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慈禧太后来说，京西三山五园的绮丽风光是难以忘怀的。青年时代在那儿度过的美好情景更是记忆犹新。以至她人过中年之后，对于修复园子的兴趣越来越强烈。历代帝王都修苑囿，或是在宫禁之旁起盖别院，或是在城郊和外地兴建离宫。这种风气，清代尤盛。西山一带，连绵二十里，逶迤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建起来的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的清漪园，玉泉山的静明园和香山的静宜园等一大片皇家园林。紫禁城皇宫中附会《礼记》、《周礼·考工记》建造的宫殿群落，体现了封建时代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刻板的布局，高 度规格化的建筑风格，大面积相同的色块和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紧密相套的四合院，常常使人产生沉闷压抑的心理负担。所以康熙已降各位皇帝都常年居住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既处理政务，又游燕逸乐。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焚烧了经营百年的西郊林苑，使得惯于奢侈享受的清朝皇室在北京附近竟无处避暑消夏。环绕着复修苑囿，晚清政局出现了各种大小事件，而修园经费，又和海军经费扯在一起。

　　同治末年，慈禧母子曾谋复修圆明园，而与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及朝野大臣发生激烈冲突。为了缓和折衷，有人建议改修三海。未过多久，同治帝暴病而崩，4岁的的光绪帝载湉继位。两宫太后再度宣布垂帘听政，三海工程对她们不再有直接意义。于是便告停工。

　　三海位于紫禁城西侧，一片秀丽的山水包蕴在高大的土红色宫墙之内，因南海、中海、北海三个著名的湖泊而得名。三海面积2500余亩，其中水面占一半以上。湖光潋滟，回映着四岸的亭台楼阁，景色绝佳。到了1885年，慈禧太后考虑到光绪帝即将亲政，自己归政后若要重修圆明园，不但国家财力难以支持，同时又会遭到反对，于是决定援引同治年旧例，于6月21日下懿旨重修三海。而根据档案记载，工程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动工。

　　三海工程包括三海所有的殿宇房屋、道路河池、假山堤泊、点景花园，电灯铁路等等。重点在南海的瀛台，中海的丰泽园、仪銮殿、西苑门一带。全部工程有一百多处，几百个项目，整个大修工程经费总额约在白银600万两左右。奉宸苑工程处从光绪十一年四月至十六年十月，共收银513万两。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官员捐修银、户部及内库帑银、各海关解银、海军衙门、神机营借拨银。其中海军衙门和神机营的借拨银为2 294 329两，占总经费收入的44.7%。以后海军衙门还代奉宸苑借拨欠发厂商实银66万余两。从1891年至1895年，三海在正常岁修和为慈禧太后庆寿工程中，又从海军衙门挪借141.5万两。总计1885年至1895年10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

　　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研究，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归还。关键在于同光年间，中央财政空虚，户部和内务府往往难以随时满足工程需款。设立海军衙门，就能多建立一个账户，以使朝廷多了条调用资金的渠道。海军衙门有固定的经费收入，因此在用款时有很大的机动余地。在营建三海及以后营建颐和园的过程中，醇亲王控制的海军衙门确实起了调剂资金的作用。醇亲王深知其中的奥秘。在后世看来，皇太后、皇帝君临天下，自然可以恣意调拨全国财富，其实不然。封建国家机器本身具有制约机制。它通过祖制祖训、部院规章、御史谏官和朝野清议来平衡天子的言行。从这个角度看，皇太后、皇帝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但另一方面，制度都是人创的。在一个人治的社会，最高统治者又会通过各种方式巧立名目，以避开制度对其的束缚。诸如以海军衙门为中继站，调节缓冲内务府施工急需的银帑，就是例证之一。海军衙门所垫的款项虽然后来如数归还，慈禧太后孜孜以求的三海工程也如期竣工了。拆东墙补西墙，受损的依然是海军。

　　李鸿章显然精通此道。处于封疆大吏的立场，他既希望巴结皇太后以巩固慈眷；又不愿因建造园囿，使得海防经费挪用过多而影响北洋实力；更知道哪些挪垫是不合规矩、摆不上桌面的，因此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有时积极表示赞同，有时找理由婉辞，有时还用海防名义向外商借款以保工需，在夹缝中居然左右逢源。

　　到了修建颐和园时，挪垫进一步发展成为挪用。

　　��886年11月19日，户部尚书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庆邸(按指奕劻晤朴庵(奕譞)，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湖)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按：指承德避署山庄)也。"

