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歆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中国的发展与G20的未来”……火热的夏天，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一场同样火热的研讨会，碰撞出理性睿智的火花。22日，来自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智库代表，以“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为主题，深入坦诚直抒胸臆，特别是阐述了他们眼中的“中国角色”。

　　中国在2025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应该积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5年前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这一深刻经验教训。”研讨会现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无疑是全场的焦点。

　　这位81岁高龄的著名学者，曾经入选10位“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多年前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他，为了表示对师生的尊重，不顾年迈，坚持站着发言。

　　“中国在2025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欧元、美元、人民币将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三大货币。”罗伯特·蒙代尔表示，“为了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货币体系，我早在2007年就呼吁，应该将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体系，与欧元、美元组合在一起，建立一种新型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确保汇率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因为不管贸易额还是融资额，中国都应该包含在这个体系内。”

　　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将是很好的“试验田”

　　同样来自“金砖国家”，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菲略特别关注中国经济的转型，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速进入7%平台后，中国经济将如何发力，更是他关注的重点。

　　“通过近期密集推出的改革措施来看，中国政府将致力于向新增长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经济将更多地依靠国内家庭消费和企业创新能力。”菲略说，“从目前来看，很多中国企业已经开始适应这一转型，逐渐向生产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以及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产品发展。”

　　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菲略坦言，虽然现在预测中国经济转型成功还为时过早，但是基于中国经济良好的基本面以及适应国情的改革措施，他非常看好这一转型。“很多新兴经济体正在寻求评估替代发展模式，而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将会是很好的‘试验田’。”

　　世界将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

　　“我长期关注中国的‘全球角色’。”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科顿表示，“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的贡献良多，特别是在应对区域性乃至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体现了一种负责的态度。”

　　科顿教授认为，一个快速增长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生产者，而不仅是全球金融的消费者。通过三次金融危机的考验，随着日本等国的经济停滞，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安全屏障。“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转型措施的推出落实，世界必将继续分享其改革发展的红利。”

　　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之中，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势头遇到诸多难题，全球增长的可持续道路曲折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否还应由西方国家来主持应对？各国应该如何通力合作，共同实现经济复苏？就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

　　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应成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核心价值

　　记者：陈校长，前不久贵校邀请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智库专家，进行了以“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这是否在释放一种信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必须依靠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携手合作？

　　陈雨露：是这样的。要应对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和挑战，仅靠每个国家的单独努力是不够的，仅靠政府一个层面的工作更是难以为继的。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从官方到民间多层次立体化的对话与协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世界经济共同走出危机的必由之路。作为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枢纽，智库对于每个国家的政策选择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在世界需要更加密切地沟通与合作的大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的智库之间加强协商、增进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记者：面对全球的智库专家，您认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陈雨露：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几年来积累了很多经验，当然也有不少教训。2008年至2012年，中国贡献了全球新增GDP的约44%。中国应对危机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我认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应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核心价值。

　　任何一个经济体想要单独摆脱危机，在当今时代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记者：我注意到，面对金融危机挑战，您多次提出“大金融”的概念，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陈雨露：大金融促进共同繁荣。任何一个经济体想要单独摆脱危机，在当今时代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全球经济共同走出危机，需要建立一个大金融合作框架，促进全球宏观政策的大协调。建立一个全新的大金融合作框架，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该框架还应包括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的相互协调机制及监督机制，并使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记者：正如您所说的，促进经济稳固复苏是当前国际社会的首要关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这是否意味着只有通过大合作才能实现经济繁荣？

　　陈雨露：的确如此。面对共同的挑战，各国应加强合作，在追求本国利益时也要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竞争性货币贬值是以邻为壑，是死胡同。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需要更多地体现新兴经济体的关切，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大合作，还需要建立一个全口径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全口径的金融监管对象应涵盖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全部金融机构，按照全口径的统计制度实施综合监管。

　　依靠创新驱动，带来更有质量和竞争力的发展

　　记者：面对诸多挑战，您认为推动大金融、大合作的关节点在哪？

　　陈雨露：大治理保障共同繁荣。加大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一个业已全球化的世界才能共同走出危机。世界经济实现复苏、中国打造经济升级版，都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带来更有质量和竞争力的发展。把创新与改革更好地结合，我们就能赢得发展的未来。从根本上看，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充分发展，使世界范围内有效需求增长未能跟上生产力发展步伐。我们认为，应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联合国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世界共同繁荣。

　　本报记者 宋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