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在高高的一块云端，我将结束我的一生，那些我保卫的人，我不爱，那些我抗争的人，我不恨。我的祖国是凯尔特的十字架，我的同胞是凯尔特的穷人，无论结局怎样，都不会使他们过得更坏，或使他们比先前多一些欢欣。没有法律或责任吩咐我去参战，没有名人，也没有欢呼的众生，只是一种孤独的狂欢骚动，驱使人在云端混乱抗争；我权衡了一切，什么都想了想，那未来的岁月仿佛只是浪费一场，我留在身后的岁月也是浪费一场，与这种生活平行的，是这种死亡。——(爱尔兰)义慈《爱尔兰飞行员面对死亡》

　　印度支那半岛的天空云雾笼罩，10架日本轰炸机从基地陆续起飞，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依旧是中国昆明。“九州勇士”们自信地认为这次轰炸几乎不会遇到中国空军的抵抗，所以他们连护航的战斗机都不用派。他们似乎没有理由不高兴：1940年以后，那些在武汉上空奋力空战的苏联援华人员已经陆续撤走，苏俄已经在4月正式承认帝国亲手扶植的“满洲国”，6月以来被德国人打得一败涂地；大英帝国在亚洲的领地已经朝不保夕；虽然在缅甸上空看见了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飞机，可能是美国人的，但帝国军队在珍珠港和关岛都传来了捷报，美国人不过如此；中国空军确实表现优异，可在“北支事变”后的三年里，他们的飞机几乎拼光了，帝国空军已经可以主宰中国的天空……

　　从印度支那的空军基地到达昆明上空，不会用很长时间，透过机身下的稀薄云层，昆明的地面建筑已经依稀可见，日本飞行员们正在以悠哉游哉的心情等候投弹轰炸的命令。

　　突然，在暗淡的云团里，冲出了几个黑点，像当头射来的利箭。

　　绝对不是中国空军的飞机！但是机身上分明画着中国空军的军徽。美国人？！还没等日本飞行员缓过神来，黑点们开火了，呼啸而来的弹雨击中了一架日本飞机，它砰地一声变成了一个大火球。另外的几架日本飞机则带着火焰，急速地朝着地面栽了下去……

　　1941年12月20日，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首战告捷。昆明沸腾了，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很多人醉了。

　　这一天，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13天。昆明的新闻界从此把美国志愿者称为“飞虎”，于是志愿队就成了“飞虎队”。

　　初见飞虎

　　历史片断像电影老胶片一样闪现着，我设想着飞虎队第一次在中国参加空战的情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口的老丰田蜗牛一样蠕动在北京的三环路上。社长一边使劲儿地埋怨堵车，一边处理着紧急情况：发动机经常熄火。我一直怀疑这辆日本车故意“罢工”，因为我们要去机场接几位非常重要的客人：三位“飞虎队”的老队员——日本鬼子的仇家，中国人的好朋友。

　　1940年5月，蒋介石找到了他的空军顾问陈纳德，要他返回美国，为中国争取援助。历经近三年的抗日战争，中国空军已经消耗殆尽。蒋介石很清楚，除了滇缅路还能勉强维持，中国所有的陆地外援路线都已断绝。政治对手汪精卫已经公开成立了伪政府，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部几乎所有的城市。蒋介石信任陈纳德的原因，是因为这位美国人对中国抗战的极端热忱。无论保卫上海还是武汉，陈纳德的智慧曾经让日本空军闻风丧胆。陈纳德回到美国后，在各种公众场合，都不遗余力地讲解中国的抗战以及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这种类似于苦口婆心的游说最终打动了罗斯福总统。作为一名战略家，罗斯福知道如果中国全面陷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1941年4月，罗斯福不顾“孤立主义”者的反对，允许退出现役的陆航和海航军人以及预备役军人参加志愿援华大队。1941年7月10日，第一批志愿者在旧金山登上荷兰籍渡轮“椰格芳滩”号，前往亚洲。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