　　这段话透出一个大秘密：虽然三海工程正以慈禧归政后颐养之所的名义大张旗鼓地进行施工，皇太后依然未能忘情西郊的旖旎景色。复修清漪园之事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清漪园是乾隆皇帝1750年为庆贺母后六十寿辰而兴修的林苑，位于圆明圆西侧，万寿山、昆明湖都是园中的景致。慈禧太后深知圆明园局面过于散漫，复修工时浩瀚。且是一马平川，有水面无山色，反不如清漪园倚山傍湖的翠微灵气，还能抬出乾隆帝为母后修园祝寿的先例来堵住反对者的嘴巴，是以选定清漪园作为自己晚年的另一处怡乐之所。三天以后，翁同龢再谒醇王，他记录这次访问是"深谈时局，极耿耿也"。所谓时局，当指复修园囿的工程及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反应，翁同龢在政治上是走醇王路线的，他显然是最早知悉这一秘密的上层官员。

　　园工是悄悄开始的。醇亲王找了规复昆明湖水操旧制，在湖内修建水操学堂做理由。昆明湖水操是乾隆仿效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池训练水军故事，于1751年开始在昆明湖定期进行操练。当时还专门建造了16艘大型战船，调福建水师官员担任教习。这种训练当然只是象征，军事意义并不很大，到了19世纪更与海防无关。醇亲王以祖制为借口，却能讲得头头是道。他在奏折中说："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御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暨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接着，被英法联军毁坏了26年的东宫门、仁寿殿、玉澜堂、乐寿堂、长廊、排云殿、后山佛殿、南湖岛诸殿、十七孔桥等建筑便开始动工修造了。李鸿章知晓这一计划。1887年8月15日，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表示："禁苑工款及万寿山各座陆续经营。截长补短，实费荩筹。鸿章愧不能效一臂之助。"

　　纸包不住火。随着时间推移，清漪园动工复修的消息终于传了出去，弄得朝野沸沸扬扬。袁保龄在给军机章京钱应溥的私信中一针见血地说："昆明(湖)习水战，赋绝好题目，借款得所藉手，挥洒较易"1888年3月13日，皇帝发布上谕，向天下诏示此事。上谕宣称，三海修缮将次告竣，现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量加修葺，以备慈舆临幸。园中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为高宗侍奉宪皇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规，尤臻祥治。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伸祝嘏。从此颐和园工程便公开进行了。到了1889年1月16日，紫禁城中贞度门发生火灾，火势延及太和门。这在当时看来是不祥之兆，表明人怨激起天怒，天意示警。再加上不少臣工对工程的批评，慈禧太后不得不发布懿旨，表示"遇灾知儆，修省宜先。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作一律停止"。这样，园工缩小了规模。1891年6月4日，慈禧首次巡幸颐和园，以后常驻园中。而园工中尚未完成的项目，则加紧施工，直到1895年上半年方告结束。

　　颐和园工程究竟耗费了多少银两，现在尚难考证清楚。根据承办工程的算房对1888年至1895年修建的佛香阁、谐趣园、德和园大戏楼等56项工程估价，约为318万两。1886年以修建水操学堂名义拨款67.8万两。而1886年至1887年修建的仁寿殿、玉澜堂、排云殿、长廊等建筑缺乏明确的造价资料。鉴于整个三海工程用银为600余万两，这批建筑估计不会超出此数，因而推算整个颐和园工程用费约在1000万两白银上下。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传说颐和园是挪用海军经费修造的，清末维新党人梁启超首创将园工同甲午海战失败相联系的说法，以激起人们对慈禧太后的仇恨。挪用的确切数额则说法不一，多则谓8000万两，少则仅300万两。一般的看法认为在2000～3000万两。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清宫档案，海军衙门在1888年把45.3万两银挪至园工。次年，奕劻又决定每年从海军经费中腾挪30万两交颐和园工程处。至1894年共挪用180万两。1891年3月25日，奕劻奏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衙门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二百六十万两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数，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以后又从出使经费中挪垫了工程银100万两，申明从海军巨款260万两生息项下按年拨还。从这些数字统计，海军衙门经费有案可稽的腾挪共达325.75万两。1889年1月6日，海军衙门还在奏折中提到"余平、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根据海军衙门的规定，北洋海防经费的平余，划抵下一年度"定远"等八舰的粮饷油修经费，而海军衙门发放的八舰经费及东三省练兵饷，则由海军衙门拨付时扣除。有人统计，从1887年到1894年，海军衙门克扣南北洋将士员弁及东三省练兵饷的平余银，总数约达库平银86万两。按照余平专备"工作"之需的说法，这笔款子也被挪用于园工。

　　此外，海防捐和新海防捐被挪至园工的，约在250～350万两之间。所有数字相加，海军衙门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当不超过750万两。

