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摘自《从西点军校到鸭绿江》，作者：哈里J。梅哈福尔(美)，译者：罗丁紫、许志强、马春霞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1945年7月，正值二战结束前夕，1200名紧张而满怀希望的年轻人加入了美国西点军校士官团。四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我们的人数却只有574名。在这四年中，我们接受了国家所提供的最好的军事教育。

　　在军校第一年，我们共同经历了严苛训练，共同为军校橄榄球队史上最棒的几支球队呐喊助威，共同为通过理论课程而努力拼搏。最终，我们也如愿以偿，不仅如期获得学位顺利毕业，还获得了一枚永远标记我们是49届西点毕业生的戒指。这些经历使西点军校的校训“责任、荣誉、国家”融入到了我们自身的价值体系中。“同窗”一词也因此别具一番特殊意义，但就其全部意蕴而言，毕业之际的我们尚未彻悟。

　　至于因何要写这段故事，我也难以说清楚。当然，原因之一在于缅怀那些参加朝鲜战争的 49届西点毕业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场“被遗忘的战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再者，处于一种对卓越的战友、我们的朋友和老师的感激之情，正是他们帮助我们克服了战争中遭遇的种种骇人的挑战。最后，为了重温力图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的一句话“只因它在那里”，有些事情值得书写也只是因为它们曾经发生过，如果无人记录的话，某些事件将会被遗忘，为此所付出的牺牲亦无人理解。

　　事件的发生真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吗？在事件发生数年以后，我所能做出的最好回答便是：我相信如此。至少，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包括我个人的故事，都是如实讲述的。倘若未与实际发生的事件完全切合，那可能是一群毫无经验而经常心存恐惧的军官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来讲述的缘故罢了。

　　1. 从西点军校毕业

　　1950年6月~7月

　　从某种程度上讲，1949年6月7日，当我们从西点军校毕业之时，道格？布什已经是一名传奇式的人物了。二战期间，他离开范德堡大学参军入伍，成为一名18岁的普通士兵。在候补军官学校和伞兵学校完成培训以后，继而跟随美国第82空降师参加海外作战。道格被任命为空降先遣分队的指挥官，提前空降诺曼底，并在接下来的坦克大战中浴血拼搏。后来，他升至陆军中尉，胸前满载着勋章荣耀回国。回国后，他开始准备西点军校的入学考试。

　　在军校期间，道格一度参加了六项校队体育项目——橄榄球、田径、足球、曲棍球、拳击和体操，其领导才能也获得众人的认可；在军校最后一年，他已是校队队长和连队指挥官。

　　西点军校毕业后，道格与一位美丽的姑娘卡罗琳？托马斯喜结连理。这样，他看上去似乎已经无所不有，但其心底仍怀有遗憾：由于曾经在步兵团队服过役，其内心更渴望能到空军中大显身手。故此，一周以后，道格与卡罗琳一同启程前往华盛顿寻求转机。接下来的几天中，他悄然拜访五角大楼，递交转岗申请，希望能到空军服役——但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道格胆识过人，这一点没人怀疑。但他接下来的举动，即便其最好的朋友也为之倒吸一口冷气，因为这需要他拿出比在战斗中还要多的勇气。

　　弗吉尼亚的迈尔堡(美国第三陆军团驻地)1区是美国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雷德利的寓所所在地。一天，他家的门铃响起。勤务兵打开门，只见一位身高6尺1、体重200英镑、有着一头深黑色秀发的英俊军官站在门口。

　　“我是布什中尉，有事求见布雷德利将军。”道格说。经历一番周折，他才被带着去见将军。布雷德利起初因道格的鲁莽行为感到惊讶，不过，这位被称之为“士兵们的将军”不仅幽默风趣，还非常善解人意。告别时，道格已经得到将军的口头命令，答应他转到空军部队，除道格以外，其他6位想调岗的同班学员也获得批准。

