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理查德·罗西1915年4月19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普雷斯韦利，在旧金山长大。他在位于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和商业海运学校念过书。1939年秋天，罗西加入美国海军，接受飞行训练，第二年，他正式成为海军的一名飞行员，并被分配到佛罗里达州的彭萨科拉当飞行教官，这是一个毗邻墨西哥湾的海滨城市。1941年，离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几个月，迪克·罗西提前从美国海军退役，来到亚洲，加入飞虎队第一驱逐中队——“亚当夏娃”中队。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罗西正在缅甸东固负责P-40飞机飞行员的训练。迪克是他的外号。

　　美国王牌飞行员协会统计，整个飞虎队先后一共出了20个空中王牌。罗西作为王牌之一，记录是6.25架。

　　飞虎队解散后，罗西加入中国航空公司，驾驶运输机在“驼峰航线”上执行了多次战斗任务。战后，他帮助战友鲍伯·普里斯科特开辟了“飞虎航线”。这条繁忙的空中航线曾经号称“何时何刻，凡运必达”，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才被联邦快递公司收购。

　　1969年，美国空军考虑到罗西在支援越南战场的空运任务中表现突出，给他颁发了一枚荣誉勋章。

　　为什么对开飞机感兴趣

　　加入海军之前，我在加州商业海运学校已经念了5年书，后来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们几个海员之中有一位是航空迷，住在东海岸，13岁时离家出走。一次我们航行到了火努鲁鲁，他告诉我们要下船逛一逛，岛上有一个机场，大家可以乘小飞机绕岛一圈。

　　当时只有他把大部分金钱都花在飞行上，我们几个总是小心翼翼地琢磨着怎样把那几个钱多喝两杯酒多泡几个妞。不管怎么说，我们那次是和他一块下船了，坐了一回单翼机，好像是Fairchild的。不过年头太早，我记不大清楚了。

　　我们坐飞机，绕岛一圈，从空中鸟瞰这个美丽的小岛。返回时，开飞机的说：“感觉如何？”我说，和坐公共汽车差不多，不就是坐在那里逛逛嘛。开飞机的说，愿不愿意来点刺激的？我说，行啊。他说，好，交五块钱，我们把你带上。他们有一架大湖式教练机(GREAT LAKES)双座，露天座舱。我就和他一块儿上了飞机，他飞了所有的特技飞行动作。我那时候想：这才叫飞行呐。我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迷上了飞行。

　　我那时在一条叫“加菲尔德总统号”的轮船上上班，就是陈纳德去中国坐的那艘船。出海到马尼拉的时候，有两个海军军官上船，其中之一是海军上校，另外一个是准将。在那时候，这是海军中非常高的阶级了。战争爆发之前，我在船上的酒吧卖过酒水饮料，这些人我经常能见到。我告诉那两位军官，我想当海军，我要开飞机。于是下船的时候，两位军官分别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

　　回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在公告牌上看到了海军的征兵广告：去彭萨科拉参军吧。训练一年，舰队服役三年，退役时还有1500块钱！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我觉得不错，就填了张申请表，并把两位军官的推荐信一并附上。

　　曾经“菜鸟”

　　我被海军录取了，体检时发现体重太轻。于是我喝了不少水，吃了不少香蕉。医生还是说：“一切正常，除了体重不达标。”他们说，我没有适合专业要求的那种体质，属于概不考虑的那一类。我在海军的体检次次如此，我怎么吃都不长肉。最后没办法，我通过熟人关系勉强过关。我在那里完成训练以后，按照专业的要求，我可能要驾驶单引擎的水上飞机，那时我在海军什么都没飞过，当地部队里也没有双翼飞机，仅有的飞机也是做教练飞行用的。我第一次仪表飞行的时候，飞得不怎么样，负责考试的老兄对我说，“好吧，如果你能保证你永远都不飞仪表，我就让你过关。”真是太有意思了，因为后来我为中国航空公司飞了多次艰险的“驼峰航线”，大部分是靠仪表飞行。

　　在飞行员基地当教官

　　1940年到1941年之间，我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教授学员们驾驶初级教练机。那个时期的训练非常棒，让我记忆犹新。早晨我们用3个小时训练，2个小时休息，接着再训练3个小时，一周一共训练5天。相对于其他组里刚学飞行的“菜鸟”，我们组的学员可能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好多学员经过训练，都成了合格的飞行员，我们那一组通过考核的人要比别的组多。因为我知道，大家能通过考核，很辛苦，但是我们的训练非常严格。另外，作为一个教官，对学员们要有宽容的心态。

