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经典之作

　　故事：

　　夕阳映着群峰攒聚的娄山关。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1935年2月25日傍晚，第二次渡过赤水河的中央红军在这个“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这一天，密集的枪声响彻天险；这一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湘江到高原：四渡赤水是“逼”出来的

　　“湘江”两个字，牢牢地刻在92岁的原红三军团老战士王道金记忆深处。

　　第五次反“围剿”后被迫撤离苏区的中央红军，在湘江边遭遇了最惨烈的一战。王道金记得，120多人的连队，过江后只剩下一半；他还记得，两岸的石头上溅满了血。

　　“两个月不停地打，大家都快累垮了，子弹袋也空了。”王道金回忆说。血战湘江，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即使是这3万人，也早已成了一支缺弹少粮、疲惫不堪的脆弱之师。

　　死者的鲜血终于引起了生者的反思。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成立了毛泽东、

周恩来、王稼祥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危急时刻，曾被剥夺党和红军指挥权两年之久、甚至没有被列入长征最初名单的毛泽东，以正确的主张和力挽狂澜的气度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也在实际上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史家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革命转败为胜的转折点。

　　但胜利并不是转瞬即来。被后来的军事家赞叹不绝的四渡赤水，并不是一盘预先布好的棋局。相反，它是被失利给“逼”出来的。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所举土城战役，正是四渡赤水的发端。

　　遵义会议确定北上方针后，中央红军决定痛击正向土城方向前进的尾追川军，打破其堵截企图，为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但由于敌情判断失误，红军遇到了空前强大的川军，进攻作战变成了背水作战。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山谷里，倒下了3000多名红军将士。

　　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原作战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

　　3军团所剩的全军最后一门山炮被迫投入了赤水河中。中央红军轻装上路、西渡赤水，摆脱了尾追之敌。

　　这就是一渡赤水。

　　“如果在土城把川军打败，红军从宜宾泸州间渡过长江，就不会有后来的强渡金沙江、大渡河，也不会有四渡赤水。”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说，“但那不是历史，历史从来都是在挫折中前进的。”

　　刚刚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从土城战役的挫折中找到有利因素，带领红军将士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

　　从赤水到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

　　3万：40万，红军与

国民党军在赤水流域的兵力悬殊，达到了长征以来之最。

　　从乌江到金沙江处处皆天险，要用李德的“正规战”理论与敌硬拚的话，结果只能是彻底葬送中央红军。而毛泽东却在绝境前灵感迭出，以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创下战争史上的传奇名作。

　　一渡赤水，红军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王道金回忆说，战友们都以为要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上级却突然通知不渡长江了，“这里地形不利，况且蒋介石已在长江南岸布置了几十个团。”

　　二渡赤水，红军回师向东，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将要北渡长江的错觉，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5天之内，红军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王家烈8个团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王道金还记得当年的兴奋：“扁了好久的子弹袋，这下都装满了。”

　　三渡赤水，红军又入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待蒋介石的重兵再次被调至川南时，红军却又一次调头向东，从敌军的间隙中穿过，第四次渡过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城乱作一团，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没想到红军只是虚晃一枪，乘虚进军云南，以7条小船顺利渡过金沙江，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

　　“每天不停地走、不停地打，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身后的敌人不见了！” 王道金回忆说，“当时只知道走路多、正面交锋少，直到长征结束才明白毛主席的战术。”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迂回穿插，从容飞渡。在一百多天的四渡赤水过程中，红军的作战方向迭次变更。第四次渡过赤水把滇军调入贵州后，金沙江终于变成了几乎不设防的地带。这才是毛泽东在贵州境内辗转用兵的真正目的所在。

　　25年后的1960年，当来访的

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才是他自己的得意之笔。

　　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四渡赤水的核心在于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法，在于敌变我变、避实击虚。这与红军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结束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回到了红军手中。”

　　其实，战争中没有神机妙算，只有坚持真理和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适时而变。正因如此，红军才能够一次次转危为安，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确立。

　　四渡赤水是“逼”出来，但它改变了长征的战局。正如长征是“逼”出来的，但它改变了中国的道路。(新华网专稿/白瑞雪)

　　声音：

　　“遵义会议后不久，我们就在娄山关战斗中歼灭了蒋介石嫡系吴奇伟两个师，这是我军长征以来获得的首次大胜……我们不由得回想起遵义会议以前的情况：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采取了什么‘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单纯防御，使这次反‘围剿’遭到失败。而在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前堵后追的敌人面前，不是积极地寻求战机歼灭敌人，而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再看一下遵义会议以来的情形，真是走的利索，打的痛快。两下对比，越发体会到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长征初期任红三军团政委的张爱萍生前回忆说。

　　“从历史的事实来看，遵义会议纠正军事路线错误不彻底。遵义会议后军事形势相当严峻，最现实的就怎么样摆脱40万追兵的围追堵截。红军要生存、要发展、要壮大，就要跳出包围圈，四渡赤水就是生死存亡之战……”

　　——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博士评价四渡赤水战役在长征中的意义。

　　“赤水河，清又清，我打草鞋送红军。穿上草鞋翻山岭.北上抗日打敌人。

　　赤水河，清又清，一双草鞋一片心。长征路上播火种，工农联合闹翻身。

　　赤水河，清又清，我送草鞋谢红军。军民情意似赤水，千秋万代流不尽。”

　　——流传在贵州赤水一带的歌谣唱道。

　　四渡赤水敌我态势：

　　蒋介石为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调集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川、湘、桂军各一部，共150个团、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3.5万多人，敌我兵力极为悬殊。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以17个师(旅)编成4个纵队，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叙永以西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