　　一年以后，也就是1950年6月，道格已经成为飞行班筛选出来的极少数接受喷气式战斗机训练的学员之一(没有人怀疑，他会克服空军禁止招募身高6尺1的战斗机飞行员的限制)。

　　当然，到此时为止，我们班的西点毕业生已分散到全国各地，境况各异。例如，拉尔夫？巴芬顿，在弗吉尼亚的贝沃尔堡完成工兵课程后，与妻子芭芭拉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梅森堡，半路上却又接到了前往美国驻日本第十四工兵营服役的命令。拉尔夫从工程学院毕业时的班级排名是第15名。这并不让人称奇，一直以来他的课业都很优秀，不仅在西点军校期间，在斯坦福德大学的前三个学期也是如此。倘若没有将大量时间花费在他并不怎么擅长的某些训练上的话，无疑拉尔夫在班级里的毕业排名还会更靠前。许多人将他们能继续留在军校归功于拉尔夫的大公无私，这些接受过拉尔夫帮助的人中有全美的后卫球员阿诺德？加利法。

　　那个月，我正代表诺克斯堡队参加在弗吉尼亚州尤斯特斯堡召开的军队第二届网球锦标赛。以这种方式来结束军队生涯的预备阶段，似乎既适宜又令人愉快。

　　前一天，我已经在第二轮单打比赛中取胜。因为对手是位中校，我只得保持谨慎，避免沾沾自喜。终究，我们几位行事审慎的陆军少尉没有在中校面前骄傲自大。比赛结束后，那位中校向我道贺并邀请我加入他组织的军官俱乐部。

　　令人欣慰的是，在军校4年以及在服务学校1年以后，西点军校49届军事学员最终完成学业和训练，开始步入“真正的”军旅生涯。当时，美国还没有空军学院，我们毕业班(加上勇敢无畏的道格？布什)40%的学员加入空军。其余学员在毕业后半年内去了堪萨斯的赖利堡参加陆军参谋课程。去了赖利堡之后，也就到了1950年初，我们开始分开接受专业训练。步兵去了本宁堡，炮兵去了西尔堡，工兵去了贝沃尔堡。我个人一直被委以坦克手的角色(尽管依照传统的说法，这一军队分支仍被称为骑兵队)，所以，我去了诺克斯堡的装甲兵学院。

　　在各个学院的分支训练完毕后，我们的任务命令也发布出来了。有些人将去边防要塞负责卫戍工作，但绝大多数人在一个月后都被派往海外，如德国、巴拿马、夏威夷，我则去了远东地区。

　　在军官俱乐部的那次宴会上，当我深感荣幸地啜饮昔日的网球对手递上的啤酒时，从广播中听到了惊人的消息：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进入韩国。我把自己将奉命去日本的消息告诉了那位中校。

　　“您觉得如何？”我问他，“您认为这次朝鲜事件意味着我将有机会加入战斗吗？”

　　“哈利，这并不是一次机会。”

　　“中校，这是为什么呢？”

　　“你自己想想看吧。战斗应该由像我这样的国防生来应对。把西点军校的少尉送上战场是个愚蠢的决策，这样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尊崇西点军校，自己也渴望毕业于那里——但你们这些西点军校的人才是如此一笔宝贵的财富，委以普通排长的角色未免有些大材小用。不会的，哈利，毫无疑问，你们终究应做些更为体面的指挥工作。”

　　他是在尝试着安慰我？抑或自己有一种深层的抵触油然而生？无论如何，我觉得他的话未必正确。因为我知道有太多的西点军人最终在二战中马革裹尸。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也不希望他所言即是。挨枪子的想法并不是好玩的，但另一方面，我在西点军校、赖利堡、诺克斯所接受的训练又有何用？

　　6月28日，韩国首都汉城* 已经沦陷。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授权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美军反击敌人的进攻。不管身在何处，西点军校49届学员在接到前往远东赴任的命令后都感到既兴奋又恐惧。尽管不少49届学员在军校之前已经在二战中服过役，但只有少数人亲眼目睹过战斗。现在，正像美国内战期间的士兵所经常说的那样，我们就要“见一见世面了”。

