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0月26日报道，原题：《中国新海军战略主导海上大演习》，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

　　文章称，自10月18日起，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代号为“机动-5号”的远海实兵对抗演习，演习将持续到11月初。

　　文章指出，在这次演习中，中国海军将基于现有作战指挥体系和武器装备，采取实兵自由对抗形式，检验水面舰只、潜艇、战机和岸防导弹等兵种和兵器的实战性能，演练远海作战和训练的重难点问题。由此可见，演习将涉及海军水面、水下、空中及地面各兵种和兵器。就指管通情(指挥、管制、通信与情报)作战要素而言，不仅止于此，如此规模的演习必然还同由中国侦察、通信、导航卫星提供的空间能力的运行密切相关。

　　文章认为，中国是在寄望于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的战略评估下，决定举行这次海上演习的。

　　中国海军北海、东海和南海三大舰队均参加了这次演习，而且是从远隔数千公里的不同军港出发，在预定时间抵达西太平洋的不同海域，按期举行不同科目的实兵对抗演习。文章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最远海域举行的最大规模海上演习，不用说实兵对抗的具体科目，即使就指管通情有效运转，使得演习得以如期顺利举行，就是一项特别复杂的系统工程。演习难度之大，得未曾有。

　　有专家认为这次演习是对美日韩三国10月早些时候在黄海举行的海上演习的回应，文章指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首先，大规模军事演习都是由各军兵种、各相关部门协同拟定演习计划，经审定并批准演习计划，再由演练导演部门执行跨军兵种、跨部门的协调，并同地方进行配合，这要花费大量时间。像这次空前规模的海上演习，从作出决策，到18日演习启动，非半年不办。根本不可能在数日内即诉诸演习的形式对美日韩三国黄海演习作出回应。

　　文章认为，与其说三国黄海演习是此次海上演习的决策背景，不如说去年以来东京在钓鱼岛争端上的立场过于决绝，甚至变本加厉，而美国对此争端的立场从暧昧反复转而倾向于东京，事态演变的趋向愈发令北京不安，这才是海上演习的决策背景之一。

　　文章称，中越两国关系10月获得改善，也印证了北京的有关决策。中越两国15日发表《新时期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切实管控好海上分歧，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用好两国外交部海上危机管控热线。这说明在上述决策背景下，北京决定在南海收缩战线，以强化在东海方向争端上的立场。

　　其次，若谓这次演习是对三国黄海演习的回应，显然低估了其战略意义。文章认为，演习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主旨是检验新海军战略，而正是新海军战略主导了这次演习。

　　文章指出，中国海军战略发生过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海军战略是“近岸防御”，海军发展重点是“空潜快”。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制定了新的海军战略，即“积极防御，近海作战”，简称为“近海防御”，并确定了海军作战的七项原则和三种主要作战形式。

　　文章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急剧增强。中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快步走向国际社会。随着国家对海洋经济开发及对外贸易扩大的进展，都将要求海军跳出“近海”的圈子，能够远离海岸，能独立在大海上履行作战使命。

　　文章认为，新海军战略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