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忠禧：钓鱼岛是如何成为“日本领土”的

　　“还历史一个真相，这是我写书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最想强调的一点”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陈言报道

　　67岁的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的新书《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一书，10月24日正式推出中文版。

　　这本细述钓鱼岛问题来龙去脉、指出日本外务省在此问题上种种疏漏谬误的《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是2013年6月25日在日本正式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很快就决定翻译出版。村田忠禧说，当时他提出的要求只有一条：全文翻译，不能节译，必须出版一本准确翻译的著作。

　　唯一的变化是，日文版的副标题是“公文书谈到的不便于说的真实”，而中文版的副标题则改成了“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还历史一个真相，这是我写书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最想强调的一点。”村田忠禧说。

　　日本的主要媒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刊登这本书的书评。即便如此，这本书在亚马逊网站上卖得很不错，不少读者热情评价，其中一名读者说要“永久保存”。

　　村田教授说，这本书最直接的相关单位---日本外务省从未就书中内容和他讨论，也未对其观点进行批评，“完全视若无睹”。

　　1885年，冲绳县令西村三坚持认为钓鱼岛“有争议”

　　《瞭望东方周刊》：钓鱼岛问题，你在写书时是如何切入的？

　　村田忠禧：我把书的焦点聚集在了1885年，特别是一个名叫西村三(1843~1908，日本武士、官僚、政治家)的人身上，他是第四代冲绳县令。

　　关于“岛”的问题，在1884年日本与清政府进行过一些交涉，到了1885年12月5日，日本政府认为交涉过程过于麻烦，正式决定不再谈判此事。作出这个决定的是外务卿(后改称外务大臣，即外交部长)井上馨。

　　这其中西村三起的作用相当大。他先在9月22日向首相山县有朋提交上申书(报告)，认为该岛问题较多，特别是从历史上看，和中国联系非常紧密，日本此时将该岛据为己有比较困难。

　　在上申书中，他特意提到《中山传信录》等内容，说从该书的记载看，常在福州与琉球之间往来的人都非常熟悉这个岛屿，并非不为人知的无人岛。

　　《瞭望东方周刊》：日本外务省一直强调的是，日本政府是先派人去调查、明确知道是无人岛后，才将岛屿划归日本的。

　　村田忠禧：我在书中对日本的调查过程作了考证。当时的日本政府要求西村三去调查钓鱼岛和大东岛(大东岛在冲绳以东约300公里处)。西村在8月马上就派人去大东岛调查了。但钓鱼岛他坚持认为有争议，没有派人去调查。

　　《瞭望东方周刊》：那西村是如何回应上级指令的？

　　村田忠禧：这期间西村给山县首相发去了报告，认为有争议，需要高层判断。这封信9月到达东京，山县让井上外务卿处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身在一线、熟悉情况的官员，西村认为日本不该对钓鱼岛做调查。

　　我在读史料的时候，还注意到当年9月6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台岛警信”一文，已经对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举动有所警觉。

　　《瞭望东方周刊》：但按照日本外务省的说法，西村最后还是派人去调查了。

　　村田忠禧：对钓鱼岛的“调查”和对大东岛的不一样---到了10月，一艘路过那里的船顺便做了调查，时间大致是6小时，从上午8点到下午2点，其中登上钓鱼岛的时间非常的短暂。而且这次调查只是看了钓鱼岛群岛中的一部分，西南部的一些岛屿由于风势很大，未能直接登岛。

　　《瞭望东方周刊》：日本外务省强调过这次调查。

　　村田忠禧：外务省的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去调查了很多次，而且是明确了不属于中国后才宣布为日本领土的。但我看到的史料是，只去调查了6个小时，而6个小时是不能完成对一个群岛的全面调查的。

　　《瞭望东方周刊》：此后似乎还有人提议当时的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建一个“国标”(国家标识)。  

　　村田忠禧：西村是不赞成建设“国标”的。我从记录当时官员行动的《官报》上看，西村是在11月返回那霸的。当时冲绳县有人用西村的名义，向政府建议在钓鱼岛建设“国标”，但从时间上看，西村本人当时并不在冲绳，东京也没有给这条建议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是上交给东京的文件，副本留在了冲绳，现在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副本，但那该不是西村本人写的，也没有政府正式回复的记录。

　　我估计，西村在东京看到了这个文本，发现其内容与自己的想法不一样。他一直认为，这个岛一定会引发与清政府之间的纠葛，日本因此不该宣布为自己领土。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发生冲绳县令不在岗位时，用其名义向政府提交建议这样不合规矩的事？