　　学员的故事

　　我有一个学员，叫赫曼·罗西，他通过考核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战争爆发后，他也成了王牌飞行员，在军方王牌飞行员名录上，如果要找我的姓名，第一个肯定会碰见他，因为他和我的姓一样。战争结束后，我曾经到亚利桑拿找过他，可惜那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离开彭萨科拉去缅甸

　　一个叫埃尔文的退役军官曾经在基地贴了一张纸条：“相会在圣卡罗思酒店。”他们曾经给过我一个房间的号码，我们就住了进去。已经有40多个人在那里待命了。当时老乔福斯是我在军中的室友，我希望他也能和我一起去缅甸。但是乔说：“我觉得在海军陆战队要比航空志愿队稳定一些，所以，我还是加入海军陆战队吧。”

　　大家在圣卡罗思酒店聚齐，按照设想，大家可能要作战一年，一年之后回各自的部队，军籍不变。我们不会因为参战失去些什么。说不定我们在实战中功成名就，还会在我们的个人经历中加上绚烂的一笔，大家那时候就飞黄腾达啦。现在有很多人跟我说，我们预见到了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真牛。但是我敢说，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日本人的偷袭，不然大家早就有所防范了。当然丘吉尔除外，他知道，但是他不告诉我们。

　　和我同住一室的还有一个中尉，从舰队出来的。他问：“这些新手根本就没打仗的经验，他们签约了，可和我这样的人相比，谁给他们发军饷？他们又该得到什么军衔？谁知道？！”结果一个受雇的小伙子说：“那你打过仗吗？”中尉说我也没打过。小伙子说：“那你不也没经验吗？”小伙子感觉受到了伤害，走出了门外。经过这件事，最后我们一共有36个人签约，奔赴战场。

　　缅甸上空死里逃生

　　我们最初的设想是保卫滇缅路，长官说我们只需和破坏这条中国命脉的日本轰炸机作战。那时候我们想：日本人敢攻击大英帝国的地盘，真是大傻帽儿，蠢到家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飞什么战斗机。P-40？我们那会儿连听都没听说过。P-40是我驾驶的第一种战斗机，机枪装在前边。我们过去驾驶的水上飞机，只有一挺.30英寸口径的机枪，还装在机尾。

　　我第一次用P-40上的机枪开火，是打击一条堤岸附近的固定目标。5发子弹一个点射，感觉就好像把水管子拽过来，举起，直到水流击中某个东西。第二次开火是在缅甸仰光峡谷上空，当时我为三架英国布伦海姆(Blenheim)式轰炸机护航。我们经过峡谷上空，一架英国“水牛”(Buffalo)式战斗机和我并肩飞行，空中大雾弥漫。其他的兄弟们爬升到4000英尺的高度，就在我们上边，我们想往上看都看不见他们。当时我的视线里只能看见我们俩，还有一架“布伦海姆”。正在这时候，我突然发现了几架日本人的I97战斗机，就在我们下边，几乎是紧贴着我们，机身上血红的硕大太阳标志都能看见！我们赶紧散开，不过很凑巧，日本人的飞机又重新俯冲到浓雾中，可能是因为我们所在高度的雾气比下边更浓，他们没有首先发现我们。

　　然而，一架97突然朝我迎头开来，我们彼此都看见对方了。但是，无路可走，我只能迎头飞上去。日本人试图俯冲到我的飞机下方，然后转弯掉头，这样他就可以隐藏在我的后边攻击我了。但是我们的飞机速度要比日本人的快得多，我迅速逃离陷阱，一口气飞了大约一二英里。要想把这个家伙打下去，办法只有一个：赶紧逃离到这个家伙的射程之外，然后绕到他后边，趁他还不能占据有利位置打到我的工夫，我就开火。我飞机上的六挺机枪正在等着他！

　　接下来的事情你知道，等我拉起来的时候，发现几架日本飞机已经埋伏在那里。在我的飞机旁边，我能看见他们的枪弹带着闪光飞速地划过。我赶紧改出来，迅速俯冲到300英尺，疾飞了两三英里，然后再度爬升。飞机快没油了，弹药也不多了，我明白我已经不能安全返回仰光。我知道英国皇家空军在缅甸毛淡棉的北部有一个机场，于是我朝那个方向飞过去……