　　7月1日，史密斯特遣部队已经进入韩国，这支特遣部队由21步兵团抽调出的一个营和 52军区抽调出的一个炮兵队组成。4天后，他们在水原地区附近遭到敌人袭击，被迫撤退。此时的形势已经很明了，仅仅靠美国来炫耀武力已无济于事。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包括美国第24师剩余部队在内的其他美国军队也陆续进入韩国。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业余”军队力量薄弱，装备陈旧，训练不足。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得到加强，战事却愈加恶化。史密斯特遣队被朝鲜的坦克和蜂拥而来的步兵团团包围。阵地一个接一个丢失，人员伤亡亦不断攀升，“撤退”一词已经成为美国步兵的常用语汇。

　　在网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遭淘汰以后，我便去新泽西度假。这次假期对于我和妻子珍妮以及我们两个月大的女儿来说太过短暂。一天傍晚，为了好好放松一下，珍妮和我准备去看一场百老汇歌剧——卡罗尔？钱宁出演的《绅士爱美女》。当我们离开剧场时，发现街头报纸都以头条新闻报道美国驻韩国高级长官第24师少将迪恩在韩国南部城市大田失踪的事件。

　　很快，我就要去离西雅图不远的劳顿堡军事基地，这是我前往日本的第一站。珍妮和她的家人将我送到机场。飞机即将起飞时，我们挥手道别，满怀悲伤和忧惧，不晓得即将面临何种遭遇，也不晓得我们何时才能再次团聚。透过机窗，我看到珍妮站在门口。她开始大哭起来。

　　类似的别离场景正出现于全国各地。比尔？穆尔接到命令与拉尔夫？巴芬顿前往同一工兵营，他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度假时获知朝鲜进入韩国的消息。像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他也以为这将是一场短暂的战争。他随车准备了捕鱼器具、高尔夫球棒，原本打算前往加利福尼亚继续度假。当时，比尔？马斯伦德离开北卡罗莱纳前往威斯康辛与其西点军校时的室友罗杰？库尔曼聚会。之后，二人同去西雅图旅游。与此同时，拉尔夫与妻子芭芭拉？巴芬顿已经提前启程，并于7月8日到达横滨。

　　此时的本宁堡军事基地，步兵营的同窗们接到前往夏威夷或日本的命令后也开始启程飞往西海岸。塞西尔？纽曼是一个瘦小、苗条的德克萨斯州人，曾经在二战中获得步兵战斗勋章，因拥有一部16毫米的相机和1卷彩色胶片而洋洋自得。他接到指令要前往旧金山服役。他抱着幼小的女儿拍照完毕后，妻子坚持让他带上相机以记录他的旅程。包括肯尼？米勒在内的许多西点同窗们为了加入空降学院，都自愿放弃部分休假。在进入空降学院之前，肯尼与巴内？卡明斯、考特？戴维斯、迪克？斯托弗回到肯尼在北卡罗莱纳州康考德镇的家中小聚，并为同窗查克？斯皮戴尔的婚礼做迎宾员。在空降学院培训完毕后，斯托弗和斯皮戴尔启程前往欧洲，其他三人则前往远东。

　　步兵营的老兄厄尼？德纳姆和迈克？沃兹沃斯由于他们的妻子临产在即，上级允许其推迟前往远东。他们将在本宁堡军事基地以指导员身份暂留一段时间。

　　杰克？麦迪逊在空降学院培训完毕后，首先在查尔斯顿的西特戴尔军校度假一段时间，他的父亲是这所军校的校长。接下来，在去往西海岸的路上，他在芝加哥偶然遇见了比尔？威尔伯，二人结伴而行前往西雅图。杰克要去劳顿堡军事基地报到，他在等船的间隙顺便去了趟刘易斯堡基地看望一位女孩阿登？亨尼西。女孩的父亲亨尼西上校也已经和他的炮兵部队启程奔赴远东。

