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当年飞虎队的成员中，查尔斯·邦德不是战绩最辉煌的一个，却是战后在美国军界较有影响的一个，他退役前的军衔是美国空军少将。不过查尔斯·邦德在中国的出名与他的军衔无关，而与发生在云南保山的一次空战有关。在那次空战中，面对几十架来犯的日本战机，飞虎队中只有查尔斯·邦德在敌人的炸弹落下之前驾驶P40战机升空迎敌，并击落日本轰炸机一架，击伤四架。虽然最后寡不敌众，P40战机也被击落，但查尔斯·邦德的英勇壮举依然鼓舞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无数中外人士。下面是查尔斯·邦德在“中美二战友谊国际研讨会”上讲述的故事。

　　　保山空中保卫战

　　在谈到过去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在飞虎队中最好的经历是什么，我说，我最好的经历就是在中国保山，那次令我永生难忘的空战。

　　当时按照陈纳德将军的战略，我们应当尽量避免敌机的轰炸。但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空中预警系统。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随时要准备驾机升空迎敌。

　　那次保山空战发生的时候，我们刚刚完成一次攻击任务回到机场，突然听到了防空警报。我马上钻进P40战机，接着就看到数十架日本战机排成“V”字型向机场冲了过来。我只好暗暗祈祷，希望能够在炸弹落在跑道上之前能够飞起来。幸运的是，在跑道的尽头，我终于把战机拉起来了。

　　升空以后，我发现已经失去捕捉敌机的最好时机。正在懊恼的时候，我发现了第二队“V”字型编队的日机。这次我没有放过它们，我紧紧咬住了日本的长机，干脆利落地将它打下来了。随后又有四架日机被我打得冒烟。在空战进行的时候，我惊诧地发现身边没有一架同伴的战机，后来才知道只有我的一架飞机在与敌机战斗。

　　空战不久我就发现了问题，我的油料不够了，必须马上降落，但是我好像有点迷路了。我把战机调转了180度，终于明确了自己的位置。我放下起落架准备降落，就在这时我听到了爆炸声，我的战机被击中了，座舱燃起了大火，飞机在剧烈抖动。我挣扎着把半个身子爬出机舱，感到天旋地转。更加糟糕的是，我知道目前飞机离地面的高度只有1000英尺。

　　最终我在距地面500英尺的地方跳了伞。当我跌跌撞撞地降落到地面以后，我发现自己身上还在着火。火是从领口处开始烧起的，刚好着陆点旁边有条小河流过，我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将火扑灭。然后我感到头部隐隐作痛。我把手指插入头发，发现头上在流血。日机的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头盔，谢天谢地，它只擦伤了我的头皮。

　　这时一个中国农民走了过来。我向他“哇哇”地喊叫，并且用手比划着打电话的样子，表示需要找个地方打电话。比划了半天，他终于明白了，带我到了一个村落，在一个传教士那里找到了电话。我已经忘记了那个传教士的名字，总之他是个大好人，除了安排把我送回保山之外，他还给了我当时最好的治伤药膏。

　　那次日本飞机把保山炸得很厉害，整个城市一片废墟，到处都在冒烟，被炸死的国民党士兵和老百姓尸横遍野，那种惨烈的场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偷袭清迈

　　偷袭清迈是个不同的故事。

　　当时日军在泰国清迈有机场，日机经常从那里起飞，跨越缅甸空袭中国，对中国的运输线破坏很大。我们飞虎队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决定对清迈的日军机场进行偷袭。

　　偷袭定在夜间，说实话，以当时战机的装备，夜间飞行要冒很大的风险。那次偷袭共有10名飞行员参加，为了保密，我们一路保持无线电静默。

　　接近日军机场的时候，我飞到了尼尔的战机后面，和他保持着很近的距离。由于夜色，我们完全看不到地面的情形，完全靠仪表和经验在飞行。

　　到了机场上空，我们开始俯冲，终于，日军机场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我看到机场的跑道上停着大约30多架日机，敌人看来对我们的到来毫无察觉。

　　我们从1500-2000公尺的高度掠过轰炸，第一轮打击未遭受日军任何防空火力的抵抗。一番轰炸之后，地面上有些建筑燃起了熊熊大火。我正在继续搜寻目标的时候，同伴提醒我，经过长途飞行之后，油料所剩不多了，必须马上返航。

　　于是我们重新编队踏上归途。途中我朋友的一架战机不断在冒烟，最后终于坠毁了。我的朋友跳伞后落在森林里，苦苦支撑了12天之后才被友军找到，最后安全地被送回昆明。

　　那次偷袭行动官方确认我们共摧毁日机15架，但我认为可能要更多。不管怎么说，我对参与了那次偷袭感到无比自豪。(云网记者 原晓晖 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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