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WZ-2000无人机

　　“航空报国，强军富民，打造一流的无人机基地”，巨大的标语牌竖在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飞公司)外墙顶部。

　　2003年12月26日，WZ-2000无人机就在这里成功首飞，这是中国真正工业化生产的第一款无人机。为何它诞生在没技术、没队伍、没资金的贵州？

　　出于保密的需要，他们的艰巨努力和辉煌战绩，注定无人喝彩。时光流逝，但往事并不如烟。走进贵飞，醒目的红色标语扑面而来，“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

　　十年后的今天，这段奇迹，终于可以略述一二。如今已是国家无人机专家组成员的杨绍文对本报表示，“以前不能说，过去这么久了，有些事也确实应该说一下。”

　　“想搞无人机的多了去了，你们是第九家”

　　为何要做无人机？杨绍文说，启发来自科索沃战争，“未来战争比信息化，缺少信息，逢战必败。”

　　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爆发，美国和北约大量使用无人机参战。时任贵航集团公司董事长周万成和集团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杨绍文敏锐地意识到，在未来的战场上，无人机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两三个月后，杨绍文就委托到北京出差的同事顺便调研无人机市场。盼来的结论是两句话，“第一，无人机是新装备，有前景；第二，贵航不具备研制条件。”

　　的确，贵航长期搞教练机，不具备搞无人机的队伍；不具备无人机专业技术，也没有无人机研发条件；也没有市场和用户渠道。

　　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永不放弃的人。1999年8月底，杨绍文赴京找到中航第一集团航空产品部，汇报开发无人机的想法。没想到，他听到的是一个吃惊的消息，“想搞无人机的多了去了，你们是第九家。”

　　然而，前面八家都不顺利。当时，无人机研发主要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三所院校承担，工业企业中尚无单位研制。

　　不过，航空产品部并未向杨绍文关闭希望之门，而是提出建议，“你是老九了，要想得到一集团的支持，就去找北航，否则就不好支持。”

　　和北航的洽谈还算顺利。中航、北航、贵航三方协议决定，于1999年12月25日在中关村挂牌成立一个无人机研发科技公司。签完协议，杨绍文心里终于踏实了！

　　不料，北航接到一个无人机“杀手锏项目”，担心和条件不成熟的贵航合作会无法按时完成，决定先找其他单位合作，并且先冻结和贵航、中航的无人机公司项目。

　　“我有个任务，就是晚上十点半赶人”

　　中航和旗下的贵航均不同意冻结项目，贵航迅速着手研发无人机，一切从零开始。包括北航在内，其他研发无人机的团队绝对没想到，在日后的无人机赛场上，贵航竟后来居上。

　　没有人怎么办？所里把原来军转民的七八个科技人员再民转军，从军品线借调一个人，加上两个刚毕业的研究生，一共11个人。2001年，贵航集团成立无人机研究开发中心，人员定编为150人以内；随后又注册成立无人机公司。

　　更重要的是，贵航牵头与多家军工科研院所结成联合团队，采取“共同开发，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四共机制”，一起承担研制新型无人机的重任。

　　没有用户怎么办？1999年，贵航集团出资30万用于市场调研，杨绍文带着搭档姚元洪，走遍了国内可能应用无人机的部门。他们跑了公安部、边防局、海关、农业部、海洋局等，又跑了空军、海军、陆军、二炮、总参，还包括一些军方的科研机构。

　　无人机公司拿到第一张军方订单，不仅打消领导班子的疑虑，同时也解决了今后的项目研发经费问题。

　　说是订单，但实际上是风险仍存的“智慧之赌”。军方提出，如果贵航研发的无人机能够达到要求才购买，而且双方还要先签责任状。一般人或许退避三舍，但杨绍文不退反进，他不仅满口答应，还提出要研发全天候的无人机，而别人做的还是白天型的。最终，他做到了，让军方刮目相看。一直到2005年，这个项目才获得军方立项。

　　没有资金怎么办？公司成立之初，管理部门提议的注册资金为100万。“100万就要做出无人机，简直不可思议。就现在来说，100万只能做航模；现在研发一架无人机，都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姚元洪说。在赢得军方项目的竞标后，公司的注册资金才增至1000万。同时，贵航为无人机提供了特殊研制资金渠道。

　　没有技术怎么办？当时的无人机研发中心，严格说毫无技术储备。杨绍文提出，通过团队合作补充提高、结合工作学习、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完善，通过实干建立技术能力。

　　姚元洪说，公司成立之初人手紧张，采取了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推出“一人多岗”和“611”工作制。

　　从最初的11个人，增加至几十人，最后也不到一百人的研究队伍，要解决原本几百上千人来干的活，只能一人多岗。“领导一会安排工作，一会又成了技术员画图纸，不一会儿功夫，又变成了抄表员，你说乱不乱？”