　　我的螺旋桨让子弹穿了两个洞，幸好飞机的其他部位并无大碍。第二天，那里的地勤人员给我换了新的螺旋桨，我因此可以“放假”一天。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后，我开着吉普，离开机场所在的小镇兜风，大约开了10英里左右，我看见了一个英国地勤人员要搭我的车。我心里寻思着，这是除我之外的第二个惨遭“遗弃”的倒霉鬼儿。他上车以后，我们开始闲聊。他说他刚从土瓦(Tavoy)基地过来。我说，我前些天就在那儿，我们和一堆97飞机混战一场，我正琢磨着干掉其中的一架，不料陷入了他们的圈套，于是只能逃离陷阱。他说：“哦，你想干掉的那家伙尾随着你，飞得太低了，结果一头撞进了地面的飞机修理库里，引起的大火把修理库都点着了。”没人愿意去看看火堆里还剩下什么东西，我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把那家伙的零碎转交给皇家空军。

　　到底谁怕谁

　　最初，我没有获得过任何奖励。对一个飞行员来说，打完仗最兴奋的事情就是活着回来。空战让人身心俱疲，大半的时间里，你根本搞不清初应该如何机动，尤其当你正在追逐目标的时候。关键时刻，所有的机动动作几乎来不及考虑就做出来了。当我结束任务归来，爬出座舱，膝盖是弯的，几乎都站不起来了。还有一个麻烦，一天，为了躲避尾随在我后面的一架日本飞机的攻击，我一口气俯冲了大约10000英尺，等我改平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我什么都看不见了。不过过载之后，视力很快会恢复正常。一件好事是那时的飞机速度低，当时我们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如果知道了，我们就没必要那样玩命地俯冲了，因为亚音速飞机最快只能飞那么快，再快就散架了。

　　许多公开发表的刊物都说我们经常飞双机编队，不太准确。我们通常一块儿起飞，有可能在巡航的时候，我们双机还在一起。但是一旦日本人的零式或者97式战斗机出现，我们就会散开，大家各忙各的。如果你总琢磨着和同伴的飞机在一块儿，敌人飞机飞过来的时候你肯定分心。

　　三机编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通常数量上处于劣势，所以几乎不飞编队，飞了也没用。日本飞机和飞行员的技术都不错，只是飞机不太结实。很幸运，我们的家伙比他们的皮实多了。

　　我们的飞机飞得比零式快，但是日本人经常能来个急转弯，然后贴着我们的内侧飞行。在较高的高度，他们飞机的机动性相当不错。不过，那不影响我们。我们通常设法在10,000英尺和15,000英尺之间的空域候着他们，偶尔也在10,000英尺之下，他们跑不掉。

　　我们知道零式能急转弯儿，但是它们很少能借此咬住我们。如果零式咬上了我的P-40，我就俯冲，可能的话，就赶到它的屁股后面揍它。我们积累了很多战斗经验，比如迎头攻击，日本人必死无疑。对这种迎头格斗，我一点都不害怕。零式飞机的火力不如我们，我们飞机的动力要更胜一筹。我从来没有看见有柯蒂斯P-40在火焰中掉下去。

　　和一些说法不一样的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战地机场的飞机最多都没有超过22架。飞机损失了不少，而后备的飞机很少。

　　战后，我遇见了一个日本飞行员。日本人当了飞行员也不会加官晋=爵。开始你是个大兵，那你就永远是大兵，只不过有一个飞行员的身份罢了，永无晋升机会。他说他们占领汉口以后，就放假，一起出去，拔机场上的草，有时候要拔一整天。有时，我们的B-25轰炸机会投下很多反人员霰弹，在地面正上方爆炸。这些炸弹会清除地面的一切。他说，如果你们的轰炸机来了，我们就躲在战壕里大喊“万岁”，因为我们不用拔草了。

　　P-40战斗机

　　我第一次坐进P-40的座舱，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只是想看看各种开关都在哪里。你需要知道，你必须能够闭上眼睛完成一切事情，感受所有的东西，比如弄清楚机枪的按钮在哪儿。接着，我就爬升到10000英尺的高度，尝试飞机的各种性能：倒飞，侧飞，尾旋……飞机进入螺旋状态是最麻烦的，我在彭萨科拉的时候，我们组的一个小伙子就是因为这个丢了性命。海军方面当时还从华盛顿专门派了一帮人下来查问此事。但是任何飞行员都必须清楚如何飞尾旋，教官必须告诉每个学员如何面对危险情况。进入螺旋状态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的正常飞行姿态是怎样的，该如何改出来。

