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这是中国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开端。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在自己控制下的南满铁路柳条沟段，以此栽赃中国军队，悍然对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了进攻。在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日军迅速侵占了我国东北四省（黑、吉、辽、热河）及哈尔滨特别市，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在本栏目之前的文章《若蒋、张坚决抵抗能否延迟日本的全面侵华》中，我们简要介绍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国内的形势，说明了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历史必然性。不过当时受限于篇幅，我们并没有详细讨论当时中国的国内形势。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的军力是强于日本关东军的，九·一八事变之所以中国会失败，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虽然从结论上来说，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确实应该为九·一八事变的发展负主要责任，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当时的日本关东军敢于发动这样一场战争。从九·一八事变中起主导作用的铃木贞一、本庄繁、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等人后来的行事风格来看，这些人也都不是不管不顾的愣头青。要解释当时日本军队为何敢于挑起九·一八事变，我们还应该搞清楚当时中日双方的实际力量对比。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之中。至20年代末，中国的主要军阀势力大概有东北的张作霖，盘踞山西、河北的阎锡山，陕西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和青海、甘肃、宁夏的西北三马。此外，在北伐战争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了中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其军事力量中央军主要盘踞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和大概半个江西。1929年3月，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广西军阀集团与蒋介石反目，此后与蒋介石有过节的阎锡山、冯玉祥等陆续加入了反蒋同盟。1930年3月，反蒋同盟与蒋介石集团爆发了中原大战。

　　为了扭转自己的孤立局面，手握三四十万东北军的张学良成为了蒋介石的拉拢对象。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炸死，其麾下的东北军共有7个军的兵力。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在蒋介石的建议下对东北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本的东北军整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两大部。其中国防军是东北军中的精锐部队，总共编制有28个旅，省防军多为杂牌部队，相当于维持治安的警察。原本张学良不希望参与关内的军阀混战，而是希望坐山观虎斗。不过在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的拉拢下，加之蒋介石的中央军攻克济南、洛阳，中原大战的局势已经明朗。张学良才接受了蒋介石陆海空军副司令的任命，于1930年9月18日当天命令10万东北军入关，“武装调停”蒋系与反蒋联盟的战争。

　　考虑到自身没有力量向北发展，同时为了牵制张学良的力量。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将中国北方的政局交由张学良全权处理。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不是为了牵制张学良的力量吗？为什么还要让他全权处理北方事务呢？其实，冯玉祥、阎锡山虽然战败，但其手下势力尚在，难保不会再生波澜。因此，让张学良处理北方事务，实则是希望张学良能够帮自己挡住这些军阀残部如石友三、宋哲元、傅作义等。张学良既要为这些在中原大战后“归降”蒋介石政府的军阀残部提供钱粮，又要用自己的嫡系部队看住他们，防止他们借机造反。这大大分散了张学良手中的力量。饶是如此，石友三还和张作成、汪精卫等人勾勾搭搭，并在1931年7月18日举兵反张。迫使张学良再从东北调集了约8万军队入关，一来平定石友三之乱，二来震慑傅作义、宋哲元，使之不敢轻举妄动。而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张学良在东北的兵力。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仍驻关外的东北军国防军兵力大约为：辽宁3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吉林4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哈尔滨特别市4个步兵旅。加上各省省防军，东北军关外守军林林总总，大约有10万人上下。

　　虽然号称10万之众，但同蒋介石管不了张学良一样，张学良也管不了他老爹留下的摊子。早在张作霖还活着的时候，奉系军阀就分为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即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来的一派，和以张学良老师郭松龄为首的保定派，也即毕业于保定军校的一派。两派间本就势同水火，全赖张作霖从中领导，才勉强共存。而张学良子承父业后，士官派本就担心张学良偏向保定派。杨宇霆本人又坚决反对东北易帜，并因此与张学良产生矛盾。最后，张学良又为了巩固权力阴谋暗杀了杨宇霆。这一系列事件导致整个东北军士官派与张学良彻底决裂，虽然没有直接反叛，但也不再理睬张学良的命令。上面我们所说的驻守辽宁的4个旅中，20旅旅长常经武、骑兵第3旅旅长张树森就都是张学良管不到的士官派。