　　当时，海斯？梅茨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哈密尔顿基地，他正坐在去往机场的大巴上，即将飞往德国。最后一刻，海斯被人从大巴上拉了下来，告知指令发生变化。接下来，他将前往北卡罗莱纳刚刚投入使用的空降基地报到。尽管还需要一段时间，他最终还是去了朝鲜战场。

　　朝鲜战争爆发时，克莱？白金汉曾写信给战事部门询问其所接到的指令由德国改为朝鲜的相关事宜。由于没有得到答复，克莱便准备带着他的高尔夫球棒和网球拍回到新泽西的迪克斯堡基地。他已经安排好行李托运，却突然接到新的命令，要前往加利福尼亚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报到并乘船去远东。

　　与此同时，49届西点学员卢？鲍曼刚刚从空军转到陆军部队。临近毕业时，卢选择加入空军，这样他可以成为一名飞行员。当他在飞行学院遭到淘汰以后又请求回到陆军部队。朝鲜战争爆发时，他的申请已经得到许可。不久，他便成为一名步兵少尉，并接到指令要去日本服役。

　　在劳顿堡基地，来自各个军事学院的学员重新聚在一起，不仅包括西点军校的学员，也包括通过后备军官培训团获得正规部队授权的学员。我们都刚毕业才一年，对于那些善于搞校园恶作剧的人来说仍然有大显身手的机会，其中，一位后备军官团的毕业生就选中了一名刚刚来服役的牙医，拿其开起涮来。

　　“医生，那是什么？你说你印了两个身份信息牌？那太不可思议了！”

　　“我说过吗？”

　　“哦，当然！这很可能是因为你有一块副牌。一个表明你在场，另一个表明你在开小差。你最好去问问发牌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按照吩咐去做了，认真地从一个办公室咨询到另一办公室，后来才发觉自己被开涮了。

　　我的名字出现在即将乘飞机出发的名单上面，能摆脱在劳顿基地那种急切等待的煎熬，我很高兴。命令显示，与我一起乘飞机出发的有35名士兵和另外两名军官，出于某种原因我被指定为负责长官，但那两名军官中的任何一人都比我的级别高。

　　比彻？布莱恩也在此时乘船启程，根据他母亲的关系，他和《汤姆叔叔的小木屋》的作者哈丽雅特？比彻？斯托还能攀上亲戚。他写信给父母说自己和乔治？托同搭一架飞机。比彻与乔治自从上小学时就认识了，当时他们的父亲都被派驻菲律宾，多年来两家一直保持联系。

　　我打好包，按照指引前往机场报到。一名准尉负责点名。在他后面是一位年轻的下士，他可能乘船去过美国的一些地方，打断准尉问了一个问题。准尉转向他，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看，伙计，这些人都是赶路去朝鲜的。你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吗？”

　　“不，长官！”那位下士咧嘴笑着跳了回去。他绝不愿意被捉入我们这个不幸者的群体中！我们相视一笑，却不晓得到底有何好笑之处。

　　机场上的军机C-54在等着我们，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它们显得有些陈旧，却依然坚固。我们小组登上第一架飞机，每人带着自己的粗呢布包裹，上机后将其放在机舱的中轴线上。我们背靠机舱的窗户坐了下来，罩着帆布外套的座椅排放在机舱的两侧。下一站：阿拉斯加。

　　一小时接一小时过去了，我们的飞机在单调而壮丽的景观中嗡嗡飞过绵延至天际的林海。当我们到达安克雷奇城以外的埃尔曼多夫空军基地时已是傍晚时间，阿拉斯加却依然是大白天。

　　第二天清早，我们向西飞过阿留申群岛，但两三个小时以后又返回埃尔曼多夫基地。空勤队长告诉我：“我们的液压系统出了点问题，看上去我们只能在安克雷奇多待一个晚上了。”

