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瑜 秦培栋

　　题 记

　　无论显赫或卑微，每个人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用生命的痕迹记忆着过去，哪怕是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那些用手中镜头记录一段段难忘历史的军旅摄影师们，在尊重历史的原汁原味时，也融入了更多个性化的情感和行为方式——他们创造了历史，却浑然不知，他们定格了历史，却不以为然。他们只知道，作为军人，命令下来的那一刻，就是抱起手中的“武器”，冲啊！

　　张世鸿：用彩色胶片拍摄阅兵第一人

　　他板直的坐姿让人感到一位老军人的风骨。即便身体已被岁月的沧桑浸染，但透过他的话语，仍能体味到军旅摄影家不变的爱国情怀。眼前的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曾在战火硝烟的前线穿梭拍摄，将后勤保障战线的大批摄影资料送到后方。他还接受过秘密任务，进入某地连续工作了701天……

　　都说他的镜头弥足珍贵，记录下了新中国成立来无数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就是张世鸿。

　　与他面对面相坐时，周围的人都亲切称他张总。因为他是八一厂许多电影和纪录片的总摄影。

　　他今年70多岁了，但身子骨出奇的硬朗。他拍着胸脯笑着说：“这是常年扛着笨重的摄影机，走南闯北锻炼出来的军人体魄。”直到现在，张世鸿还是不服老，想着跟腾安庆(1999年《世纪大阅兵》总导演)比拍黑白片，看谁拍出来的镜头最棒。

　　追忆是从1956年10月1日的阅兵式开始的。张世鸿说：“八一厂当时正在拍一部关于苏加诺访华的片子，没想到苏加诺也去参加检阅了，我们就跟到阅兵式上去拍。完全是一种巧合。”

　　“那年的阅兵下着雨，元帅们都换上新授衔的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部队。方队从雨中走过，那齐刷刷的队形，那官兵身上散发出的雾气，特别美，也特别令人神往。”张世鸿回忆起50多年前的场景，就好像刚刚发生过。

　　“我出发前就想好了，这一神圣时刻要用彩色胶片拍，但是阴天，又有一种担心：用彩色胶片拍下雨的场面，会不会砸锅？因为那个年代谁也没用过彩色胶片，心里没底。当时现场还有其他电影厂的摄制组，他们保守，不敢冒险，就用黑白胶片拍。我天生胆大，决定破天荒使用彩色胶片。我知道这是一次性拍摄，方队走过去了，再想弥补是不可能的。结果拍出来一对比，我兴奋地叫了起来。黑白片拍得雨天灰蒙蒙的，几乎看不清楚，而彩色胶片拍出来的，层次感很强。搞摄影的都知道，头一次用彩色胶片拍大场面，最难掌握的是曝光时间，否则就会一片模糊。没想到，稀里糊涂成功了。”

　　更让张世鸿想不到的是，10年后，美国出现了“新彩色摄影”理论，一个叫做威廉·埃格尔斯顿的摄影师提出要使用彩色胶片拍摄“严肃题材”，而另外一位萨丽·奥克莱尔的摄影师则认为，彩色胶片在上世纪60年代依旧没有成熟，他的理由是，彩色胶片反映的主题色彩过于夸张，很难把握，弄不好会拙劣地表现世界，无法真正用镜头构建世界。在一片争论声中，“新彩色摄影”理论诞生了，并被归结为是美国摄影师开创了彩色摄影的新时代。

　　然而，让美国人想不到的是，大洋彼岸的中国八一厂的摄影师们，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将镜头对准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并将彩色摄影这“难以把握”的主题色彩神奇般地把握住了——在蒙蒙雨中如实并严肃地营造出了一个绝佳的视觉语言和影像效果。如果美国人得知的话，恐怕就不会武断地说是美国摄影师开创了新彩色摄影的时代。

　　1984年，小有名气的张世鸿，被八一厂作为总摄影，负责拍摄当年《国庆阅兵》纪录片。那时，张世鸿拍摄技术和经验首屈一指，厂领导之所以把这么重的担子压给他，看中的是他的业务。其实，从表象看，张世鸿长得很年轻，怎么看都不像个领导。但张世鸿是一个有激情、有责任心的人，拍摄准备期间，他提出一个主导思想：今天的历史是留给后人看的，面对大阅兵这样的重大而又严肃的历史题材，真实纪录当时的情形就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人负责。因此，他和摄制组同仁讨论再三，最终决定用传统手法纪录阅兵全过程。