　　村田忠禧：当时日本已经开禁，日本人可以出国，很多人认为这是个机会，迫切希望立即外出开拓，心态相当着急。

　　甲午战争以后，情况起了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但到了10年后的1894年，中日发生了甲午战争，情况似乎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村田忠禧：到了甲午战争时，日本方面反而不急于谈钓鱼岛问题了。1894年10月前后，日本在战场上明显占有优势，清政府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日本政府想的是，不仅要把台湾收为己有，还要逼迫清国把辽东半岛割让给自己。当然辽东半岛最后因为国际干涉，不得已还给了清政府。

　　到了这个时候，由于国力悬殊，钓鱼岛已经不属于“交涉”内容，日本政府觉得直接收归就可以了。所以在《马关条约》中，并没有直接提及钓鱼岛。

　　《马关条约》规定台湾划归日本，但对钓鱼岛归属问题并没有直接说明。可以认为，钓鱼岛是在这个时候被日本趁机据为己有的。

　　《瞭望东方周刊》：日本外务省强调过，1920年中华民国驻长崎的领事曾给日本政府发过感谢信，其中提到钓鱼岛。

　　村田忠禧：当时中国渔民在钓鱼岛附近出事，被日本救助后，中国外交领事确实给日本发过感谢信。但并不能因为有了这封感谢信而且其中谈到了钓鱼岛，就说钓鱼岛是日本的。

　　《瞭望东方周刊》：1951年联合国在旧金山与日本签订和约时，是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的？

　　村田忠禧：中国参与了签署《开罗宣言》，也是《波茨坦公告》的签订者之一，但中国政府没有在《旧金山和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与日本签订的和平条约，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的战后地位问题，厘清战争责任所衍生的国际法律问题---编者注)上签字。

　　“对于1885年和1894年前后的日本，中国的研究还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日之间一直没有谈领土问题？

　　村田忠禧：1945年以后，美国占领了冲绳，以钓鱼岛为轰炸训练的目标。中国在那个时候应该可以向美国抗议的，但没有做。

　　对于1885年和1894年前后的日本，中国的研究还不够，对于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变化也是如此。

　　我在日本收集资料时，看到萨摩藩(日本幕府末期西南大藩之一，位于九州西南部，领有今天鹿儿岛县和宫崎县的一部分)的一张地图，那是一张非常精确的地图，对萨摩藩的领土用不同颜色标记了出来。地图说是萨摩36岛，但我数了一下，至少有80个以上的岛屿，但里面没有钓鱼岛。可见在萨摩藩看来，钓鱼岛还是无主岛。对于这样的史料，中国学者的收集及处理能力，还有不少欠缺。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介绍一下你是如何收集史料的？

　　村田忠禧：我在2004年曾经写过一本关于钓鱼岛的小册子，后来觉得一本小册子实在不能把日本与中国的问题说清楚，于是决定再次重新收集史料，特别是外交史料，认真研究钓鱼岛问题。

　　我使用的史料全部是日本国家机关正式公开的内容，来源为“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资料。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学者能否接触到这样的日本一手史料？

　　村田忠禧：我是完全通过网络来查阅这些资料的。从中国用互联网查阅，可能速度会慢一些，但是能够查阅到的。特别是日本在亚洲史料方面公开得非常多，日本国会图书馆也在加强史料的公开，明治16年(1883年)以后的官报全部可以通过网络阅读。西村三的动向，他个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判断，其上申书的真伪等，均可以在阅读官报后，作出相关的考证来。

　　《瞭望东方周刊》：史料读起来一定很辛苦吧？古代日语与当代变化不小，读起来也会很累人吧。

　　村田忠禧：从电脑屏幕上看那些史料，会让人非常的疲惫。很多时候我会打印出来，一点一点地读。过去的很多文书是手写的，辨认字体非常费时费力。辨读史料是个力气活，需要能忍受寂寞，有时候看很多天，不一定能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但学者仍然应该在史料上下功夫，去寻找真实的历史。

　　《瞭望东方周刊》：日本政府在公开史料的时候，没有进行挑选吗？

　　村田忠禧：当然会进行挑选的。但日本和美国不同，很多机构在把史料上载到网络上以后，原始资料反而就废弃了，同时有不少未公布的史料也就一起废弃了。美国会一直保存这些史料的。比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史料，特别是和战争有关的史料，相当多的内容已经被废弃。我们能看到日中战争时的非常详细的史料，但却看不到翔实的太平洋战争史料。

　　《瞭望东方周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找整理历史故事，你怎么看这个工作？

　　村田忠禧：我觉得这如同在垃圾箱中找宝石，当你在史料中找到最想找的内容时，就像突然之间找到了宝石一样。

　　为了写这本书，我打印的资料堆满了书房。过去我见客人的时候，会带他们去书房，现在我连自己找个迈步的地方都困难。为了写书，我每天都埋在这些文稿中。

　　“我希望在日本参议院选举前把书拿出来”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4年开始关注钓鱼岛问题，到2012年6月再度出书，你收集资料的时间很长。

