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致远舰官兵合影（左四站立者为邓世昌）

　　甲午海战失败的直接责任必须由战场指挥者来负

　　甲午海战的失败，国家层面的责任无疑由封建没落的清王朝政权来负，但是，战场上作战失败的直接责任必须要由战场指挥者来负。很久以来，历史上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目前说法最多的就是被“妖魔化”了的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和李鸿章“避战保船”的错误指挥。但是，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作战背景，就是当时作战双方的装备技术水平和主战舰艇的实力相当，中国舰艇的战斗力并不比日本的差，应该说中日海军是处于一个数量级的，并没有“代差”。“君是坏君，臣是好臣”，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为战场指挥不力开脱责任的意思。无论怎么说，直接参战的各舰管带、总兵、提督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如果说，他们没有责任，就如同银行的钱被抢劫，保安没有责任一样，因为保安可能会说，老板不让自己抓劫匪。无论保安怎样解释，银行的钱被抢保安都是第一责任人。因此，无论如何，中国海洋权益的丧失，海军指挥官都是第一责任人。

　　首先，从黄海海战的作战指挥角度看。海军提督丁汝昌开战初即负重伤，其后续指挥主要由与丁提督同在“定远舰”上的右翼总兵刘步蟾指挥。也就是说，作战准备时制订作战方案的是丁而作战实施阶段的指挥是刘，最高指挥者的更换是兵家之大忌。再从中日双方的接战队形来看，日本是纵队，清军是人字队。刘步蟾是留学英国并且在海上航行多年的海军专家，不可能不知道丁提督在接敌队形上就先失一分，他接手指挥后，应该及时在动态中对作战队形进行调整。如果说丁是陆军出身，对海军作战研究得还不是很透的话，那么刘总兵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似乎不应该。

　　即便清军不改变队形，仍用人字队，那么如何集中火力打歼灭战也应该是舰队指挥官所掌握的。英国最伟大的舰长，纳尔逊担任舰队司令时曾对他的舰长们说，当打仗开始后，肯定会出现混乱的情形，要求他们向旗舰靠拢，旗舰的炮口指向，通常就是打击的主要目标，集中所有的可能集中的火力击沉1个目标后，再转火攻击其它的目标。笔者想，如果清军知道这一原则，将所有的炮火对准旗舰炮口指向的目标射击，对敌实施编队集火齐射，肯定会有击沉敌舰的战果，而不会是击沉敌舰为零。

　　就日军的单纵队来说，对于占据“T”字的上面一横的日军来说，有两个有利因素：一个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舷侧火炮的威力，也就是同一时间可以有更多门火炮对敌射击；再一个就是可以利用清军主炮舰首有盲区的弱点(舰首副炮的遮挡使得左右舷的主炮不能同时对一个目标射击)，日军从清军的左舷机动到其右舷，清军对同一个目标的射击，就会由左主炮射击转到主右炮射击，清军需要再次进行射击修正，影响了其命中率。因此，日军的单纵队与清军的人字队相比，单位时间内编队射击的弹数和命中率都要好一些，所以清军损失大是非常合理的。从单舰战术来讲，舰炮射击主要有两种射击方式，一个是同向射击，再一个就是异向射击。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影响手动火炮射击精度的主要因素是距变率(每秒距离的变化率rate of distance variation)和位变率(每秒方位的变化率rate of bearing variation)，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主要是对运动目标射击时，打击目标的是“前置点”，而非“现在点”，即射击时要对目标进行预先修正，算出舰炮弹丸与目标相遇的炮口方位角和高低角的提前量，而不是指向炮响时目标与本舰的现在位置。本舰与敌同向射击，其射击时的距变率和位变率都比较小，另外风向风速对弹道的修正因与敌同向而测定得比较准确，且其可射击的持续时间比较长。而异向射击的位变率比较大，距变率比较小，射击修正也比较有利，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方式，所以同向射击和异向射击是舰炮射击两种主要的射击方式。但是考虑到异向射击时，射击的持续时间短，而清军的火炮射速低，所以不宜采用。就火炮射击来说，我们设想，如果清军的单横队或者人字队，向右齐转，也变成与日军要一样的单纵队，射击时就会转换成同向射击，射击效果肯定会有很大的提高。再一个就是清军的人字队，如果日军的舰艇由左向右机动，当过了旗舰的舰首后，位于其左舷的舰艇就不能向右射击。所以综上所述，横队或人字队的编队舰炮射击是非常不利的。概括来说，就是舰首盲区、射击修正、编队同一时间可用于射击的火炮数量都是非常不利的。再加上定远舰中断指挥后，编队没有作战预案，不能集中火力打歼灭战，分散射击而不是编队集火射击，而导致日军没有一艘舰被击沉，因此导致总体上黄海海战的失败。

　　那么，从编队火炮射击的角度，清军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队形作战，才能达成最佳的作战效果呢？就清军的横队来说，在接敌的过程中，如果向左齐转60度，就定远和镇远舰而言，每艘舰的右舷都可以有1座双管305毫米主炮和2座单管150毫米副炮，共4管舰炮对敌射击，然后再向右齐转120度用左舷炮射击。也就是以主航向为参照向左右各60度机动，(曲折运动能降低敌命中概率)。当日军每次试射完成后，一开始进入效力射时，清军就进行转向。这种不断转向的机动方式，敌射击修正的“前置点”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增加其火炮“试射”的次数，相应地“效力射”持续时间就会减少。而敌方由于航向航速不变，清军射击时的方位提前角和距离修正量变化较小，从而可以大大提高清军射击的作战效果，同时也大大降低敌射击效果。

