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顾顺章

　　本文摘自当代出版社《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又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化广奇。1904年生于原江苏省宝山县顾村乡白杨村一个农民家庭，其具体出生月日不详。其后妻张永琴上世纪90年代初接受采访称是其生年月为1906年腊月30日(1907年2月12日)，与传统或权威书籍记载不符。

　　宝山县建县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建县前，境域在唐宋时属昆山县，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起属嘉定县。清雍正二年自嘉定县析出东境建为新县，与老县嘉定同城而治。沿用明永乐十年(1412年)为导航而修筑于浦东高桥海滨的一座土山“宝山”之名，定县名为宝山。

　　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宝山县境域曾发生变动，但截至1988年撤县改区，顾顺章的家乡宝山县顾村乡白杨村一直辖属于宝山县。

　　宝山县虽属上海近畿，但主要还是以农立县，直至1980年，该县总人口34.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有28.28万人。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在上海设立租界，西方资本主义在上海开埠，设厂经商，使上海逐步扩大繁荣。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自然经济，促使中国农业经济解体，许多农民纷纷破产，上海近畿首当其中。顾顺章幼小失父，母亲目不识丁，纯为家庭妇女，家庭贫穷潦倒，经济无依无靠，只好像其他上海郊区的农民一样，在十多岁时就流落到上海滩来谋生，混饭过日子。

　　上海滩是个弱食强吞的社会码头，是达官贵人、黑社会集团的天下。谁有钱，谁的势力大，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理由，谁就有话语权，谁就说了算。

　　顾顺章流落到上海街头，无依无靠，经常要受到小瘪三和流氓的欺负。受够了这些苦头和耻辱，使他产生了一个自卫求生的想法：要拜师练习武术。顾顺章很聪明灵巧，也很刻苦耐劳。师父一点拨教授，他很快就掌握了基本要领，在勤学苦练中领会，加上被流氓殴打时被迫还击的实践锻炼，其武功长进得非常快。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常受人欺侮的经历和向师父学武时耳濡目染除暴安良扶弱抑强的教训使他爱打抱不平。有时在马路街坊遇到强横的欺侮弱小的，他就路见不平一声吼，冲上去与强横的对打，为此常与人打架。他被别人打伤，从不叫痛苦。帮助了弱者也不留姓留名，接受感谢。而且，他经常是要把被救者已落实到安全的环境才离开，消失于现场。

　　顾顺章在小时候常年流落于街头，对在街头打拳使棒、演杂技耍把戏、卖膏药很好奇，常常为观看这些江湖中人的活动而留连忘返。他对耍把戏特别喜爱，情有独钟，投入观看，虚心请教，回去后反复模仿练习和潜心研究，居然练就了一手耍魔术的好手艺。

　　当时的上海滩，行帮遍地皆是，特别是工厂、码头和街头井市等地方比比皆是。帮中有股有派，靠近闻名上海滩十六铺的小东门、南码头一带的流氓就有三十六股。在上海滩混饭谋生，若不加入帮派就会成为孤家寡人，就会失去保护依靠，就会吃亏受欺压，灵活的顾顺章进城混了一段时间就深深懂得这个中三味，他很快随波逐流地加入了青帮。

　　帮会组织是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产生于明末清初，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别于血缘家族组织和工商业行会组织的第三社会组织。它是流氓、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沙船水手、苦力的秘密结社。就时间先后而言，洪门是最早出现的帮会，以后依次为哥老会(又名“汉流”、“袍哥”)、清(青)帮、礼门、白门等，其中尤以洪门与清帮成员最多，影响最广，习惯上被合称为青红帮。

　　帮会有班辈。若为清门字派，分为24个班辈，在十九世纪末20世纪前期，上海青帮辈份大体在“大”、“通”、“悟”辈之间。顾顺章为何种辈份，历史没有留下具体的说明。但他与顾行轩关系密切，为铁哥们，顾行轩为“通”字辈，以此类推，顾顺章大概也为“通”字辈。这个辈份在上海滩较高，黄金荣、张啸林、杨虎、季云卿等当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帮会中人均与顾顺章同辈。

