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准备发动战争，还需进行外交上的努力。

　　随着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民要求社会变革、政治民主、废除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野的改进党提出对外强硬、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恢复国权的主张，激烈攻击伊藤博文内阁同英国进行的修约谈判方案，以致日本内阁在1893年底下令解散国会。陆奥宗光在写给驻英公使青木武藏的信中说："国 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若不作出一个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

　　由于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英国担心影响它所垄断的欧洲至远东海上交通线，英俄关系开始紧张。英国想利用日本作为对抗俄国的筹码，这为日英接近创造了条件。但是，日本政府既想要英国放弃它在日本已经取得的特权，又要英国默许它对朝鲜发起战争，外交谈判上难度极大。经过五十余次正式谈判和私下蹉商，日本作了许多让步，又离间中英关系，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订立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勋爵在签约后对青木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青木报告说："英人的意思，让日清两国把力量置于朝鲜的北端或全部，而自己不费劳力，以防止俄国南侵"。日本看准了英国的基本立场，便放心大胆地在朝鲜进行了军事冒险。

　　为了阻止日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李鸿章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早在6月20日，他便通过俄国公使喀西尼请求俄国干预。俄国政府先是对此事表示了很大兴趣，训令驻日公使希罗多渥劝告日本共同撤兵。日本拒绝了。李鸿章进一步建议由中、日、俄三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俄国政府在做了认真研究后，却决定退出漩涡。俄国认为，卷入朝鲜这场纠纷，可能导致卷入战争。在西伯利亚铁路修成之前，在远东打一场战争，俄国的军事力量尚不充分。

　　此外，英国正在等待时机，当俄国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就有可能站在日本一边，从而造成俄国外交上的孤立。

　　李鸿章在请求俄国出面调停的时候，也请求英国调停。英国担心日本进一步扩大事态，会把中国完全推入俄国怀抱，便由欧格讷出面，进行了几次斡旋，要中国同意"改革"朝鲜内政。总理衙门表示，先要日本退兵，然后再行商议。日本乘机诬指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又宣布即使中国政府派出改革朝鲜内政的委员，对于日本在朝鲜独力进行之事项，亦不准置喙干涉。欧格讷为了阻止中日战争爆发，曾建议本国同俄国舰队联合进行武装示威，但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否定了这个建议。他说："这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不能削弱在东亚的海洋上具有能够成为防范俄国屏障的伟大力量的强国，不应该与之不合。"7月23日，英国照会日本，"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这是向日本暗示，未来的战争只要不影响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会进行干预。

　　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曾这样评价俄国的调停："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这番话用来形容英国的行为也是完全合适的。赫德又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它们所以同情中国，只是因为战争会使它们自己受到损失而已"。这倒是说出了各国进行调停的本来面目。

　　此外，李鸿章自己还有独辟对日外交行动的惊人之举。

　　早在7月12日，李鸿章就秘密通过幕僚伍廷芳拜访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告诉日方他对处理朝鲜问题的态度，使得日本人明显感到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坚持双方先从朝鲜撤兵再开谈判的立场间有不一致。14日，荒川报告陆奥，伍廷芳和罗丰禄被李鸿章秘密授予了谈判的使命。15日，荒川再次报告陆奥，李鸿章好象倾向于同意陆奥的一些原则来解决朝鲜问题。伍廷芳告诉他，"李鸿章能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需考虑北京的态度。"16日，陆奥回电荒川，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解决朝鲜问题，但除非此建议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公认的渠道传达给日方外，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16日，荒川再次报告陆奥，他已将陆奥的意见告诉了伍廷芳，李鸿章倾向于和平解决，但为如何方能开展谈判而焦虑。"他已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你的建议"。22日，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总办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奉命到日本领事馆，极秘密地通知日方，李鸿章决定派他做为秘密特使，到东京面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忠诚希望和睦解决，并安排如何就朝鲜问题开展谈判"。李鸿章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并要求日方对这一倡议立即答复。同日，荒川还在伍廷芳的安排下，于下午3时到盛宣怀的天津海关道衙门密谈。盛在会面中告诉荒川，中国军队派往朝鲜是为了做样子而不是为了打仗。

