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24日，即将输掉一战的德国海军司令部向公海舰队下达命令，令其与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一场最后决战。但在国内反战浪潮的影响下，德国水兵于1918年10月29日在基尔港发动了一场兵变。这场兵变成为了引爆德国精英阶层与底层人民对立的导火索。以此为开端，在俄国连续爆发的两场革命的影响下，以工人阶级和士兵为基础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掀起了德国十一月革命。

　　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一支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迅速做大，成为了德国的新主宰。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间，社民党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发布了大量政令改造德国，其中主要包括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业和农业劳工改革、社会福利、公民健康保险、限制企业主解雇劳工、促使被解雇遣散的劳工复工复产、建立劳资协议机制等等。1919年1月份的德国大选中社民党继续以163席（37.86%）议会席位继续成为了德国议会第一大党。但在这次的大选中，社民党只是相对多数，因此必须联合另一派社会主义政党——德国民主党和霍亨索伦的保皇党——中央党共同组阁。

　　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初生的魏玛共和国起义不断。1920年3月13日，保皇党发动了卡普政变占领了柏林。魏玛政府则选择撤退到斯图加特鼓动柏林的工人罢工来应对。同月、鲁尔区、萨克森、汉堡等地相继爆发了共产主义者起义，这次魏玛的政府军和保皇党的自由军又以暴力方式对其进行了镇压。在及其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下，魏玛政府无法向协约国按时按量支付战争赔款。由此，法国、比利时出兵占领了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区。为了反抗法比，魏玛政府开始鼓动鲁尔区的工人罢工。此时的魏玛政府，一方面要出钱支持鲁尔区的工人罢工运动，另一方面又要大量购入外汇支付战争赔款。万般无奈的魏玛政府只得通过大量印钞来解决问题。

　　核动力印钞机的不停运转又直接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恶性膨胀。1921年初至1923年底短短3年时间里，德国马克的通胀达到了惊人的500亿倍。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德国失业率升高，实际工资锐减，粮食、住房、供暖燃料等生活必须支出占人民收入的比重大大增加。恶性通胀的问题在1924年以后得到了极大缓解。然而一波方平一波骤起，1929年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社会。短短几年间，德国的工人失业率从1929年夏天的2.4%飙升到了1932年初的24%。工作机会的丧失和必须生活支出的飙升导致大量贫困人口离开了他们原本可以租住的房屋，流落到救济站、修道院等福利机构，这些流民成为了德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

　　说回1919至1920年，德国刚刚从帝制走向共和制的那段时间，一个微型的政党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中成立。这个政党名叫德国工人党，党魁和创始者是安东·德雷克斯勒。1920年2月24日，德国工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或者我们更加熟知的简称——纳粹党，并在改名仪式上由该党的二号人物阿道夫·希特勒宣读了由德雷克斯勒草拟的25点纲领。这份纲领充分体现了纳粹党早期的政治追求，主要包括：排外的民族主义、扩张主义、减小贫富差距、取缔剥削、反战、国家控制经济、提高社会福利、保护儿童禁止雇佣童工、保证中产阶级的生存与发展等。

　　纲领第11点表示要取缔高利贷，第13点表示要将托拉斯企业收归国有，第14点要求国家分享重工业利润，第17点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地租停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第18点要求将高利贷者、投机者立即处以死刑。第20点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使贫寒子弟有机会通过享受教育、高等教育并籍此走上领导岗位。这些纲领无一例外的将炮火对准了德国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也体现出了纳粹党早期“国家社会主义”的部分，即与主张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的，主张民族至上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初始党纲，价值一个出身贫寒，过过苦日子知道底层民众需要什么、演讲才能优秀的党魁（希特勒与1921年成为纳粹党党魁），纳粹党迅速成为了一个在德国政局有较大影响力的政党。并通过1933年的大选走上了执政党的位置。

　　作为一个曾经浪迹维也纳，靠住在救济院混日子的草根出身，希特勒当然明白“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因此纳粹党自上台伊始就在努力解决底层民众的失业问题、温饱问题和住房问题。在住房问题上，德国与当时的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多数人民不拥有房产，只能靠租房。这样一来，德国的住房问题就基本与租房问题画上了等号。作为物价的一部分，房租价格在纳粹德国被管控的相当严格，严禁房东随意上涨房租（另一个原因是纳粹认为这是犹太行为）——当然，在魏玛共和国以及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也都有类似的政策，这倒并不能算纳粹德国的原创。