　　帮会不仅为违法冒险的经济赢利活动所需要，也可以为政治派别所利用。它的阶级属性是流氓无产者，毛泽东于1926年3月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指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顾顺章喜欢打抱不平，有时为了维护他这群“拜堂”兄弟哥们的工友的权益，敢于出头露面与资方评理争斗，得到工人们的信赖和拥护，在工人中产生一定的威信和影响，这一切引起了深入基层领导工人运动的向警予、李立三等中共职工运动领导人的注意。通过正面的谈话接触和侧面的观察和深入了解，向警予、李立三等认为，像顾顺章这样出身工人阶级，有正义感，在劳资斗争中工作积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人又聪明伶俐，若加以教育培养，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24年9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厂由于在上海盲目发展，以及经营管理不善，导致盈利下降。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职工会会长，时任公司工务稽查长邝公耀和副工务长李援策动厂方取消工人病假期间发给工资的规定，又制定苛待工人的管理案例30余项。这一系列新规定及管理条例一出台，该公司工人群情激愤，纷纷罢工示威，要求厂方收回以上陋规，改善工人工作和生活待遇。

　　在这次罢工中，顾顺章深入工人中去发动、组织和领导罢工。他代表工人到百老汇路的公司总部，要求公司总经理简玉阶(其哥简照南已于1923年病逝)接见，倾听工人们的要求和呼声。简玉阶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甚至下令手下保镖随从用武力驱赶上访工人代表。顾顺章手无寸铁又寡不敌众，遭到了资方的毒打。资方还贼喊捉贼，向公共租界巡捕房报警。巡捕房马上出警赶来，如狼似虎，不分青红皂白把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顾顺章及有关工人代表抓走，关进了巡捕房。

　　顾顺章及有关工人代表被抓进巡捕房后，中共上海地区委非常重视顾顺章及工人代表的营救工作。特别是顾顺章负有重伤，若不及时营救出狱，势必危及生命。中共立即通过社会关系向租界巡捕房疏通释放顾顺章等人。好在这时的顾顺章等人还没有中共的党派背景，当年的上海滩因资方告状被抓的“闹事工人”或其他人士若通过社会关系花钱大都能被释放。巡捕房也是“吃了原告又吃被告”，谁给了钱多就为谁办事。收了钱后，巡捕房很快就把顾顺章等人释放出来。

　　顾顺章伤得不轻，中共组织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经过一番精心治疗，身经多次摔打跌爬的顾顺章身体日见好转，不久就痊愈出院了。之后，顾顺章向向警予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

　　顾顺章选择了中共还是有经过一番对比和思考的。

　　顾顺章不由对活跃在上海的两个“革命政党”进行比较。他认为：国民党的言行是“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而中共则是言行一致，是全心全意为穷苦工人大众谋利益的。因此，他把思想感情的天秤倾斜到中共一方，决定加入中共组织。

　　到了顾顺章要求入党的时侯，中共组织内部对这个问题是有经过一番慎重讨论的。当时中共内部对“拿摩温”(工头)是有看法的。他们有的认为“拿摩温”，是“工人贵族”，是资方的“御用工具”，拿资方的“高薪”，替资方做事说话，是站在普通工人群众的对立面。顾顺章作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的工头，当然被定格在这种看法上。但向警予、李立三等认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具体分析顾顺章这种“工头”。顾顺章虽为“工头”，但任职不久，他还是站在广大工友立场上说话，肯帮工友做事，打抱不平的。在向资方斗争中，他勇敢积极，拒绝资方的收买和不畏惧资方的威胁。向、李的意见终于说服了其他党员。

　　鉴于顾顺章一段时间来特别是在这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的表现和他入党的要求，经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研究，决定吸纳他为中共党员。其入党介绍人为向警予、李立三。

　　1924年秋，顾顺章在上海浦东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一间工人宿舍里，面向钉挂在墙上一面点缀着斧头和镰刀的鲜红色的中共党旗，他带着一副虔诚而严肃的脸色，举起紧握着拳头的右手，跟随领誓人向警予的引读声，庄严宣誓：“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从此，顾顺章成为中共一名党员。他是中共上海南洋烟草支部向警予、李立三(化名李成)、唐景星、陈倩如等八名党员之一。时年，顾顺章20岁。