　　老“飞虎”这次有机会来中国，要归功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的中方主任华建宁先生和基金会执行董事杰夫先生。就在大约一年以前，中国探险协会在云南滇池中发现了一架“飞虎队”的飞机，这可能是世界上仅存的一架相对完整的P-40战斗机。这件事引起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的注意。于是老英雄们得以故地重游，重新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机场大厅人流涌动，老“飞虎”和家人们从海关走出来的时候，夜幕已经笼罩了整个北京。我第一个见到的老人，身穿着一身棕色的航空夹克，胸口绣有一只憨态可掬的熊猫。不用说，老先生当年肯定属于“飞虎队”第二驱逐中队：熊猫队。一打听，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罗伯特·雷赫。老人慈眉善目，只是腿脚有些不灵便，拄着拐杖。我搀扶他的时候，老人告诉我在4个月以前他出了次车祸，不然不至于要别人搀扶，言语之间透着一股子军人的顽强。身边的另一个老“飞虎”和雷赫正好相反，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腰板倍儿直，眼神桀骜不驯，他的身边居然还有一位中国女子。寒暄之中才知道，原来老人即是彼德·怀特，而中国女子是他的太太。

　　我问带队的杰夫，迪克·罗西先生去哪里了。杰夫用手一指，大门旁边的那位。老人一个人背着一个大旅行包，弯着腰，背有点驼，正冲着落在后边的我们微笑，而背后的窗外，就是阑珊的夜色。那一瞬间，将我心中闪现的各种历史片段冲得七零八落，我竟然不知道该向这位老人说些什么，老照片上那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和面前的这位老者是一个人吗？我想象不出他当年的样子：这个飞虎队的空中王牌在中国寂寥的领空里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不过，笑眯眯的眼神，显然机敏，仿佛有刀锋闪过。

　　互相揭底的好兄弟

　　夜风涤荡了漂浮在北京空中的灰尘，第二天下午已经是风和日丽。怀特和太太去了长城，雷赫和罗西在下榻宾馆等待接受杂志社的采访。摄影师已经按照约定的时间把机位架好，我按响雷赫房间的门铃，老人已经打扮停当，当我把他送到楼下大厅的时候，发现罗西早已在那里等着我们了。虽然年事已高，两位老人浑身依旧透着一股麻利劲儿，做起事来丝毫不拖泥带水。

　　我们原本想给两位老先生分别拍几张“全家福”，可是两位先生的太太都外出购物去了。雷赫是个平静的人，我悄悄地说：无论中国女人还是美国女人，看来都喜欢逛商场买东西，老人笑了。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雷赫的笑透着憨厚，而罗西则不然，可以感觉到他在笑的时候，有一种机灵劲儿，或者说是有点“坏”。虽然我们只能在第二天采访怀特，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头最不服老的“老虎”。这些判断在采访的时候得到了证实。

　　雷赫出生在1916年9月，小名叫鲍勃，在科罗拉多的奥提斯长大。据说，雷赫家族的先祖是德国移民。来中国以前，他已经在美国海军航空兵服役。在圣迭戈，雷赫曾担任水上巡逻机的机长。谈到自己参加志愿队的经历，雷赫老人很坦然：“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攻击我们的珍珠港，我们都不知道战争何时才能打起来，但是我们知道，大战已经临近。我已经在海军接受了两年的训练，听到有仗打，我和那些试图报名参加志愿队的小伙子都很兴奋，大家跃跃欲试。”

　　即便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可以参加援华志愿队。报名者除了必须退出现役，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未婚，以免连累家庭。雷赫老人向我们提起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们自然要问一问那时候老英雄有没有解决“个人问题”。谁知罗西在旁边插了一句话，“那时候鲍勃有一段秘密婚姻。”看来两位老人开始互相“泄底”了。

　　雷赫到底是个坦荡人，“来亚洲的前两个星期，我刚好和一个姑娘订婚了。后来我和姑娘说，我要去中国打仗。姑娘听了，想都没想，就跟我说，‘你愿意去就去吧，随你的便，结婚的事儿就别提了！’”姑娘的离开，也许对年轻的雷赫是一个挺大的打击，雷赫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里人，家人对他的评价是：你可真够蠢的。

　　罗西在一边坏笑：“他的这个秘密可不想让别人知道。”言下之意是：老弟，你就不怕老伴儿吃醋吗？谁知雷赫也不含糊，他笑着对大家说，“迪克那时没结婚，因为他的女朋友太多了，他是个游戏人生的花花公子。”秘密终于被逐一揭穿，罗西哈哈大笑，言谈之间，我们了解到，罗西的老伴要比他小很多，罗西笑着说：“我打仗的时候，我太太还没出生呐！”