　　在李鸿章这方面想来，这一高级别谈判的建议必定会在第一时间传递给日本政府。但不知何故，荒川己次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却拖延到23日晚间8时30分才拍发，日本外务省24日上午11时50分收到。陆奥宗光倒没有耽误，当天他回电荒川："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与日本的敌对行动还没有开始，日本政府也不能保证他们在朝鲜之军队放弃敌对行动。因为在朝鲜，目前仍不断发生政治事件。然而，日本政府也不特别反对罗来日本。"由于现在没有找到这封电报到达东京后，日方究竟采取过什么具体的指令，以暂缓侵朝日军在汉城，以及联合舰队在朝鲜海域的军事行动的材料，于是，人们将李鸿章如此重大直接的求和行动忽略了。

　　罗丰禄的这次外交试探是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极不寻常的事件，我们迄今不知是谁给李鸿章授过权。按说如此重大的事件，必须有最高当局的直接命令，即使是军机大臣，也只能是转述皇帝、皇太后的谕旨。然而，没有任何线索透露朝廷的这种立场。所有已经发表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发给李鸿章的指令，都是要他做好开战准备。

　　那么，就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是李鸿章自行决定与日本进行高层接触，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日在朝鲜即将发生的军事对抗平息下去。这种越过皇帝、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擅自开展的外交活动，在甲午年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却是日本外交档案中记录的事实。我们对李鸿章的个人决断能力不得不作出新的考虑。联想到1900年北京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藉口保护使馆侨民，从大沽口登陆，占领北京。南方督抚策划东南互保，拒绝执行朝廷排外的指令。这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居然同意幕僚刘学询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的策划，同流亡国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用孙中山来施行新政。这种骇人听闻几无可能的选择，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却考虑到并着手安排了。此事虽然后来由于朝廷起用他重返北京，与八国联军谈判城下之盟而作罢，但提醒我们，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他的内心世界极为复杂。在甲午7月，他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寻求和平，显然是判定慈禧太后不愿在六旬大寿之年爆发战争；对于日本，他所统辖的海陆军也没有必胜的信心。但有一点，李鸿章似乎有把握，倘若他以外交手段将密布的战云消退，他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说服朝廷。外国人曾说，中国有两个外交部，一个是北京的总理衙门，一个是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总理衙门是一个集体议事的官僚机构，每一个外交使节来访，所有大臣都要参加接见，大家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总办大臣，却没有人负责。北洋大臣衙门则是李鸿章的单人外交部。李鸿章坐镇天津，对北京的外交方针一直产生着直接影响。这次求和行动，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冒险，一方面，他绕过正常渠道，通过罗丰禄直接提出访日要求，另一方面，则通过盛宣怀放出空气，表示中国对日的战争准备只不过是做做样子。22日罗、盛二人的行动，是李鸿章精心安排的双簧。由于日本方面没有积极配合，终于在日军进攻朝鲜王宫和挑起丰岛海战后作罢，就此湮没在浩瀚的外交文书和当事者的心底了。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中的重要手段。李鸿章看到了各国的矛盾和打算，他希望运用纵横捭阖，来消弭中日之间紧张的军事对峙，以阻止战争爆发，用心可谓良苦。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期望太高，对日本冒险发动战争估计过低。他指望用中国方面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来换取日本的让步，这就完全失算了。这个失算，贻误了中国军队在朝鲜的配置和增援时机，在战争准备上陷于被动。以致7月23日，日本军队挟持朝鲜国王，组织了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25日，"新政权"宣布废除同中国的一切条约，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时，就完全措手不及了。

　　日本方面也确实存在值得研究的问题。首先是荒川的电报延误一整天，使得整个议和行动失去了回旋的时间余地。这个延误是故意的还是简单的技术故障?其次，日方既已允诺罗丰禄密访日本，为什么没有做出响应的协调动作?是日本政治家与军方在和战问题上无法协调，军方不顾一切可能的政治运作，非要发动一场战争，还是由于时间和通讯原因，无法进行联络，或是日本最高当局打定主意，就是要通过战争逼迫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考证分析的课题。

　　本文节选自《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姜鸣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