　　顾顺章接受了任务后，抓紧落实，希望尽快惩处叛徒，为中共除害，也为亡友报仇。

　　何家兴装着感激涕零的样子送走李维汉。他很快搬了家并将地址告诉某同志。这个同志正是特二科队员。顾顺章掌握了何家兴的新址，马上带领特三科行动。

　　1928年4月25日清晨，雾气茫茫。红队4人闯入何家兴夫妇的住所。顾顺章带着其他特科人员则在附近街坊装成接新娘闹喜事的迎亲队伍，大放鞭炮，搞得热火朝天，企图用鞭炮掩盖行动时的枪声。红队一人把守后门，三人登楼，踢开房门，何家兴从梦中惊醒，避匿不及，当场被击毙。贺稚华额上被击中一枪，血流满面，借势滚落床下，红队队员以为他们均已毙命，迅速离开现场。

　　贺稚华命不该死，只是受了重伤，被打瞎了右眼，事后被送进广慈医院治疗。

　　治疗期间，红队又布置人准备在医院把她了结，由于特务、巡捕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只好罢手。

　　贺稚华受此一惊，胆子已几乎吓破，伤好后，语无伦次，留有神经错乱的后遗症，再也没有出卖同志的政治资本和能力了，先到南京，后回老家四川，身体有所恢复，后又与人结婚，解放前病死。

　　1929年11月11日，即是内定白鑫登轮离沪的这一天。事前，国民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在报纸上头版头条披露信息：

　　“白鑫，曾在黄埔军校毕业，前因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行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目前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国民党再狡滑玩弄瞒天过海和故弄玄虚的伎俩，也瞒不过共产党人。红队早已在范争波的附近和合坊第4弄第27号，租了一幢三层楼。该楼的斜对面就是43号，从三楼以上可以俯瞰范家四周，范家户外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

　　白鑫被特科监视起来。周恩来、顾顺章、陈赓亲自坐镇指挥。领导四川蓬溪县起义失败到中共中央军事部任参谋科长的邝继勋也参加此次行动。

　　11月11日下午，陈赓、邝继勋、谭忠余(但忠余)、邵达夫、王德明、赵一帆、项与年、吴蓝甫、左光余等中央军委工作人员和红队队员在顾顺章直接指挥下，在和合坊43号周围和弄堂里面埋伏下来。

　　11日晚上，夜幕降临，华灯初放，街道两旁的霓虹灯闪闪烁烁。范争波兄弟带着三个保镖陪同白鑫夫妇走出家门，朝汽车停放的地方捷步走去。他们还来不及上车时，埋伏在附近已久的10多名红队队员一齐掏出匣子枪，扣动扳机。愤怒复仇的子弹组成一道道闪电般洪流向白鑫、范争波兄弟的身上倾泻。白鑫、范争波的弟弟、两个保镖、司机当场被击毙，范争波负伤后装死躺在坐垫上，留住了一条狗命。红队事毕到和合坊弄堂口时，一个巡捕开枪拦截也被当场击毙。事情发生后，中外报纸大力渲染，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

　　有一次顾顺章从家里后门出去，前门有国民党派来名义上保护他、暗地里监视他的举动的保卫。顾顺章对前门保卫说他“要找顾顺章”。保卫就带他进屋。进屋后，保卫对在客厅的张永琴和顾利群说：“这个客人要找顾顺章。”张永琴回答：“你等一下，叫顾利群去叫她爸爸。”顾利群到里屋去叫顾顺章。顾利群当然找不到顾顺章，出来对客人和保卫说：“我爸爸没有在里面，到啥地方去了？”这时，顾顺章突然把眼镜、假胡子和假牙套拿掉。张永琴和顾利群先是一楞，后哈哈大笑，惊奇地喊道：“怎么是侬呢？”

　　据顾利群说：顾顺章在被枪决之前很镇静，有点“从容不迫，慷慨就义”气势。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镇江被国民党枪杀掉，司机把车子开到那里的，顾顺章知道，今天是已经完人，他仍旧很冷静。他在镇江反省院事先做好准备了。他把纸条塞到帽子里头，临刑以前，他把帽子送给司机，他讲我感谢你，把我帽子送给你。你把帽子检查一下，好不好戴。”最后一句在暗示司机，他有事相求。后来，这个厚道的司机找到这纸条并想方设法把它送达张永琴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