　　每个报名者都有不同的理想，也碰上了不同的问题，但是他们毕竟做出了决定。一些对战争和自身命运充满幻想的年轻人终于参与了历史。为了避免日本谍报人员的注意，这些志愿者的“身份”也是五花八门。雷赫告诉我们，他当时护照上的身份是买卖人，而调皮的罗西在旁边打趣道：“我的身份是卖苦力的。”任何一部百老汇音乐剧都没有如此缤纷多彩的角色。“我们有银行家、有学生、有手艺人、有耍杂技的、有跳舞的，什么都有”，雷赫笑着说。看来只有美国人的想象力能如此丰富，给他们发护照的官员一定有导演一样的天赋。

　　虎巢训练

　　彼德·怀特来中国之前，只从报纸上了解过日本的侵华战争。参加志愿队之前，他已经是一名美国海军的注册飞行员，最初是在“突击者”号航空母舰服役，巡弋在大西洋。后来怀特又陆续调任到“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驾驶俯冲轰炸机。对他来说，战争迫在眉睫，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打定心思要参加志愿队的时候，军方却不太愿意让他到亚洲来。怀特冒着被关禁闭的风险说动了“领导”，才勉强成行。来到亚洲的第一天，正好是他24岁的生日，怀特亲眼目睹了日本飞机的轰炸，战争的残酷让他触目惊心。

　　志愿援华大队最早的培训基地不在中国境内，而是在毗邻的缅甸东固(Toungoo)。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缅甸就已经成为战略要地。依照陈纳德和英国人的协议，所有美国志愿人员可以使用英国皇家空军在东固的机场，中国和英国负责组装和试验志愿队的P-40战斗机。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知道，缅甸肯定是日本的下一个目标，中国唯一的一条外援路线滇缅路就经过缅甸东部。

　　经过几年的消耗战，日本空军不断轰炸昆明等中国内地重镇。陈纳德选择这个坐落在仰光以北的小城不无道理，既可以拱卫中国西南地区，也可以避免过早暴露志愿人员的身份让日本人有把柄可抓。

　　每天早晨6点，志愿人员们的例行训练就开始了。在机场附近一间柚木搭建的小教室里，一群年轻的小伙子拿着油印的课本，上“早自习”。小木屋里挂着地图，有黑板，陈纳德不遗余力地向大家讲解空战的技巧和各种相关知识。“老头”(志愿者对陈纳德的昵称)把所有对付日本人的招数全都传授给了他们。11月，陈纳德将志愿大队编为3个驱逐中队：第1中队为“亚当夏娃”队，飞机上画着亚当拿着苹果追求夏娃的图案；第2中队为“熊猫”队，飞机上画的是熊猫和飞行员的漫画像；第3中队为“地狱天使”队，飞机上是红色的裸体天使。

　　按照当时部队的安排，罗西进了“亚当夏娃”队，而雷赫和怀特则进了“熊猫”队。

　　“在东固，我们学了很多东西。我们名义上属于中国空军，陈纳德将军是中国空军的上校。所以，我们的飞机上都画着中国空军的标志”，雷赫和罗西告诉大家，“直到1942年7月4日志愿队解散之前，我们都是单独作战，不隶属于美军的编制。”1941年12月7日本偷袭珍珠港，根据中国政府和英国达成的协议，志愿队派遣“地狱天使”中队协助皇家空军保卫仰光，而“亚当夏娃”队和“熊猫”队则于11月18日秘密飞往昆明。昆明的优势在于有完善的预警网络和可以及时疏散飞机的备用机场。但是，在志愿队到达昆明之前，昆明人经受的是日本飞机一次又一次惨无人道的空袭。

