将要开创的事业已经与这个国家的前途紧密相连，与这个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迎接他们的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无上政治荣誉，但相比于北京和上海，不管是在建造核动力堆的西南大山深处还是在核潜艇总体设计、总装厂的东北海岛上，艰苦的生活条件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像。
王道桐(船舶某造船厂原副厂长 时任厂长助理)： 厂子来了以后搞这个09，当时的条件不具备，厂房厂房不具备、设备设备不具备。
贺荣光(船舶某造船厂原总经理 时任分厂副厂长)：我那时候当时去了，说这个厂不得了，我们到那一去什么也没有，那时候没开始建。连厂的大门也没有，可能就是过节了扎的树枝大门在那放着。那时候心里挺难受的。
生产条件不具备，生活条件就更加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