　　在三海和颐和园大兴土木的时候，朝廷财政正十分窘迫。以1888年为例，这年户部在正常的年度开支之外，又筹拨皇帝大婚典礼费500万两，郑州河工600万两，山东河工289万两，制钱工本90余万两，铜本50万两等等。大工未尽，大礼方兴。将历年铢积寸累之余罄于数月，只能大量腾挪海军衙门的经费了。庆郡王私下坦承"以昆明湖替代海防建设是其无可奈何的苦衷"。庆郡王奕劻是乾隆第十七子庆禧亲王永璘之孙。他在政务上比醇亲王更无建树，但在谄媚慈禧和接受贿赂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谄媚和腐化的升级标志着一个王朝没落的加剧。到这种时候，祖制、规则、谏议就都被抛到一边去了。这里，还应提一下"海军巨款"事件。

　　1888年10月底，醇亲王致函李鸿章，透露"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二百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李鸿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旨意，立即通报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荃，湖广总督裕禄、湖北巡抚奎斌，四川总督刘秉璋、江西巡抚德馨等人："去岁在京时，醇邸即以此事相属，当以'工程太大，费用不赀，外省情形素所深悉，恐难办到'，一再婉复。邸谓：'目前海部、神机营两处解款皆可支用，将来事务仍须奉商。'今年二月朔日遂见明谕，以万寿山大报恩寺及延寿寺为将来慈圣六旬祝嘏之所。"

　　他对张之洞说："窃以粤中指款名目繁多，若能酌节用项，分次匀提，正与朝旨邸教不动正款主意相合，且时逾五稔，尚可分岁经营。但每年得二十万，五年积成百万，则尊处已独任其半。此外南洋各处一二善国从而附议，便可观成。……此为功力，岂可测量?"

　　他对曾国荃讲得更为露骨："邸意所注……首望香帅，次则台端。能于江粤集得大宗，此外略加附益，便有成数。但当频年搜刮之后，何处得有闲款?目前需用已亟，无论正杂各款，均可移缓就急，分年提解。将来能在外筹还固佳，即至无可挪填，统俟凑齐后，再行酌量办理，谅无不可。"

　　各地督抚心领神会，争先恐后，结果合计集款竟达260万两。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这笔款项称为"海军经费"，"以海防、工作并为一案词意尚觉浑融"。"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不久，御史林绍年上奏要求停止报效，竟遭懿旨严行申饬，而李鸿章、张之洞及所有参与"海军巨款"的督、抚、藩、臬、运司共25人却受到奖叙。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官场的腐败和吏治的黑暗。

　　更有意思的是，督抚们虽然向皇太后行了贿，却害怕同样的索贿经常发生，将使他们难以应付，所以大家要为自己留下余地，不能显得地方财政过于富裕。同时，在清末，修园囿本来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同治年间复修圆明园的争议在许多人的脑子里还记忆犹新，督抚们当然也会小心翼翼地顾忌到自己身后的名声。好在海军衙门总办章京恩佑早已表示，"除两广不动正款外，各省择无碍京协各饷之正杂诸款腾挪挹注，分别奏咨办理"，所以，两江总督张之洞就在奏折里明白地告诉皇帝，粤省虽然认筹100万两，第一期应付的5万两也已划出，但现在一时难以指定专款名目，故只能先向百川通商号借垫。四川总督刘秉璋也汇报说，他汇出的银子是藩司商同盐茶道、官运局各向商号借得，俟以后岁收盐厘除拨解京协各饷外，即以盈余分年归还。其最后一笔5万两款项，挪用的是官运局的运本。其他各省的划款途径，还有盐斤加价、厘金、地丁收入等等。所有这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居然可以在正式公文中赤裸裸地陈述于庙堂之上，近乎在同皇太后直接做生意报账，这在清朝前期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说明了大员们了无顾忌的末世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封疆大吏对朝廷腐败的一种蔑视。比如清流出身的张之洞，既然已经安排好了报效，又说尚未想好出处，只得向商人借垫，是否还有揶揄一下朝廷的用意呢?张之洞是一个聪敏机灵的读书人，再过十几年，他还敢说向各国宣战的上谕是"矫旨"，公然发起"东南互保"呢。

　　需要说明的是，醇亲王、庆郡王主持园工，筹措经费，甚至在工地上张贴的告示也落海军衙门的款，给人以海军衙门即颐和园工程处的印象，但两者毕竟是有区别的。修园经费也非海军衙门独任。260万两巨款虽然打着海军名目，其实完全是各地督抚对慈禧的报效，不能算在海军经费的账上。从事后来看，这笔款子的本金全部存在外国银行及借给开平矿务局，利息用于解还从出使经费中挪用的100万两。但颐和园工程毕竟妨碍了清季海军的发展，从而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姜鸣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