　　飞虎，传奇的诞生

　　“日本人几乎每周都要轰炸一次昆明，轰炸以后，当地老百姓不得不清理满街的瓦砾和尸体。日本人炸死了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然而，这次日本人没有那么幸运，他们的空中噩梦开始了。“他们不知道我们到昆明了。12月20日，志愿队参加了在中国上空上的第一次空战，我们当天确认直接击落了其中的4架，但是这10架从印度支那基地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只有1架返回基地。从那以后，日本人就不敢出动飞机轰炸昆明了。”雷赫的回忆似乎印证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记忆。怀特是参加昆明空战的亲历者之一，在他看来，日本人早就应该被好好教训一下了，“在我们到达昆明之前，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任何地面目标，无论是单个的老百姓，还是军队。”这些以前从未参加过实战的年轻人，凭着一股初生牛犊般的倔劲儿，居然把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打了个稀里哗啦。“飞虎”美名远扬，声威大振。

　　故事还没完。“地狱天使”队23日在仰光和皇家空军一起参加行动：日本6架轰炸机和4架战斗机被击落。圣诞节当天，80架日本轰炸机和48架战斗机试图轰炸仰光，志愿队出动，击落日本飞机23架，另外可能有6架日机在莫塔马湾上空被击落，这是志愿队战时当天击落日机的最高纪录。28日，志愿队再次大满贯，击落日机10架。令人惊讶的是，这两次空战志愿队没有损失一个飞行员，也没有损失一架飞机。29日，日本人恼羞成怒，派出40架轰炸机和20架战斗机参战，飞虎队雄威再展，击落了其中的18架飞机，自己仅损失了一架飞机。1941年12月31日，新年前夜，仰光上空再次爆发激烈空战，飞虎队又击落了15架日机，自己无一损失。在仅仅11天的空战中，飞虎队损失飞机6架，牺牲飞行员两名，但是他们击落了75架敌机。牛仔般的激昂情绪弥漫在当时的飞虎队里。据说，击落飞机得胜归来的飞虎队员会在基地上空做几个横滚动作后才降落，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

　　据怀特回忆，美国人对飞虎队的这段历史感受非常强烈，飞虎队的小伙子们成了第一批在空中打击日本人的民族英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是这些不在军籍上的“平民百姓”首次挑起了振奋军心民气的大梁，他们的业绩让大家刮目相看。太平洋战争初期，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相继被日军占领，当时很多人认为，日本有可能赢得战争。可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飞虎队的非凡表现把各种悲观情绪冲洗得一干二净。这很类似《三国演义》中的长阪坡：在刘备不得不进行战略退却的时候，赵子龙出现了。

　　1942年1月初，“亚当夏娃”队派出8架飞机支援“地狱天使”队，加强仰光防务。飞虎队在缅甸作战期间，经常要配合英国皇家空军行动，那时英国空军装备的是最新式的“水牛”战斗机，而这些美国人的P-40战斗机经常出入其间，有人戏称，这就叫“飞虎配水牛”，言下之意不言自明，罗西轻松地谈起这些当年的逸事，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在突袭日本驻泰国空军基地的战斗中，飞虎队摧毁了数十架日本战机。1月13日，“亚当夏娃”队的其它飞机和负责保卫仰光的其他飞虎队飞机一起发动了数次对日军基地的攻击。23日，飞虎队击落日机21架，几乎占到当日入侵日机的三分之一。但是日本地面部队的进展非常迅速。“英国陆军没有足够的兵力，战绩也不太理想，他们抵挡不住日军地面装甲部队的穿插”，雷赫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有愤愤不平的情绪，“仰光陷落之前，大量的物资被遗弃，堆积如山。为了不让日本人得到它们，我们的部队就尽最大的努力，能破坏多少就破坏多少。”虽然仰光已经朝不保夕，虽然大家都在忙着烧东西、炸毁桥梁、破坏道路，可罗西的脑子却非常活，混乱的时候，这个机灵鬼儿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辆卡车和两辆吉普，又从遗弃的仓库里找到了很多罐头，这些东西在撤退的时候派上了大用场。

　　仰光最终在1942年3月初陷落，虽然日本军队暂时赢得了地面的战斗，但他们的空军已经逐步失去了制空权。谨小慎微的日本人还是不理解那些散漫的飞虎“兵油子”们：他们不编队，各自为战，从不按规矩出牌；往往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己方已经有飞机掉下去了，等回头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知道溜到哪去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野战机场，飞虎队的飞机都没有超过20几架，他们居然把日本人玩得找不着北！