　　除了士官派与保定派的矛盾外，张作霖本身也非东北的“王”，而更像是东北各路势力的“盟主”。这个“盟主”与其“盟友”的关系，多靠私人交情维系。1907年，张作霖就与马龙潭、吴俊生、孙烈臣、张景辉、冯德麟、汤玉麟、张作相结成把兄弟。1927年，张作霖又与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孙传芳、张宗昌、翰林春、褚玉璞再次结拜。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作霖的这些把兄弟中，马龙潭、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仍然在世，且为东北军重要人物。这些人自然不可能心服口服地跟着张学良混。因此，张学良也把这些伯伯、叔叔打发到了吉林、黑龙江等地当草头王爷。至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些叔叔伯伯虽然不至于完全不听张学良的调遣，但张学良对于其部队的控制力却着实有限，这些部队与张学良嫡系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也几乎没有。更离奇的是，在日军兵临吉林城下时，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居然在操办老爸的葬礼，不在军中。而此时主事的参谋长熙洽又恨透了张作霖父子，故在完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开城投降当了汉奸。整个吉林的守军中，除了张作相的外甥冯占海率领的682团，其余尽数当了伪军。

　　除这些嫡系和盟友外，张作霖的奉系军阀还包括大量招安来的土匪，其中固然有马占山将军这样的爱国将领。更多的却是于芷山、张海鹏等宵小。

　　基于以上原因，东北军各部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体系，多各自占山为王，老死不相往来，在其中一部遭受日军攻击时，其他友军同仇敌忾者寡，隔岸观火者众。加之东北军被日本渗透多年，亲日者极多，很多部队见日本人到来，直接就地投降做了汉奸。东北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日本方面是了如指掌的。因此，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选点也极为准确，其率先攻击的目标正是张学良留在东北唯一的一支嫡系部队——王以哲率领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第7旅。在趁东北军完全“懵逼”，干掉了王以哲旅占领了沈阳后，张学良便再难统一东北各部进行抵抗。

　　从武备方面，王以哲旅下辖619、620、621三个步兵团，总兵力约8000人，重武器包括马克沁机关枪12挺、82毫米迫击炮6门、37毫米战防炮4门另配一个轻机枪班。作为张学良的嫡系部队，其装备水平在东北军中确实可圈可点，但在当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日本陆军看来仍显不足。九一八事变当天直接参与军事作战的是关东军指挥的日本陆军第二师团，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古老的师团之一，曾经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就曾任职该部师团长。九一八事变前夕，该部下辖第3、第15两个步兵旅团，共4个步兵联队（相当于团），1个炮兵联队、1个骑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和1个运输联队，仅作战部队人数就高达2万以上。

　　此外，虽然九·一八事变直接来说是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未经日本政府授权，“独走”发动的，但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说过，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以侵略中国为纲领的日本军官集团一夕会已经把持了日本军队内部的人事任免，日本政府对军队已经没有什么节制能力。所谓的“独走”其实更像是日本高层用来“甩锅”的借口——如果关东军打赢了，国联来兴师问罪，就推脱说“我不知道啊，我没让军队打啊”，来推卸责任。如果关东军打输了，就借口“军队独走”来和中国政府议和，此时中国国力远逊于日本，自然也不敢把事情闹大。

　　在对关东军的支援上，日本显然也做足了准备——一旦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受阻，日本在中国华北和朝鲜的驻军也能在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支援。事实上，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次日，日本驻朝鲜的第20师团就派出了其下属的第39混成旅团进入中国东北协助关东军作战。此外，日本国内的军队也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起来经朝鲜或在日本控制下的大连进入东北作战。以日本方面的资料来看，虽然9月18日当天，在中国东北作战的关东军战斗部队数量只有2万出头。然而在1931年底，仅仅三个多月的光景，日本就从本土向关东军加强了3个混成旅团，使关东军的总兵力超过了5万人。加上数万伪军（伪满洲国建立时约有13万），此时日本关东军能够调遣的兵力已接近20万人，数倍于在东北各自为战的抗日力量。再加上蒋介石、张学良拒绝从关内调集军队组织抗日，东北全境沦陷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总的来说，日本关东军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一则是中国内部的分裂；二则是军国主义者掌权后，关东军的有恃无恐。在面对外敌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不能团结一致，一心抗战。那么兵再多、将再广、武器装备再先进亦是无用。这也是90年前那场灾难留给我们今天最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