　　村田忠禧：这次出版的书只是用了所收集资料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资料没有使用。也有一些写好的章节，我自己不满意，所以没有加入到书中。本来想再花一些时间考证的，但眼看着日中关系一天天在恶化，我希望在日本参议院选举前把书拿出来，这样在6月终于推出了这本书。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盛赞过你的这部著作。

　　村田忠禧：但我自己还是觉得这本书对日本政治家的影响不大。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多没有用上的史料，该如何处理呢？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村田忠禧：我会去查阅更多的史料，把焦点放在战后，去考证战后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演进。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村田忠禧：还历史一个真实。很多已经公开的资料，经过各种整理，带上了国家、民族或者是学者本人的色彩。

　　《瞭望东方周刊》：在史料方面你还能找到新突破点吗？

　　村田忠禧：我现在用的史料还主要是日本方面公布的内容，中国已经颁布了档案法，但目前公布的档案还不多，对于考证历史的来龙去脉还很不够用。期待中国方面未来能公布更多的档案，这样，真实的历史也就离我们更近了。

　　“毛泽东专家”村田忠禧

　　在编辑《毛泽东思想月刊》的同时，村田努力从史学家井上清等那里学习“历史观点”，并以此来分析中国，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成为他一生研究的主题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陈言报道

　　村田忠禧，1946年生人，东京大学毕业。

　　上世纪60年代选中文的人实在不多。在东大学外语时，英语为A班，法语B班，中文为E班，村田在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自然也是E班的学生。这个学生数量并不算多的E班，却培养了一大批日本著名的“中国通”，如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矢吹晋，曾获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横堀克己等人。而在村田之后，研究中文和中国问题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我那年选中文的时候，班里同学人数达到了40人，之前能维持20人就很不容易了，”村田后来回忆说。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大知道《李双双》、《烈火中的永生》、《英雄儿女》这些电影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之间还非常缺少交流的时候，大学生村田忠禧曾无数次看这些电影，甚至可以把一些电影台词背诵下来。每每谈论起电影中的那些完全不同于日本人的中国英雄人物，他都会心潮澎湃。

　　村田毕业的时候，日本正遭遇石油冲击，很不景气，工作不好找。1971年，有一家月刊需要编辑，名称很响亮，叫《毛泽东思想月刊》，大学生村田到这里当了编辑。这一年他第一次来到了只在电影上看过的中国。当时“文革”还在进行，他在中国参观了韶山，到北京见了负责日本事务的外交部顾问张香山，和给周恩来当翻译的林丽韫。

　　“那个时候的中国，所到之处干净卫生，人们彬彬有礼，让我们特别感动。”村田回忆说。电影与现实的中国，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他坚定了继续研究中国的决心。

　　在编辑《毛泽东思想月刊》的同时，村田努力从史学家井上清等那里学习“历史观点”，并以此来分析中国，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成为他一生研究的主题。

　　直到1975年。月刊开始办不下去，村田失业了。

　　“以东大毕业的学历，找一份体力活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省略了高中以后的学历、职业经历，直接去印刷厂当了一名排字工人。”村田于是自我“下放”，去了一家名叫“真兴社”的作坊，和那些中学毕业的排字员一起苦干。由于识字范围大大超过同事，他很快从挑字的捡字员“升”到了排版工。

　　“我对挑字、排版作过不少改革，让工作效率高出了很多。”至今村田还把那段经历看作人生中很辉煌的时刻。

　　主动“下放”一年半以后，村田觉得自己还是想回学校读书，重拾对中国和毛泽东的研究。当时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曾有著名的议员来找他做秘书，但村田谢绝了这些邀请，在1978年再次走进东京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

　　此时，从中国传来的信息已经开始多了起来，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村田觉得中国要发生大的变化。他仍然研究毛泽东，打算从学术角度重新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1921年到1930年的年轻毛泽东。

　　硕士论文写出来以后，村田的指导教授丸山松幸给予了高度评价。“丸山教授是很少夸学生的，他看了我的论文后，开口就说，该出版一本书的。用最高方式评价了我的研究”，村田说。这一句话让村田在东大又多学了三年，直至完成博士课程，研究对象还是毛泽东。

　　1985年博士毕业后，他留在东大当助教，1987年去横滨国立大学当了副教授，“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直是他的研究对象，他曾把《毛泽东传》译成日语。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日关系成为村田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现代治国论---从蒋介石到胡锦涛》(与许介鳞合编，勉诚出版社)、《尖阁列岛。钓鱼岛争议---对21世纪人们智慧的考验》(日本侨报社)等。在日本，他以坚持“历史真实”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