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钓鱼岛海域撒下100面中国国旗，航海家翟墨8月初这一“撒”所引起的轰动，或许比他2009年自驾帆船完成环球航行的壮举还要引人注目。是什么动力让45岁的翟墨从一名孤帆孑影的水手、纵情笔墨的画家，转身为一位热心“保钓”的勇士？航海在他眼中还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吗？他还将驶向哪里？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时报》21日联合环球网专访了翟墨。

　　环球时报：你的船被命名为“姜太公号”，有什么寓意吗？

　　翟墨：是专门为这次去钓鱼岛起的名字。“姜太公”不仅中国人熟悉，日本人、韩国人也知道。我为船起这个名字，正应了那个典故：姜太公钓鱼，意不在钓鱼。

　　环球时报：怎么想起在钓鱼岛海域撒国旗，这样做的意义在哪？

　　翟墨：我最早的计划是上岛插国旗，但船行驶到距钓鱼岛3海里时就不被允许再靠近了。其实无论是登岛还是往海中撒国旗，都是想表明中国人对钓鱼岛主权的态度。

　　环球时报：你说过你喜欢探险而非冒险，你想到过登钓鱼岛会面临哪些风险吗？从距岛多远开始有了中国海警船护航？

　　翟墨：从距钓鱼岛30海里处，就有海警船向我驶来，有中国的，也有日本的。当我的船行驶至距钓鱼岛12海里处时，就只有中国海警船为我护航了，我很满足我可以把船开到距岛3海里处，可以说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行驶到距钓鱼岛那么近的地方。

　　环球时报：你这次赴钓鱼岛之旅和之前的台湾、香港的“保钓”行动有区别吗？

　　翟墨：我认为首先是船只不同，我驾驶的是竞技帆船，在国际海洋法公约中有大船无条件避让小船的规定，这让我的船能更自由地去想去的地方。另外我习惯于个人驾船探险，包括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人为设置的障碍，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

　　环球时报：“挺进钓鱼岛”让航海这项运动附加上政治意义，你认为体育和政治应该分开吗？

　　翟墨：最开始我也没有太强的海洋意识、海权意识，但随着我环球航行的经历不断增多，我深刻地感受到那种漂泊在海上时对祖国、对故土的思念之情，特别是当你停靠到异国他乡的海岸边，那里的中国人像见到亲人一样的迎接你时，你不可能只简单地把航海当成一种运动。

　　环球时报：你早期的航海之旅好像有为艺术创作观察土著人生活的目的。

　　翟墨：我一直把航海当成一种载体，它能带着我去体验世界不同的地方。就像中国古代绘画界说的“搜尽奇峰打草稿”， 航海为我的艺术创作积累素材，激发灵感，我把它当做一种修行过程。在我的眼中，我从未把航海和艺术创作分开来看。

　　环球时报：单人环球航行对一般人来讲太遥远，有什么更易于一般人参与或接触海洋运动的方式吗？

　　翟墨：航海运动有很多种形式，选择单人环球航行更多是因为我的性格，也许跟我从事艺术创作有关，它一定是一种靠个人完成的工作。像美洲杯，沃尔沃帆船赛这类顶级航海赛，强调的是团队合作，同样很有魅力。对普通人来说，首要的不是选择哪种玩法，而是把自己先“扔”到海里，只有当你真正远离近海，置身于大洋当中，你才会体会到航海运动的独特魅力，从而爱上它。目前在舟山群岛海域开展的中国古体帆船海洋旅游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它不仅让普通人体验了远海航行，也领略了中国航海文化。我一直认为中国不仅有黄色文明，也有蓝色文明，只是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大多来自海上，所以我们不愿过多提它。中国现在应该有再次面对海洋的自信。

　　环球时报：在你的航海历程中，最害怕和最欣喜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翟墨：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横跨印度洋的航行，当时我的主舵突然断了，我靠手划船划了7天7夜后闯到了美军基地，他们把我扣了一天一夜后把我放了。其实那时也说不上害怕，划了7天7夜船能见到人就已经不错了。我最欣喜的旅程是去南太平洋，我跟那里的土著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跟他们学叉鱼，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那里是真正的天堂。

　　环球时报：能透露你的下一个航行目标吗？

　　翟墨：环球航行结束之后，我就把目标定在了南极和北极，我一直在做这方面准备。(记者 邹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