　　第三天早上，我们乘坐另一架飞机开始跨越一片灰白色的结冰水域，这是一段漫长而单调的飞行。机务人员包括一名中校机长，两名队长，一名中尉，两名警卫官。那名中尉是西点军校48届毕业生，他说我们将在基斯卡岛过夜，明天一大早起飞前往漫长旅途的最后一站日本。

　　基斯卡岛的军事基地暴露在寒风中，毫无树木遮挡，凄凉一片，让人禁不住对驻扎在这里的士兵表示同情。那天晚上，我睡在一名海军中尉的营房中，他屋里有一份数天前的《星条旗报》，但从上面能获知一些信息，美国在朝鲜的锦江防线被敌军突破，朝鲜在苏联T-34坦克的掩护下继续向南部发起进攻。

　　我们在黎明破晓时分起飞。那名海军中尉在他温暖的床铺上向我道别问好，看到其他人都离开小岛奔赴战场，他似乎有些失落。在某种程度上，我嫉妒他的安全，但我一点也不羡慕他所驻留的基斯卡岛。

　　飞机起飞后，负责空勤的中尉告知，我们将经历一整天的飞行。再过4到5个小时，我们就会到达阿留申群岛的末端舍姆亚岛，在此短暂停留以补给燃油，然后再飞行10个小时到达东京。

　　“大家有吃午饭的时间吗？”我问。

　　“没有，”他说，“我们在地面上停留的时间没那么长。”

　　“你可否提前通过无线电与他们取得联系，让他们准备些盒饭？”

　　“我会向飞行员咨询一下。”他回答。接下来，我们在舍姆亚岛降落，这是一个在北冰洋上隆起的荒凉而丑陋的岛屿。飞机停在距离周围建筑物很远的地方，我们从机舱中走出来。空勤人员告诉我，飞机加油时他们将去基地操作间，让我告知其他人不要远离飞机。我再次提到午餐，但他们说没时间用餐，也没有提前告知基地人员准备盒饭。对他们来说，我的请求似乎毫无重要性。

　　当一辆吉普车驶过飞机时，有人要求提供餐食。基地的司务长是一名风度翩翩的中尉。他对我们说：“这些人是来用餐的吗？我们都乐意为他们提供服务。”

　　“不是的，”我说，“他们告诉我用餐的话将花费两个小时，我们不会在地面停留那么长时间。”

　　“好吧，如果你们想就餐的话，我们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来完成。你们还有多长时间？”

　　“中尉，我能借用你的吉普车吗？我想去问个究竟。”他的司机带我去了基地操作间，这是一座低矮的灰色活动房，里面并没有空勤人员的影子。

　　“有人知道我们将何时离开吗？”我问。

　　“我想，要等空勤人员用餐完毕吧。他们去了自助食堂。”操作间的警卫告诉我。

　　隔壁就是自助食堂，空勤人员刚刚点完餐。“中校，”我问机长，“我可以带我们的人来食堂用餐吗？基地人员已准备为他们提供午餐。”

　　“不可以，那样不行。我们几分钟后就要起飞。”

　　“带些做好的盒饭如何？否则，我们将一整天挨饿。”

　　“不行，我们连吃盒饭的功夫也没有了。稍安勿躁吧，中尉。”

　　空勤队长坐在桌旁，用一种不太亲切的口吻说：“当然，中尉，即便你们饿了也不能成为我们耽搁的理由。拉把椅子和我们一起入座吧。”

　　我只是怒视着他，然后，将目光扫过所有空勤人员，盯着那位西点军校毕业的中尉。他自然比我更加知趣，两只眼睛一直看着盘子。

　　回到飞机旁，我问司务长多长时间能准备好盒饭。

　　“45分钟后我可以给您送过来！”他说。我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知另外两名军官，让我气恼的是，他们并没有像我这样表示反感。对我而言，照顾好队伍，特别是自己带的队伍(这是我第一次带队)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大概30分钟后，一辆小型公共汽车将所有空勤人员送了过来。

　　“好了，中尉。现在让所有士兵们都各就各位吧。”空勤人员对我说着进了机舱。我什么也没有说。

　　一位名叫埃弗雷特的军官说：“要不我们让兄弟们登机吧？”