　　他清晰地记得：“阅兵那天，邓小平主席的讲话刚结束，全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随之，出现了一点间隙性的平静。伴随一声‘分列式开始’的口令，令人瞩目的受阅部队开始通过天安门——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和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如同大地上滚过的惊雷。由于当时器材落后、笨重，没有同期录音的条件，所以现场声音都要后期加工。我要求每个摄影师凭印象记住阅兵全过程的所有细节，以便事后注入现场声音效果时，严丝合缝。果然，片子制作出来一看，比现场更逼真，更有气势。一位我多年的老战友跟我说：‘我就喜欢听你配的这些声音，真切动人。’”张世鸿说到这里，脸上明显露出了自豪感。他的妻子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你这些事有什么值得吹的啊？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嫁给了一名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但从她说话的表情中，能感觉出作为军人妻子的骄傲和自豪。

　　张世鸿笑了，指着他的妻子对笔者说：“她也不容易，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需要到处跑，她在家里一个人带孩子。抗美援越的时候，我出去了两年，中间没通信，她都撑过来了。现在年轻人不会理解，两年不通电话不写一封信是什么感觉。”他妻子笑着说：“嫁给搞新闻纪录片的女人不都这样！”看着互相打趣的老两口，笔者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温馨和彼此的信任。也只有经历过磨难的感情，才能如此沉静和深邃。

　　王建国：拍摄《世纪大阅兵》是场战斗

　　1999年10月1日，是祖国50岁华诞，恰逢世纪大阅兵。全国人民对这一天都充满了期待。

　　值得欣慰的是，由于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使亿万观众当天就收看到了阅兵实况。可是，也因为电视转播的局限，许多镜头无法兼顾。正是八一厂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世纪大阅兵》，弥补了这一缺憾。

　　《世纪大阅兵》的总摄影师王建国回忆：“那真是如同一场战斗，每个摄影师都是士兵，时刻经受着考验。那年遇到了腾安庆这样一个好导演是我们摄影人的福气，他很有魄力，很能张罗，既有亲和力，又有聪明的头脑和领导魅力。当时厂里的要求只有一句话：拍摄一部让观众喜欢且震撼的纪录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想而知有多难。为寻找《世纪大阅兵》的创新点，腾导绞尽脑汁地先从纪录片的片头开始寻求变化。他事先领着摄影师们跑遍了北京城，拍下了许多展示国威军威的精彩镜头：故宫的大门在威武的锣鼓声中打开，寓意国门打开，中国人走向世界。还有黄河的壶口瀑布、清华的纳米技术、国防大学的上将和中将们在现代化电教室的沙盘前作业、硕士生和博士生从清华大学的大门一拥而出……尽管有些镜头最终在审查时被拿掉了，但片头还是一改过去从天安门拉开的固定模式。”

　　对于拍摄中遇到的艰难，王建国更是记忆犹新。他说：“最揪心的是下雨。没想到，9月30日那天真就下起了雨，让所有在场的人心焦不安。据说气象专家们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对50周年庆典活动当日的天气进行过预测和分析，并准备在必要时人工驱云，但到了那天就是雨下个不停，谁也说不好何时才能多云散去见晴天。制片部门买来了雨衣、雨布，摄影师们带上了‘快片’(一种适宜阴雨天使用的胶片)，准备打持久战。冷雨伴着秋的寒意阵阵袭来，冰凉沁骨。摄影组在金水桥等多处设了器材集散点，器材箱下垫一层雨布，上面再盖一层，看守的几个人则穿着雨衣打着伞在雨夜里站着。这一夜，天安门广场的各个方向，都有《世纪大阅兵》摄影组人员在彻夜值班看守机器。”

　　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一支部队，命令一下，所有人就必须到位，每位同志必须保证完成任务。导演部门事先绘制了完整精确的机位图、统筹图，写出了每一台摄影机的分镜头，所有内容都同时有3至6台摄影机做不同景别、不同角度的拍摄。除完成各自的分镜头外，摄影师还根据现场变化，不失时机地抓拍一些精彩内容。王建国说：“按阅兵指挥部的要求，我们的机位由58个一次次递减到最后的29个，机位图也反复画了许多张，每一张都很细致，不厌其烦地标出摄影机和小汽车等实物图像。当机位图拿到阅兵指挥部时，审查者都竖起拇指夸奖：‘到底是八一厂，真是正规、严格！’腾安庆对全厂的摄影师了如指掌，他按照每个人的特长进行了分工，力保每个镜头都尽善尽美。”