　　除了舰炮外，鱼雷射击的毁伤力要大得多。甲午海战三战中，仅有的几次鱼雷攻击，不是发射不出去，就是没有命中目标，北洋舰队的大英雄邓世昌对日舰“吉野号”发射了鱼雷，但是没有命中敌舰，反而被日舰用鱼雷击沉。还不止如此，实际上一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自己建造和购买了不少鱼雷，当笔者想找到一个海战时中方鱼雷击沉敌舰的战例，却一无所获。可见，中国海军的失败与其战备和训练水平低下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就拿战争责任来说，至今都没有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各种影视剧中都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临阵脱逃”、“挂白旗”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对于方管带是不是有点冤枉，笔者不是史学家，也不想妄加断评。但是，从舰长的角度，笔者想为方管带说句话。从清朝官方的史料来看，“临阵脱逃”、“挂白旗”无疑都是事实。但是，“济远舰”是唯一参加了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的主战舰艇，特别是在丰岛海战中该舰曾以一舰挡敌三舰(吉野、浪速、秋津洲)。丰岛海战中有记载：“忽有日弹中‘济远’望台，大副都沈寿昌头裂而死，方伯谦与并立，脑浆溅其衣。方伯谦屹立望台，连发四十余炮，辄击中日舰‘浪速’。‘浪速’已倾侧，行甚缓。……俄而旗舰‘吉野’亦来，相距约三千余码。方伯谦令船前转，猝发后炮，中之。歼其提督及员，弁二十七人。水勇死者枕籍。再发中其船首，火起水进，船首渐侧，急转舵而遁。‘济远’亦舵机受损，转动不灵，追之不及。”

　　实话说，丰岛海战，虽然清军损失的装备和人员较多，日本损失少。但是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方伯谦以 “济远”一舰重创日‘浪速’和‘吉野’2艘主力战舰，使得日2舰倾侧。进行过舰炮射击的人都知道，舰艇倾侧是很难再进行舰炮射击的，即便勉强射击，舰艇的纵横摇摆加上敌目标处于运动状态，射击的精度将会大大降低。因此，致使敌“急转舵而遁”。取得如此的战果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

　　至于说黄海海战中“挂白旗”投降之说，也值得商榷。因为海军舰艇投降，不像陆地上从我方阵地跑到敌方阵地那么容易。即便 “挂白旗”是事实，更多的可能是诈降，因为他并没有带领全舰官兵跟随日舰而去，而是先行返回靠泊旅顺军港。在自身舰炮遭到毁伤不能射击，舰艇受重创的情况下，把宝贵的战舰驾驶回到母港，保全了舰艇和全舰人员的安全，也不失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倒是李鸿章处死方伯谦的方式令人起疑，黄海海战结束后，没有等待方伯谦的申辩即被迅速处死在旅顺港附近的白玉山上。笔者妄自分析，李鸿章和丁汝昌在黄海海战后必然要向上解释战败的原因，只好拿“挂白旗”说事，毕竟“挂白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杀掉方伯谦可以更好地向皇上解释黄海海战败战的原因。方伯谦很可能就是一个为其上司担负战争责任的替死鬼，因为实力相当的两支舰队作战，对抗的结果是清军大败，总得有人负责，如果方伯谦无责，那么就只好由李鸿章和丁汝昌负责了。作为唯一参加了丰岛和黄海两次海战、战斗力虽不是最强但战果却较大的“济远”舰管带被自己人杀掉，不能不说令人遗憾。国内有关甲午战争的电影中方伯谦管带吓得躲进舱内，由前主炮班长指挥将敌舰击伤，也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舰炮射击绝不可能只由前主炮班就能独自进行，需要全舰的配合(比如操舵部位稳定航向)才能完成，而这个配合工作的组织必须要由舰长来指挥。

　　再看海军提督丁汝昌、左总兵林泰曾、右总兵刘步蟾北洋三巨头的死法，也令人遗憾。他们仨人全部是吞食鸦片自杀而亡。他们不应该选择这样死法，如果说军人陆上作战是“马革裹尸”的话，海军军人就应该“葬身鱼腹”。他们应该率领主力舰艇在海上与敌再打一个黄海海战，而不是龟缩在威海港内等待着被歼灭。就是死也应该拿拉一个垫背的与敌同归于尽，而不是自杀。英雄邓世昌的牺牲也多少有点自杀的味道，他本来可以被救起，但他拒绝被救，与其爱犬一同被淹亡。如果他们考虑到还有那么多的作战任务需要他们率领部队去完成，这些舰队指挥官就不应该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的生命在国家需要用人之际已经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们的祖国。国家培养一个提督、总兵、管带多么不容易，在战时多么需要像他们这样的优秀将领去领兵打仗。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也许他们这样做，和他们生长的封建社会思想环境有关(比如，是否是为了保全尸或灵魂再生？)，而我们又没有处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所以这种假设和评判也可能有失公允。笔者是按照今人的价值观来衡量古人的做法，多少带有过分苛责的意思，也可能是对前人的大不敬，在此表示歉意。

　　(作者系国防大学学者，曾经在海军168舰、170舰等五种型号的驱逐舰、护卫舰上担任过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