　　“再等几分钟。”我说。副驾驶从机舱走下来，告诉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上机。

　　“队长，再等1分钟。”我说，“我们在等盒饭，他们马上就送到。”

　　“很抱歉，中尉。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以避免在日本遭遇恶劣天气。中校希望所有的人都回到机舱。”

　　我焦急万分，士兵们三五成群地站在飞机旁，他们自然明了发生了什么。“队长，我想我们应该等他们送午餐来。”

　　一名警卫官大喊：“中尉，你告诉他。”那位队长一副难为情的样子，他返回机舱与机长商议。

　　埃弗雷特问我：“他过会回来直接命令所有人员登机，你有何办法？”

　　“或许，我应该提醒他，无论级别大小，当飞机在空中时，一切服从机长安排。但当部队在地面时，一切听从地面部队的高级长官。”尽管口里说着，但我意识到，将一名少尉(指自己)说成“地面部队的高级长官”是多么滑稽可笑。

　　突然这时，基地食堂的卡车运着盒饭来了。战友们欢呼起来。对我而言，卡车就像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前来营救的骑兵队。午餐分发完毕，我们迅速登机起飞。结果，东京因天气恶劣而停航，但我们距离那里还很远。

　　我们在日本本州北部的三泽军事基地降落，在那里度过一晚，第二天起飞前往东京周边的羽田机场。卡车将我们从羽田机场运送到德雷克军营，这里曾经是第一装甲团的驻地，兵团前不久被调往韩国。

　　在德雷克军营，暂时驻留的军官们被安排在一个大型体育馆中。体育馆里排满了一列列铁架床，我们的行李放在床下或一侧。体育馆成为西点49届毕业生再次团聚的场所，眼下有25名或更多的同窗在这里。军官俱乐部是人们讨论的主要话题，这里原来为第一装甲团准备的酒水正在打折处理：5美分可以来一杯啤酒，10美分可以来一杯混合饮料或威士忌。

　　那天下午，我们上交了从国内带来的行李包和寄存的所有物件。(我带了一支网球拍，带着它一直横跨太平洋，着实让我感到难为情。)接下来，我们去装备仓库领取了露营设备——头盔、雨衣、水壶，武器等。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中的第一分队已准备启程离开。我与比彻？布莱恩、罗杰？法伊夫以及塞西尔？纽曼交谈了很长时间，他们都将前往第一装甲团报道。塞西尔将他的相机和胶卷寄回家，其中，第一张便是他抱着幼小女儿的照片，现在又增加了旧金山和夏威夷的风景照。塞西尔说：“想想看，我似乎是我们班第一个听到愤怒枪声的人。”*

　　说出“愤怒的枪声”这一俗语再自然不过了。可大家还很难接受这已经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谈话时不得不尽量说得不那么具有戏剧性。莱斯利？柯克和我甚至以此开玩笑，柯克建议我们写信给自己的妻子说：“亲爱的，我们的部队黎明起航。”

　　柯克是我另一位长期相处的好友。在西点军校的预科阶段，我与他一起在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的拉斐特学院学习。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当柯克从意大利空降部队服役归来已经是位小头目时，而我们还过着周末外出饮酒或与伊斯顿的女孩约会的生活。

　　同时离开的还有比尔？穆尔，他原打算去第14工兵营报到，却接到前往日本军营报到的命令。但当他到达日本后发现，包括好友拉尔夫？巴芬顿在内的整个工兵营已经提前3周于7月12号调往朝鲜。