　　“负责拍摄中央领导人讲话的王保权，在阅兵式即将开始前试机时，电瓶突然短路起火，一股白烟腾起，瞬间烧焦的胶皮味弥漫了全场。安保人员怕出危险，索性把他给赶了下来。好在我们事先有预案，下面有专人接应，赶紧给他换个备用电瓶，又给安保人员做了一番工作，才再一次进入现场。当时吓出我一身冷汗，军委主席的讲话差点拍不到了。王保权拍完之后，整个人瘫在地上，也不知道是累的还是吓的。”王建国今天说起这些，仍然心有余悸。

　　最难办的是一个人跟拍，常常手忙脚乱。王建国记得，当时王迎军扛着摄影机，从纪念碑后面出来，一路小跑跟拍到升旗的地方时，一卷胶片就用完了，他只好跑到军乐团指挥平台旁，将事先隐藏好的另一台机器扛起来继续拍。胶片拍完了，再回来给两个机子同时换片。多次反复，阅兵式快结束时，他已累得端不动机器了，只能趴在地上拍。

　　王总对他指挥的兵的表现，异常满意，他说：“大家都很卖力啊！董亚春拍摄阅兵村时，一会儿趴在地上，一会儿爬上高台，只为拍出好镜头，顾不得自己的形象。站在历史博物馆顶上的桑华，临场发挥的很出色，他用长镜头把海军在进入东华表之前的7步走，拍得相当漂亮，加之，海军服装是白裤子蓝上衣，飘带随风而动，像波浪滚滚而来。我安排两台摄影机拍摄江主席检阅部队时的一举一动。给我们开红旗轿车的司机叫辛亦农，他的技术很好，为保持车距，他一边要随时盯着驶在前面的中央电视台摄影车，一边还要在反光镜中瞄着江主席的检阅车。他完全专注于自己手中的方向盘，以至于他像是根本没听到检阅部队惊天动地的吼声。”

　　《世纪大阅兵》纪录片完成了，王建国长长地舒了口气。坐在剪片室的平台前，看着一个个精彩的镜头，他心里乐开了花。他说：“这部纪录片拍出了军人的刚强和气势，也拍出了人民武装力量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忠诚。不论哪一支方队，不论你横看、竖看、斜看，每一个排面都整齐如一人；每一条头线、胸线、臂线、脚线都笔直如刀割。我从没见过这么整齐的画面！”

　　如今，《世纪大阅兵》已被视为经典，凡天安门城楼开放时，都在不间断地播放。上到省部级领导，下至青少年学生，无不因它而慷慨激昂。为此，王建国谦虚地说“我也是一个兵，和阅兵村的官兵们一样，自受领了任务，就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最佳状态投入进去。如果说，战士的美来自烈日下黝黑的皮肤、双腿上沉重的沙袋，那么，摄影师的美就在于对伟大祖国的忠诚，对这支军队的崇敬，对摄影事业的热爱。”

　　石少升：与共和国同生同庆

　　石少升是军事片部的领导，工作很忙。他肤色黝黑，带有北方汉子憨厚的嗓音。他曾参加过1984年和1999年两次国庆阅兵的拍摄，今年还将参加60周年阅兵典礼的拍摄。

　　石少升1949年出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清楚地记得，1984年的10月1日正好与他35岁的生日重合，那一年他被头一次选中参与国庆阅兵的拍摄。他的位置就在东华表红墙下。当时他属于八一厂的二线摄影师。

　　“阅兵前，邓小平主席要视察阅兵部队，选择看望装甲兵官兵。当时厂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又兴奋又害怕，担心出岔子。进入现场那天，我被安排的位置果然不好，装甲车的炮塔刚好挡住了我的镜头，怎样拍效果都不理想。我灵机一动，就大胆爬到了装甲车的顶部。这在当时是违规的。等安保人员发现驱赶我时，我已抓拍好了。事后我受到了表扬，我抓拍的这组镜头被导演用上了，而且是原封不动。导演给我的评价是，作为摄影师，他总会在临场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发挥，而这些发挥让整组镜头都显得灵性十足。”

　　石少升最难忘的还是参加1999年国庆阅兵，他被组织指派去拍摄航空兵部队的演练。他说：“刚去很兴奋，拍摄空中编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没想到合练开始后，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们合练的机会也就那么两三次，合练的机场却有远有近，你刚拍了这里的起飞，得赶紧乘车赶到另一个机场，再拍那里的，来回奔波穿梭。有些镜头我想去拍摄，但是空军配合不了，只能另辟蹊径自己想办法弥补。当时制片主任也很着急，跟我反复商量怎么拍。我给厂里表态，不管难度有多高，一定不折不扣完成任务。”