　　“要从缅甸撤退的时候，我们袭击过一个在毛淡棉附近的日军机场，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都是超低空飞行，甚至飞得比当地的小山还低。两架日本飞机正停在机场上，敌人毫无察觉。我们突然开火，把它们干掉了。当我们拉起来，飞到一座山附近的时候，日本人3架战斗机赶来拦截。我当即把领头的那架打爆。转了半圈，回过头来，我又击落了另一架。第三架日本飞机迎头朝我撞过来，我迅速地把飞机拉起来，向大海那边飞过去，差不多就贴着水面，日本飞机没有追上我。我飞着飞着，发现下边有一个军港，日本地面部队正在集结，我用飞机上的6挺机枪劈里啪啦地朝他们开火，很多日本兵吓得蹦到水里逃命”，罗西回忆起自己的战斗经历，仍旧是绘声绘色，“几天后，我和战友又来到那个机场上空，发现日本人已经把它废弃了。”

　　随着战局的变化，飞虎队在缅甸最后的基地迁往中国昆明。初到昆明，飞虎队连准确的导航地图都没有，大部分飞行员的降落和起飞都要凭借经验或地勤人员的辅助。“看见滇池的水面反光，我就知道离家不远了。”雷赫回忆道。罗西又来凑热闹，“在缅甸仰光附近的机场降落，也能看见水面的反光，不过那是大海，谁要拿它作为参照物，没准儿就降落到海里去了。”

　　缅甸战事吃紧，应英国请求，中国派出赴缅远征军10万余人，配合英缅军队作战，飞虎队大展身手的时刻再次降临。1942年4月28日，距日本天皇的生日还有一天，飞虎队在缅甸腊戍上空，以0：22的战绩给天皇送上了一份丰厚的生日礼物。5月初，中国军队凭借怒江天险挡住了日军攻势。为阻止日军跨越怒江，飞虎队连续出击，袭击保山、腾冲、龙陵一带的日军车队，企图强渡怒江的大量日军在飞虎队的轰炸下几乎全军覆没。6月12日，飞虎队在桂林上空又击落日机8架，自己仅受伤1架。上有飞虎，下有天堑，日军强渡怒江的计划因此流产，中国西南地区的战线大致稳定了下来。

　　战争和人

　　战争毕竟不是儿戏，真实的流血和死亡考验着战士的心灵，但是这些奋战在异国他乡的“飞虎”们始终把战斗看作是一种对中国人的义务。罗西说，“按照原来的设想，我们可能要在中国打一年的仗，然后回部队，但是战争拖了下去，我到战争结束后几年才离开中国。”雷赫也认为，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飞虎队的使命就是保卫昆明和重庆这样的重要城市。

　　“我的一个战友是个很勇敢的人，头顶牛仔帽，脚蹬牛仔靴，腰上一条发亮的腰带上斜别着两把左轮枪，每次登机作战的时候都是这个打扮”，雷赫怀念地谈到战友，“日本人向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可是这个战友后来被日本人击落了，他们抓住了他，把他枪毙了。”

　　对待被俘的飞虎队飞行员，日本人的做法极其残酷野蛮。如果飞行员侥幸不死，也会在战俘营里受尽非人的折磨。提到当年的敌人，老“飞虎”在心理上依然不能原谅他们。罗西的一个战友被俘以后，日本人把他关到一个竹笼子里，笼子大约只有5英尺高，3英尺见方，他在那里站也站不直，坐也坐不下来。日本人经常虐待他，不给吃的不给水。“整个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都关押了很多盟军战俘，但是在德国战俘营里，十之八九的战俘能够活下来，而日本人会把十之八九的战俘活活折磨死。他们对待中国人更是歹毒，如果知道有哪一个村子的村民掩护过飞虎队员，他们就会疯狂报复，把这个村子的男女老少全部杀光。”罗西愤意难平，“他们太野蛮，算不上军人。”

　　即便没有被击落，飞虎队员的生活也远非风平浪静。彼德·怀特的经历便是其中的例子。在战争期间，他不幸患上了阑尾炎，正当大夫们把他开膛破肚准备手术的时候，日本轰炸机突然来到医院上空。已经来不及抢救伤者，大夫们把怀特罩在一个蚊帐里，慌慌忙忙各自逃命去了。等到空袭警报解除，大家在满地狼藉的医院里搜寻还有没有活人的时候，才发现蚊帐里居然还有动静。人们七手八脚掀开蚊帐，发现躺在里边的怀特居然还没有死！简直是个奇迹！但是奇迹最终付出了代价，怀特太太告诉我们，那时怀特的伤口已经感染，影响了伤口的愈合，现在肚子上的伤疤有碗口那么大。