　　一天傍晚，汤姆？帕尔上尉以及其他两人邀请我加入他们去东京的短途旅行。“但是按规定我们不能离开德雷克军营”，我表示反对。

　　“喂，老兄，”汤姆说，“你是少尉，即将参加战斗，他们能拿你怎么样？”这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理由。我们偷偷地溜走，一到东京，便决定去富丽堂皇的总部军官俱乐部，只是被一位彬彬有礼但非常坚定的日本管理者拦在门外，他明确告知我们，这是高级军官来的地方。此刻，俱乐部的经理，一位谦和而威严的退休军官，也是西点军校17届毕业生，走上前来为我们说情。他不仅允许我们进入，当得知我们即将赶赴韩国时，他坚持要自己做东来宴请我们。这是一个温和的夏夜，餐桌摆放在设有精致露台的花园里。日本舞蹈乐队所编排和表演的格林？米勒达到了完美的境地。餐桌上有牛排、葡萄酒，每一个座位后面都站着一名服务人员。我们的主人力图使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夏夜。接下来，我们便返回德雷克军营，路上所搭的一辆烧炭小汽车搅乱了今晚的愉快氛围，因为它每到一个斜坡便咔咔地停下来。

　　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去了佐世保，这是一个位于九州西海岸的军事基地。对于初次来远东的人来说，透过车窗所看到的景致简直美不胜收，非常迷人。不过，倘若我们没有阅读《星条旗报》的话，我们的旅途或许会更加愉快。

　　“盖恩？华尔克说，坚持还是死亡。”《星条旗报》头版头条就这样呐喊。我们从头版头条获知，美国军队已经撤退到洛东江沿线，这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被攻破，正如华尔克将军所言：“我们将会经历美国人所见过的最糟糕的屠杀。”对于我们这些匆忙赶路的部队来说，这条新闻并没有多少吸引力。

　　我们的火车整夜都在前行，穿过了连接本州和九州的隧道，第二天到达佐世保。这时，我们才知道当晚就要乘船出发。我同其他一些人去了法律援助办公室，在那里填写了遗嘱和证明。在当时的情境下，这种做法是非常现实的。接下来，我询问服务俱乐部周边是否有一位天主教牧师，以便让他聆听我的祈祷和忏悔。

　　“这里没有随军牧师，”他们说，“不过，佐世保有位欧洲的传教牧师。我们将试图把他请来。”大约下午5点钟，我们大约有四五百人登上了古老破旧、已被风雨剥蚀的日本“吉羽”号货轮。

　　当我登上甲板时，传教士出现了。他骑着自行车，身上的法衣被磨破了，在微风中肆意飘动。这位神父登上了甲板，聆听了我的忏悔，用温和而理解的神态与我聊了一会，甚至许诺会写信给我的妻子。

　　货轮出发时有些晚点。我们先是沿着海岸线向北行驶了一段时间，后来转向西航行，横渡对马海峡，直奔韩国。

　　广播中播出一则消息，我们从中获知，7点30分一位新教牧师将在主舱内为大家做礼拜。我早去了几分钟，那位牧师知道我是天主教徒后表示非常欢迎我的到来，但他同时建议我为其他天主教徒举行一个祷告仪式。但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做礼拜？无论如何，我将此事告诉了一位工作人员，他说他会广播通知，召集天主教徒8点半集合。

　　在新教徒的礼拜仪式上，我们一起祷告和唱圣歌，接下来牧师发表了一番低调的演说，在我看来，他说的正切主题。他一开始便承认，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处于恐惧之中。

　　“且看看你的周围，”他说，“设想一下，倘若你们这周不是作为一名美国公民奔赴战场，而是作为一名共产主义的朝鲜人民，你们将如何与在这个房间里看到的人相互对抗——他们训练有素、英勇无畏，他们有美国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强大后盾！想一下朝鲜的形势，倘若你们愿意，就进一步想一下谁应该感到恐惧……”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宽慰人心。

　　新教的礼拜刚结束，天主教徒便开始集合，总共大约有50人。我自觉地承担起组织者的角色，说了几句话，尽可能地重复新教牧师的演说主题。在我的提议下，大家一起朗诵玫瑰经。我们临时性的祷告似乎与诵经的内容相吻合。特别是“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这一句与我们那晚在“吉羽”号货轮上的氛围再贴切不过了。

　　第二天起床时，我透过一个舷窗第一次看到了“清晨宁静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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