　　“经过努力，我终于获得了到空中拍摄的机会。那天，为保证拍摄质量，我被安排坐在飞机前驾驶的位置，驾驶员坐在我后面。大家上飞机前都知道，这样做危险性极大，如果飞机高空停车，那么在我后面的驾驶员就束手无策，我俩只能弃机。但我觉得干什么事都有风险，为了拍摄好镜头，也只能硬着头皮这样干了。”石少升今天回忆起来，依旧不寒而栗。

　　“飞机降落的时候，也同样危险。驾驶员坐在后驾驶的位置上有视觉差，准确度不够，就会出现偏离。如果偏离过大，很有可能会撞到塔台。当时我坐在飞机上没有感觉到什么，但走下飞机，工作人员告诉我原委后，我只觉得脊梁一阵发凉。”但石少升是一位真性情的男人，在他眼里，军旅摄影师就是一个高风险职业，当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有一种特别的勇气和胆识。

　　“1999年，空军有了苏-27，导演告诉我，事先必须抢拍一些镜头预备着，等到阅兵式那天，如果出现意外，就都晚了。为此，我决定在跑道上对着飞机正面拍摄。当时，飞行方队不干，认为这样太危险。我苦苦哀求，才勉强答应。拍摄那天，可真叫危险，我的镜头稍微正一点，你就会觉得飞机起飞时直奔你而来，那巨大的冲击力，虽隔着二三十米，依然觉得就在眼前。所以说，摄影师为了一个好的镜头，有时是敢冒生命危险的。”石少升这样感叹道。

　　苏-27升空时超过80分贝的声波，让石少升的耳朵留下了后遗症——听力受损，耳鸣伴着轻度的耳聋，近距离跟人说话常常听不太清楚。

　　“有件事我一直很后悔。有一年我去拍演习，看到山洞里的炮弹打出去时，巨大的声音冲击波将战士头顶上的帽子都掀掉了。那天，有个小战士在抬炸药，我正好捕捉到了他，他发现我在拍他，手一滑，炸药掉到了地上。当时很危险，他应该马上离开，没想到他弯腰想去捡，炸药爆炸了，他被送进了医院。现在我一想起来就自责，如果不是我当时拍他，他就不会想着去捡炸药。作为摄影师，有时看到别人受苦却无法帮助，这种心里的痛苦是很难言语的。”石少升这番话，体现了所有摄影师的良知所在。

　　在采访现场，笔者感到了每个摄影师的时尚，无论是张世鸿那身蓝色的牛仔休闲衫、笔直的咖啡色西裤，还是王建国那顶帅气的黑色遮阳帽，都令人忍俊不禁。他们是自信的，他们如同航海的舵手，从容不迫地把重达几十公斤的摄影机当作武器，去记录世间的沧桑，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洒脱自信，他们坚毅刚强。(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相关链接：

　　1、1953年，《人民心一条》获文化部优秀纪录片奖二等奖

　　2、1955年，《在帕米尔高原上》获文化部优秀纪录片奖二等奖

　　3、1963年，《伟大的战士——雷锋》获总政治部优秀纪录片奖

　　4、1977年，《硬骨头六连战旗红》获优秀军事教育片奖

　　5、1981年，《钢铁长城》获中国电影金鸡纪录片特别奖、文化部优秀纪录片奖

　　6、1984年，《国庆阅兵》获解放军文艺奖、文化部优秀纪录片奖

　　7、1992年，《天界》获广电部最佳新闻纪录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新闻纪录片奖

　　8、1995年，《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获“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中国电影金鸡纪录片特别奖、广电部优秀纪录片奖

　　9、1998年，《挥师三江》获中国电影金鸡评委会特别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

　　10、1999年，《东方巨响》获中国电影金鸡最佳新闻纪录片奖、广电部优秀纪录片奖

　　11、1999年，《世纪大阅兵》获解放军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广电部优秀影片特别奖

　　12、2005年，《东方神舟》获“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提名、“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提名

　　13、2006年，《帕米尔之恋》获第17届意大利“军队与人民”国际军事电影节最高奖“共和国总统奖”

　　14、2007年，《不能忘却的长征》获“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提名、“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提名

　　15、2008年，《为了生命》获第19届“军队与人民”国际军事电影节社会影响类一等奖

　　(崔 腾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