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执掌俄罗斯以来，对西方的态度从友善到极尽强硬，外交政策转变不可谓不大。本文作者认为，现在西方对普京转变的两种解释，存在漏洞。但他本人的“创新”，似乎仍落于冷战时代，称普京的决策是“传统的苏联式地缘政治思维”。当西方官员、专家的思维仍在原地打转，普京已经发表了新国情咨文，未来的角力中，谁会更胜一筹？】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其“近邻地区”及西方的政策一直受到严重误解。时事评论员们没有把重点放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模式上——尤其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政治的影响，反而把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评论成了一出只能通过深刻探索俄罗斯灵魂才能理解的心理剧。结果，在关于什么令普京从看似现代化、和解的、甚至亲西方的立场转为侵略性修正主义这一问题上，出现了遏止不住的误解。

　　下面正是关于俄罗斯当前外交政策的两个有漏洞的解释。

　　第一个由自称为普京同情者(德语Putin-Versteher，意为Putin sympathizers)的德国人士提出。他们指出，俄罗斯的政策是对西方包围战略的合理回应；声称北约和欧盟东扩是不必要的挑衅。事实上，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始创人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于1990年代反对北约东扩。

　　上述理论存在明显局限。首先，它所建立于上的基础是：柏林墙倒塌及苏联解体时，西方承诺北约不会东扩。甚至连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都在柏林墙倒塌25周年纪念活动上，指责西方没有遵守1989年承诺，反而趁1990年代“俄罗斯渐趋虚弱”之际，主张“对世界的单极垄断和控制权”，包括通过北约东扩。

　　但事实上，西方从未承诺不进行北约东扩。1990年春，美国有力地表明，统一的德国不能成为两套不同安全系统的一部分。

　　一个更重要的论据是，1990年代，欧洲的经济和安全组织扩展至中欧和东欧的苏联前卫星国，甚至进入了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对这些都没表现出什么担忧。如果它担忧了，克里姆林宫可能就不需要花上近20年时间反击了。(观察者网注：关于北约东扩的争议，可参阅米尔斯海默文章。)

　　第二个关于普京政策转变的流行解释是，他是个不理性的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只是一个会做出惊人之举——比如驾驶悬挂式机动滑翔机引领西伯利亚白鹤沿其移栖路线飞行——的人的幻想的延伸。不过，这种解释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曾经看似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来俄罗斯最现代、最可靠的统治者的普京，怎么突然变得比拉斯普京(观察者网注：也译作拉斯普廷，生于十九世纪，原是俄一名乡村医生，因成功预言生病的俄皇太子无事而入朝为官，借助自己的预言神力控制了皇权，后因荒淫无度、过度控制朝政而触怒贵族遭谋杀)还疯狂了？

　　更好的解释可以从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变年表中找到，这一转变开始于2008年格鲁吉亚危机。那时，一直寻求北约成员国身份的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分离分子发起军事打击，支持了南奥塞梯自治政府十多年的克里姆林宫为保护这片飞地，出兵全面回击了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也加固了其在格鲁吉亚的另一个分离省份阿布哈兹的军事存在。这一危机，对于日后俄军以保护俄罗斯公民为由入侵克里米亚，是一种预示。

　　甚至，普京的政策转变自此前更早时候就已显现：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已经以新面目示人，强调新兴主要经济体——巴西、印度、中国和俄罗斯——有潜力在其所谓的单极世界秩序之外提供另一种秩序。很多观察人士对他的发言大感震惊，并视此为普京不稳定或不理性的证据。

　　次年，金融危机袭来，普京因此更加确信自己的评价具有预言性。在他看来，这次金融危机证明美国的全球统治结束了。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俄罗斯已默许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意识到要与跨国公司合作，现代化和多元化以原材料和能源生产为基础的俄罗斯经济。然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从全球市场上已经得不到多少好处——至少从能源角度来说是这样。俄罗斯的最佳选择，是和其他与其经济模式——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类似的国家进行合作，尤其是中国。

　　美国及欧洲的政治发展也为普京对本次金融危机的解读提供了支撑。美国选出了一位貌似想要收缩美在全球承诺规模的总统。阿拉伯之春革命爆发后，美国的回应既软弱又模糊，其表态游移于支持民主和支持反伊斯兰独裁者之间。这令普京得以——尤其是在叙利亚——显得像是可靠的地缘政治实用主义支持者。

　　欧债危机——欧洲领导人明显无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则给克里姆林宫留下了更多口实。考虑到欧洲的总体债务和赤字要远低于美国或日本的债务，普京的逻辑是，欧洲本应有能力避免极化和瘫痪才对。

　　从更广泛的角度讲，普京笃信经济危机正导致西方联盟瓦解，这是一种传统的苏联式地缘政治思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在其有关斯大林的新传记中所写道的，苏联的政策非常理性。大萧条令斯大林确信资本主义的不同阵营会陷入战争；纳粹1938-1939年发动的侵略战争似乎为此提供了辩护词。不过，斯大林的预言在希特勒失败后破碎了，因为利益冲突并没有导致美国和英国陷入战争。

　　当西方政治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试图避免第二次大萧条时，普京则已开始忙于它已经到来的假设。对西方国家来说，解决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纠葛将比修复自身受损的经济更富挑战。

　　(本文12月2日原载于捷克世界报业辛迪加，作者哈罗德·詹姆斯，标题为“Why Did Putin Turn”。王璐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