　　陈国平起初一个人包揽电气、传感器的活，后来增加到三个人，最多也只有七八个人；而这样的工作量，一般研究所需要二三十个人。刘平西一个人负责导航、飞控、测控以及任务载荷等飞行控制工程，后来增加到五六个人；而有的研究所控制室多达五六十个人。

　　“611”连续实行了七八年，即每周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虽然这是强制性规定，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无人机研发队伍自愿多加班，家属也理解支持。陈国平一度因痔疮坐不了凳子，只能从早到晚蹲着干活。

　　首款无人机真正的研发时间不到两年。2008年，无人机公司按时交付几款产品。设计所的靳卫平说：“我有个任务，就是晚上十点半赶人。”他把这种不计得失的激情归结为“三线精神”，追求创业的成就感。

　　“飞机老在天上落不下来，急啊，下不来就会摔掉”

　　首飞日子定在12月26日，杨绍文说，“我们有意选择毛泽东的生日。”12月25日晚，机场没有灯，十几台轿车排成一排，一起打开车灯照着跑道，为滑行试验照明，“那个场面壮观啊。”

　　首飞的日子，场面更加壮观，大约还有近千人在机场外围观看热闹。84岁的退休老人王福信是哈尔滨人，1960年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贵州。他说，首飞前几天就盼着26日快些到来，当天天气不错，厂里很多人早早跑到飞机场外等候，机场周围和公路上停满了车辆。无人机成功起飞后，在场人员不约而同地鼓掌欢呼。老人说，“人家外国造出了无人机，但是我们贵航也造出了无人机。我们高兴啊，之前都没见过。”

　　但是，飞起来容易，落下来难。能否安全落地，关键在飞行控制。无人机刚刚升空，工作人员就告诉杨绍文：“高度表没有数据了！”

　　“怎么回事？”

　　“起飞的时候就没了。”

　　无人机的高度表一直只显示70厘米，没有高度数据就无法降落。原计划飞行时间为27分钟，最终飞了74分钟。

　　高度表在地面测试时没问题。事后发现，隔离度试验不够细致。电磁信号的发射和接收在有的情况下会接收自己的信号，当飞行高度增加后电磁波被金属轮反射回来，它的数据就一直不变，无法知道飞行实际高度。

　　飞机降落时，在什么高度作出什么操控动作，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果判断不准确，哪怕操控动作仅仅滞后0.5秒，都可能造成飞机部件损坏乃至更严重的后果。无人机能不能安全返回地面？高度表出了问题，无人机要着陆，就只能把高度表关闭。姚元洪说，“飞机老在天上落不下来，急啊，下不来就会摔掉。”

　　最终，飞行员遥控无人机做八字、做盘旋、做各种飞行操控训练，在人工报出高度数据的情况下把飞机引导下来。当无人机终于成功降落，李迎、孟兴红等在场员工和家属激动得抱头痛哭。

　　“在无人机领域里，技术最先进的是美国、英国和中国。而要看中国最先进的无人机，就必须到贵州”

　　虽然故障让首飞似乎留下了不够完美的遗憾，但也正是这次意外的故障，充分展现了贵航临危不乱的信心和强大的保障能力。空中训练科目原本是首飞后六个月才做的事情，这等于提前做了一次训练。

　　时任二炮副司令张翔和军方等部门人员一起观看了首飞。事后，张翔说，作为一个高科技装备不可能没有一点瑕疵，但是你们临危不乱，不愧是无人机的正规军。

　　杨绍文透露，当时，航天院校也为二炮做无人机，一旦出了故障往往摔机，而且面对故障现场总是陷入混乱，但贵航却沉着冷静。

　　“无人机正规军”的评价来之不易。毕竟，三大高校无人机研发已经做了几十年，而贵航无人机作为一个当初被认为不具备开发条件的企业，最终脱颖而出，“无中生有，从零到最强。”

　　事实上，不仅张翔将军的评价给了贵航莫大的信心，贵航的成绩也给了军方莫大的信心。杨绍文透露，此前军方有多个无人机项目不立项，都在翘首观望看哪一型号的无人机先试飞，没想到贵州率先首飞成功。2008年，WZ-2000正式生产交付装备，成为国内无人机第一型工业化产品。

　　第二型无人机各项性能翻倍；经过改进，实现了察打一体化。2009年11月13日，兰州，某试训靶场，它射出中国无人机精确打击第一孔，在几千米的距离外，弹孔偏离靶心仅1.2米。有人说，“不输给美国的‘捕食者’。”

　　杨绍文自豪地说，“在无人机领域里，技术最先进的是美国、英国和中国。而要看中国最先进的无人机，就必须到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