　　有人告诉我们，在一战的时候有个飞行员正在飞尾旋，突然失速进入螺旋，眼看要完了，他想：我必须加速，结果冲出了螺旋。于是我们开始学习转一圈，两圈，三圈……

　　在缅甸和中国作战的时候，我们仅仅有老式的P-40战斗机。但是每个人的兴头儿都很高，大家觉着在一起干肯定不错。我们确实盼望着打胜仗。

　　我非常喜欢这种飞机，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了它，对大家多说几句。首先，用任何溢美之词称赞它都不过分。除了一些P-43，它是我们在缅甸唯一的作战飞机，它的性能无可挑剔，在各项指标上，让日本人的飞机甘拜下风。

　　我听报纸上说过，在缅甸，我们的战术是让飞行员贴着日本人飞行，用自己的机翼把他们战斗机或轰炸机的机翼“剐”下来。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但属于偶然事故，肯定不属于飞行条例中规定的动作。如果真是这样，怕是“歇菜”的飞机就太多了。

　　着陆经常出问题

　　大多数着陆都是常规的换慢档减速着陆，但是飞机不一定总是能够停下来。

　　有一次，“老头”(陈纳德)心血来潮，觉得我们应该把机场的五架飞机疏散，因为日本人有可能在晚上发动突袭，不能冒这个险。我们起飞了，雷电交加，狂风大作，L形停机坪又窄又短，尽头就是一条深深的沟，我们只需花十分钟就可以到达。第一个降落的小伙子叫约翰·迪恩，在彭萨科拉基地的时候是我们班上的。小伙子出身海军，像所有海军飞行员一样，他的降落动作通常稳当得没法说。迪恩首先降落，按照临场方向把飞机停好。妈的，当时大家也没多想，都跟在他后边。我开始减速滑行，突然发现飞机根本停不下来，所以，我就一直滑到大拐弯的那个地方，准备拐弯，半道上突然减速把手松了，P-40的这个玩艺儿在换档拐弯的时候总是不太结实，我只好让把手顶到我的肚子上。往旁边一看，比尔·巴特灵的飞机已经冲到头，来不及拐弯，正好顺在那里，飞机尾巴朝外。我们几个一个接一个地撞在一起，除了迪恩的飞机安然无恙，所有飞机都挂彩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抢救飞机，如果飞机撞残了，就麻烦了。“老头”因为这件事闹心了很久。

　　像熟悉自己的家一样适应一架新飞机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如果不花些功夫，就会觉得自己的飞机怪怪的。在我们之前，曾经有些兄弟让“老头”很不爽：不是在降落的时候滑行距离过长，就是飞机停不下来。于是老头干脆在跑道上用粉笔划了一道线，离着陆点也就是200英尺，“老头”发话：超过白线完成降落动作，无论何人一概罚款100块。特西·黑尔不幸“中标”，老巴比·波灵顿降落猛了一些，越线，他再度起飞降落，这一次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依旧被罚。第三位兄弟机灵，眼看自己“犯悬”，就趁没人的时候偷着把那条粉笔线又往远划了划。

　　只要飞机没有彻底残废，我们就能把他们修好，我们的地勤人员真是太棒了。机场的航标灯经常出毛病，钨丝经常烧化，我们只能摸黑了。那时候，顺着跑道，我们准备了一堆又一堆的沙土。一旦我们不在的时候，有日本飞机把跑道炸出了弹坑，这些沙土就能填进弹坑里去，有一次我降落的时候，正好飞机右轮子轧在一堆沙土上，于是飞机像“狗啃泥”一样着陆了。那时候，日本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没有时间亲自打理飞机。坏的飞机直接装上卡车，送去修理。地勤人员把所有还能用的部件都要拆下来，机枪、仪表设备、方向操作杆，只要是还能用的东西，他们一概不放过。

　　说我们的战时修配是奇迹并不过分。如果一架P-40坏了，没有千斤顶，中国人就用绳子捆住机翼，再准备好小平板车，把它拖到一棵大树下边，树杈上装个大滑轮，把飞机吊起来，一切就全齐了。他们连必要的钳子都没有几把，居然修复了很多P-40的机身和机翼。这种修配方式始终让我感觉不可思议，但是非常有效。

　　开始，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精确的导航地图。我们使用过一阵子中国人提供的地图，不怎么精确。一些飞虎队的小伙子很有经验，干脆用自己手绘的地图，他们油印了一些，分发给别的弟兄们。其实他们在其他方面表现得也非常棒。

　　中国人负责预报天气，做得非常好，我们自己也帮忙补充一些数据。我们有一整套预警办法，可以及时通知我们日本人的飞机飞到了哪里，还没等他们飞到，我们就已经了如指掌。在地面上，我们曾经损失过几架飞机，但是总体说来我们的飞机隐蔽得相当好。