　　在限制限制租房价格的同时，纳粹德国还对交不起房租以至于面临无家可归境况的贫困人口有特殊照顾。《德国法院执行报》曾表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法院执行人员，不会允许她的民族同胞中最贫困者被抛弃在完全的贫困中，更不允许将他们最后的财产连同他们对保护他们的国家所寄予的信任和他们对祖国的爱一齐夺走。在这个国家他们有权相信，他们至少能够维系正常的生活。这反应出了当时纳粹德国政府对于房东与租户经济纠纷的解决思路，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加偏向于处于弱势的贫困人口。同时，党卫军报纸《黑色军团》也提出：要从法律上保护正直和值得保护的承租者，以对抗来自房东的恶意刁难行为以及专横的解约行为。

　　除了上述两点直接措施外，减小失业率的努力也侧面但更加根本性的解决了住房难的问题。即，如果一个人失业，那么他和他的家庭将肯定交不起房租，交不起房租的失业人口就一定会流落街头。为了促进就业，纳粹德国进行了一项较为庞大的公共工程建设计划，包括医院、学校、体育场、高速公路等，这些公共工程建设至少为8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同时，纳粹德国还开始了重新武装。1933年，德国用于坦克、飞机和舰船生产的预算仅为35亿帝国马克，而到了1939年，这一数字飙升到了260亿帝国马克。庞大的军备重整计划吸纳了大量适龄人口从军，形成了隐性就业（1939年德国约有140万军队），还大幅拉动了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就业。据英国战后估计，重整军备为纳粹德国提供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

　　最后，纳粹德国还进行了工作岗位的再分配。他们先是以经济奖励鼓励女性脱产，这不仅可以实现“亚连人口增长”还可以将就业机会让给男性。这使得当时每个德国家庭都大致能有至少一个人参加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困家庭的数量。其次，他们还在1933年开始解雇犹太公务员、律师和教师，这些就业机会也被非犹太人填补。自1938年开始，纳粹党又收缴了犹太人的产业，解雇了犹太劳工，将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并以此向非犹太人提供就业机会。在一系列的措施下，1937年，德国失业率就达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1939年，纳粹德国宣布他们彻底消灭了失业。

　　限制房租和消灭失业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无家可归。但这无法解决房屋的供需问题，想要完全消灭无家可归的问题，还必须在供给端增加住房的数量。由于对房东较为不利的政策（纳粹德国后来甚至重新开始征收房租税）以及对贷款（犹太行为）的彻底打击，房屋新增的速度实则赶不上人口新增的速度。而既然鼓励有产阶级盖新房拿来出租是不可能的（犹太行为），那么纳粹德国就只能通过国家手段新建住房，并将其以较低的价格租给人民。这个计划被称为人民公寓，Volkswohnungen。这个概念与后来的大众汽车，Volkswagen一样。前者是让人民都住得起公寓，后者是让人民都开的上汽车。

　　在建造时，纳粹德国政府严格限制每套人民公寓的成本为3500帝国马克。这大幅低于一般的公寓施工预算，不过此时已经被纳粹党收编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容克资本家已经没有了反抗的能力和欲望。只得政府怎么说，他们怎么做。不过，作为妥协，纳粹德国还是在设计层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以降低公寓的建造成本——一层三户。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所有的公寓设计均为一层两户，因为超过两户会导致中间的那一户不能南北通风。而在采用了一层三户的设计后，相同公摊面积下的户数增加了三分之一，同时满足了造的快和省钱的需求。

　　既然是人人都开的上的汽车，那势必是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人民公寓也是一样，其设计极其务实。每一户的面积约为56平方米，采用标准的两室一厅一厨设计，卫生间则是多户共用的（一些大户型有独立卫生间）。每一套人民公寓能够满足一家两个成人和三四个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我们所熟知的两室一厅一层三户的老小区，很可能就是从东德借鉴来的战前设计。在家装家具方面，也都采用了非常简单的胶合板可拆卸、可折叠设计，方便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大量生产。

　　在1936年至1939年间，纳粹德国新建了大约10万套人民公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房屋供需紧张的问题。不过可惜的是，1939年德国发动二战后，人民公寓的建设也就随之停止了。这些建成的公寓以大约每月50帝国马克的价格租给德国的民众，每年的租金大约600帝国马克。相对较为低廉的租金使得收入比魏玛共和国时期更低的工人阶级（纳粹德国需要帮助容克资本家压榨工人使其获得更多的利益，让容克资本家有更多的钱来让他们收缴，并以此应付战争支出）也能支付得起租金。

　　总的来看，纳粹德国的住房政策以及其解决住房问题的方式有着极其鲜明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特征。也正是这样鲜明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特征，让纳粹党发动了那场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和给欧洲及全世界人民都带来了深重苦难的战争。但抛开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不谈，纳粹德国也确实拿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政策来满足底层民众的住房需求，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