　　1942年6月下旬，彼德·怀特在衡阳上空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它试图通过各种机动摆脱我的追击，我迅速地赶到它的侧后方，哒哒哒，我开火了。那家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在我眼前爆炸了。”怀特当时并不知道，这是飞虎队解散前在中国境内击落的最后一架飞机。珍珠港事件爆发已经接近一年，日本人并没有获得他们预想的那些胜利。1942年5月到6月，在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和海军航空兵损失惨重，他们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为了统一调配东亚战场上的盟军，美国觉得有必要整合、增强中国境内现有的空中力量，一支以平民百姓为名义的航空队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何况，对于大部分飞虎队员来说，他们签订的合约已经到期，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以其他的身份在中国继续作战。

　　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解散，大部分志愿者回到美国。但是一群传奇人物终于在浩瀚的20世纪大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罗伯特·雷赫单独击落日本飞机2架，可能击落了另外的3架。他曾被派往印度的卡拉奇(印巴分治后，属巴基斯坦)，替中国接收国际社会援助的飞机。在印度的阿萨姆邦，雷赫驾驶侦察机，执行过对缅甸日军的侦查任务；此后，被派回中国；为防止日军长驱直入，参与轰炸了滇缅路上的桥梁；1942年6月，去重庆；飞虎队解散后，在桂林又度过了两个星期，协助组建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国派遣军。雷赫回国后重新参加了海军，战后为美国航空公司飞了一年北大西洋航线，1946年退役。退役的雷赫回到了科罗拉多，后来又去了堪萨斯，与一位叫玛莉安的姑娘结了婚。他们有一个大农场。雷赫老人曾经给我看过一张照片：子孙满堂，其乐融融，一群家人面前堆满了从农场里猎获的各种猎物。

　　迪克·罗西作为飞虎队空中王牌之一，单独击落日本飞机6架，和其他三位同事共同击落了另外一架。飞虎队解散后，罗西加入中国航空公司，驾驶C-46和C-47运输机在凶险的“驼峰航线”上执行了750多次战斗任务。战后，他帮助战友鲍伯·普里斯科特开辟了“飞虎航线”。在中国呆了九年后，才回到加利福尼亚。罗西飞了25年，飞行记录超过25000小时，奖章得了一大堆，后来和莉迪娅结婚。他们的一个儿子也是飞行员，爷俩经常一块到天上逛逛，不过现在是儿子开飞机，老爷子坐飞机。

　　彼德·怀特个人击落敌机3架，和一个同事共同击落了另一架。飞虎队解散后，怀特曾经短暂停留，培训新来的飞行员。回到美国后，怀特重新加入海军，负责北大西洋航线上的运输工作，大量的战略物资通过这条航线运往英国，直至战争结束。现在他在美国开了一家直升机公司，主要负责销售配件，有上百名员工。他最大的爱好也是直升机，有一个直升机博物馆。据其中国妻子范女士介绍，每当他看到空中有飞机飞过的时候都会目不转睛的注视，直到飞机飞得远到再也看不见为止。他的家族中已经有了两个中国人，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外孙女——他女儿领养的一个中国女孩，过年就10岁了。同事小姜把爱尔兰诗人义慈的一首诗给怀特看，是关于一名爱尔兰飞行员坦然面对死亡的。我们想让他谈谈自己当时驾驶飞机作战时的心情。怀特很是惊喜，连连表示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诗，他要好好看看，想想。采访时，问起老爷子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老爷子回答：打鬼子飞机，娶中国老婆。

　　也许那些老“飞虎”的内心活动是我们这些和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真正体验到的，虽然我们是那么地好奇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一群由凡人成长起来的英雄，一个会以各种版本流传下去的大时代传奇。 (摘自：《环球飞行》杂志1-2期/文_阿佩/图片提供_罗伯特·雷赫 摄影_刘志刚 卜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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