　　面临日本人地面的进攻，我们的飞机和基地经常转移，这是在缅甸最糟糕的事情。一度有一段时间，我们坐在一起，闲得没事干，四五天都见不到日本飞机。日子单调无聊，我们经常从隐蔽的地方站起来，看看有没有日本飞机飞过来。说到吃的，不提也罢。实际上，我们特别盼望能参加战斗，有足够多的飞机让我们打，可是这种情况从未出现。

　　失踪的兄弟

　　大多数时候，飞机状态都很不错，当然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讯除外。要么能听不能发，要么相反。一天，我和一个叫爱德·雷伯特的兄弟一起起飞，他领航。在10000英尺上空，他提醒我飞近一点，我飞到他飞机的后边，他说，“你在前边飞吧”。我发现他忘记把辅助进气阀打开了。行李间外边的这个阀门必须是开着的，在起飞之前就要记着打开。他就这样掉了下去。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雷伯特，那是我们在仰光上空的最后一天。我后来又和查理·邦德找了他好几个小时，但是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一旦接到升空警报，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阀门，然后再登机。

　　和英国皇家空军一起作战的经历

　　英国人有无线电探测器，也是我们的预警装置。如果我们在仰光，他们起飞，我们就起飞，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英国人起飞了肯定有原因，我们遇事经常和他们联合行动。当然，如果我们想靠自己打日本人的飞机，我们就自己来，不再通知他们。

　　我们和英国人的关系相当不错，他们的司令官叫凯利，参加过布列塔尼战役，已经打下了21架飞机，是个空中英雄。很多人都挺崇拜他的，他为人也不错。几年前，我找到了他的地址，给他写了封信，他回寄我一张贺卡，上边是一个小教堂。他说很奇怪，那时在伦敦出任务的时候，天气极差，连机场都看不清，几乎每次只有教堂这边是晴天。一飞到教堂这边，他们就知道机场在哪儿了。

　　陈纳德是个怎样的人

　　他看上去很安静，口音软软的，是个标准的南方绅士。50多岁的时候，他出名了，他爱讲那句口头禅：我的办公室大门永远是打开的。任何时候，如果你有麻烦了，他都会帮助你解决。我们有个兄弟，得知两个飞行员在训练的时候牺牲了，就告诉“老头”，他不想飞了，可也不想回家，想干地勤。“老头”就答应了，给他在地勤找了个差事。克里克·史密斯也是这样，“老头”看他实在不想上天作战了，就给他找了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老头”待人很随和，不管你做了什么，都会给你个台阶下。

　　在飞虎队的时候，大家已经退出了军籍，每个人都是名义上的平民。不需要彼此敬礼，但是对一个人除外，就是“老头”。“老头”来了，我们就和他聊天，在一切非正规场合，我们都管他叫“老头”，没有贬损的意思。真的，这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外号，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对下属吆五喝六。

　　飞越“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大约有500多英里，穿越航线中那些峡谷的时候，经常会遇见大风，你会感觉飞机轻飘飘的，飞得非常快。回来的时候，飞机上没有货，你反而觉得慢了。遇见好天气，你会战胜艰险安全返回。当时，我们是按小时拿钱，小伙子们飞起来也并不害怕。通常我们飞昆明，偶尔也飞其他的地方。当然，一切全凭运气。

　　“飞虎航线”的建立

　　飞虎航线是大战期间唯一的空中航线，我的战友鲍伯有16架飞机，都是战时负责训练的。战后我们还剩下一些C-46和C-47以及一些DC-4运输机。后来我们又得到了16架C121“超星座”运输机。我们琢磨着想搞一些新飞机，但是没成。

　　我们有一些CL-44，不过它们不好操作，而且降落挺麻烦。但是我们几乎能够运输任何货物。我们曾经把F-104战斗机的翅膀卸下来，把机身和机翼都装在运输机里，运给西德空军。

　　最喜欢的飞机

　　C121，操作起来非常棒，发动机有两对，可以应付紧急情况，飞得也挺快。我也喜欢DC-8系列。

　　和飞虎队的老战友

　　很有意思，二战结束以后的这么多年，我们走动得更频繁了。弟兄们忙着参加各种航展，接受媒体采访，处理读者来信。所有的飞虎队员都是一家人，一年我们要碰上一两次头，平常也经常联系。最近我们的名字进入了俄亥俄州代顿的国家航空荣誉纪念堂，也进了德克萨斯州的米兰德联邦空军荣誉纪念堂，弟兄们都已经八十多岁了，所剩无多，他们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摘自：《环球飞行》杂志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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