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两份决定草案昨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国对二战历史的记忆在最高立法机构得到重申。德国学者霍尔特曼说,中日争端陷入僵局,而明年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此时推出这两个纪念日“恰逢其时”,这种“软力量”的展示可能比“用军舰威慑日本侵占争议岛屿有用”。不过,25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认为此类抗日纪念形式应“早点设”的评价不少,用《华尔街日报》的解释说,“历史记忆塑造了东亚,而中国人的记忆中充满着对日本的嫌恶”。有日本媒体称,中国政府正利用二战历史在全球构筑对日包围圈。昨天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中国学者大多数认为,确定这两个纪念日是中华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纪念二战更多是“自己的事”,因为忘记苦难历史的民族,难以走向最终的辉煌。
“早应该设立这么一个日子了”
25日的南京一直下着雨,但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人络绎不绝。南京高校教师汪小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得知中国要设立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日的消息后,她特地到纪念馆转了一圈,“早应该设立这么一个日子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新华社的报道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5日下午审议了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前一个草案延续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国务院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后一个草案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同胞。
德国洪堡大学国际政治学者霍尔特曼25日告诉《环球时报》,几乎所有二战参与国每年都在纪念,它们通常的形式是国家领导人讲话,并向先烈和死难同胞献花;全国降半旗,鸣警报,国民肃立默哀。江苏省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丁进对《环球时报》表示,如果有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出面参加纪念活动,可以凸显这两个日子的重要性。以前我们也有纪念活动,但规格比较低。各省市如南京、沈阳也搞过纪念活动,但那更像地方性的纪念。如今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纪念,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吴怀中25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设立国家纪念日是对本国重大历史铭记、让本国民众世代牢记那段历史的世界通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以往没有设立公祭日反而显得有些“特例”。就连日本这样的战争加害国,也堂而皇之地设有很多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向《环球时报》介绍,2005年11月,联合国把1月27日设立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当时104个国家联合提出草案,并获得通过。这说明国际社会都希望不要再出现类似犹太人被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案。在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设立上,韩国通过行政立法将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15日定为光复纪念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总统令的形式将12月7日设为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俄塔社报道说,俄罗斯国家杜马2010年通过一项法案,将日本签订投降书的9月2日定为二战结束的官方纪念日。俄罗斯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古曼耶夫2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一天不仅是二战结束的标志,更是世界和平的象征。俄国家杜马正在讨论将这一天设定为法定节假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全世界的胜利,参与抗击法西斯的国家应当将这一天设定为共同纪念日,一起回顾历史,珍惜和平。在古曼耶夫看来,二战历史与当代社会之间的时间跨度正在加大,历史的亲历者也因年龄原因正在减少。如果世界对历史的传承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将会出现更多否定历史,甚至妄图掩盖侵略罪行的行为。他说,设立历史纪念日有助于国家凝聚民心、弘扬民族爱国主义精神。
丁进表示,南京大屠杀的30多万遇难者和抗战期间死的3000多万同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设立这两个纪念日,对我们整个民族摆脱心理阴影有极大价值。此外,设立纪念日和公祭日对于两岸关系也有好处,可以争取台湾人的家国意识。柏林大学生斯戴凡25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年轻人对二战历史了解越来越少,国家纪念日可以给年轻人更多了解历史的机会。德国每到纪念日都会举办各种展览、放映电影等。这种纪念日活动,比课堂更有效果。
法新社报道称,在中日领土和历史责任争议越来越激烈之际,人大考虑设立抗日纪念日引发广泛关注。曾经担任过八王子市议员的原田繁25日告诉《环球时报》,“七·七事变”与“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早就在日本民众的心里远去。现在,除了一部分老年人,年轻人对这些历史事件一无所知。最近在一些政客的操纵下,日本出现一浪高过一浪的右倾风潮,中国此时设立此类纪念日,不仅是提醒中国民众,也是告诉日本民众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历史。很多不明真相的日本人了解中国的举动后,首先可能会不理解甚至反感,但稍后也会静下来思考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