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央军委新修订的内务条令并未彻底将手机逐出军营，而是针对时机、场合和注意事项做出颇为人性化的限定。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图）

　　中国军人使用手机情况日益普遍，成为部队保密的隐患。有专家发出警告，智能时代的泄密会从手机开始。

　　解放军总政治部多年前就严令加强对军营资讯传播管理。在手机日益普及的今天，军队根本不可能完全将这一便捷的通讯工具拒之门外，如何防止手机泄漏军事机密？

　　在愈发开放的世界中，封闭的军旅生活要“接地气”，军方也在思考：手机能否转化为作战武器？

　　“一部处于关闭状态的手机，没有响铃，屏幕上也没有任何开机显示，话筒竟然被悄悄启动，潜伏在隔壁房间内听得清清楚楚。”2014年9月底的一次安全教育会上，通讯专业技术人员的一番“窃听”演示，让讲台下副师级以上干部们惊诧不已。

　　手机进入军营，所触发的争议已持续近20年。2014年10月7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信息安全工作的意见》，再次要求“全面推开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和风险评估”。

　　2014年8月1日，《解放军报》的移动客户端正式上线，可借助第三方账号登录，与QQ、微博、微信、人人等社交平台合作，降低了用户使用客户端的门槛。其推广词写道，“军报有多种读法，指尖轻划屏幕是一种时尚，展卷细嗅墨香也是韵味绵长。”

　　这意味着，尽管手机等移动网络存在安全隐患，军方并没有如以往那样一味地禁止。当今，愈发开放性世界中，封闭的军旅生活要“接地气”，军方也在思考：手机能否转化为作战武器？

　　“身边的卧底”

　　新的“窃听”样式，以及信息化战争新模式的变迁，早已被解放军高层意识到。

　　2012年4月10日上午，东海舰队某支队一体化岸基作战指挥室，正进行一场数据链引导下的“红蓝”对抗演练。胜利在望，导演部却突然宣布：“红军”战败。

　　《解放军报》同年5月17日的报道披露了真相，原来，“红军”指挥所内，一名参谋将智能手机带进指挥室。这一细节，早已被检查组悄悄地盯上，悄悄下令“蓝军”锁定这部手机。凭借技术手段，“蓝军”精确跟踪定位到这部手机，准确锁定“红军”指挥所，“发射导弹”彻底让“红军”指挥所瘫痪。

　　进入智能时代，军方手机泄密变得更加容易：待机状态下，手机能与通信网络保持不间断的信号交接，产生电磁频谱，很容易被识别、监视和跟踪；即使处于关闭状态的手机，持有特殊仪器的技术人员仍可遥控打开手机话筒；制造过程中，手机芯片中也可能被植入特殊功能，只要插入电池，手机就会悄悄地把讲话接收下来，自动通过卫星发送给特定的接收站。

　　2013年8月初的一天，驻守华南地区的某高炮部队政委张中华收到一条短信息，内容是当地一家基建公司发来的招商广告。如此凑巧？正是在前一天晚上，部队常委会上讨论新建宿舍楼等项目，涉及资金八百多万。

　　后经排查，确实无人有意泄露会议的内容。会议上，只有一名负责后勤基建的干部使用智能手机录音。正是在这部手机中，技术人员随后发现已被悄然下载安装有“卧底软件”。

　　在百度搜索里输入“手机卧底软件”，不乏商家打着“官场、情场、商业竞争的最好帮手”的宣传语，四处营销所谓“卧底”软件——只要被悄悄安装在智能手机上，通过后台管理平台，就可以看到机主所有的短信内容、电子邮件、储存照片以及通话记录等信息，被监视者无所遁形。

　　2001年以来，《解放军报》等军队媒体多次公开发表警示性文章，诸如《戒除新兵手机依赖症防范泄密》等。军营之内，《小心你的手机》、《无形的黑手》等内部宣传警示教育片也轮番播出。

　　为手机所困扰的不只是中国军队。军营生活相对封闭，各国军队都在经历着来自现代通讯技术的冲击。韩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04年至2012年上半年期间，该国军方共有3116人因为互联网或手机泄密而受处分，智能手机是泄密的罪魁祸首。因此，一度严禁军人使用手机。

　　不过，严厉的禁令正因外部压力而放松。韩国kbs电视台2014年9月1日报道说，为阻止军营内虐待士兵等不人道行为，韩军开始试运行军中“公用手机”制度，这种手机是“一户一网”、“机号一体”，也只有通话和短信功能。

　　“猫鼠游戏”

　　“手机开始大规模进入军营是在2000年左右，真正带来冲击的则是在2010年左右。”北京某军事训练大队教导员张浦松记得，那时，智能机和3G等通讯技术纷纷投入市场，手机与互联网并轨。现在，泄密与各种思想对军营的冲击接踵而至。

　　“手机是九零后新兵的命根子，他们不怕训练吃苦，就怕收缴手机。”张浦松说，他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收缴、保管新兵的手机。

　　趁着就餐时间，张浦松带领几名班长跑进新兵宿舍，翻箱倒柜，终于搜出四部手机，登记造册。

　　“物证”面前，“犯了事”的新兵百般辩解，张浦松答应，待这批新兵两年后退伍时，统一发还手机。

　　禁止使用手机到底有多难？每月数次的安全检查中，违规使用手机都被列为重点检查内容，一旦发现违规使用手机者，将在全大队通报，连队负责人也会被问责。各连队轮番实施安全保密教育，辅以反复的大清查：手机如不按期主动上交，发现一部没收一部。

　　几场清查行动之后，仍有漏网之鱼：窗外，放置空调压缩机的铁架子上，发现了两部手机，谁也不敢认领；疏通下水道时，水电班的士兵发现，一部“三星”牌的手机装在塑料袋内，用透明胶带牢牢地粘在井盖的背面；甚至，如电影中的情节，洗漱台上一大块肥皂被掏空，内部躺着一部小手机。

　　“堵是堵不住了。”张浦松说，三年的新兵调查问卷都显示，入伍前上过网的战士比例都在98%以上，其中还有近两成的战士是“网虫”——每天上网时间超过6小时。参军后，超过八成新兵的要求是，“训练之余能够上上网、聊聊天、打打游戏”。

　　疏导之策也付诸实施。为解决打电话难的问题，部队花费近20万，建有“军营话吧”，与地方通信公司合作建设十几处IC卡电话亭。逢节假日，新兵允许对外打电话。他们依旧有怨言：“军营话吧”、IC卡电话亭的话机数量有限，不仅要排长队打电话，有“悄悄话”也不方便说。

　　初入兵营，来自浙江宁波的吴坤自称“微信控”。每天，他会把趣事拍照实时上传至“朋友圈”，尤其是喜欢穿着军装自拍照，其父母也据此确认儿子，“胖了？瘦了？”

　　手机被收缴、统一保管后，一连数天见不到儿子在微信上的消息，吴坤的父母很担心，匆匆购买机票跑到部队，确认其子“一切安好”后才肯离去。

　　疏，还是堵？当前，军队各单位的策略并不一致。南京军区出台《手机使用及保密安全管理协议》规定，只要由个人申请并经过团以上首长批准，所有官兵就可以使用手机，但需要填写《手机使用审查登记表》和《手机使用保证书》。

　　这些政策落实到部队也具有一定弹性。有的部队执行严厉的手机禁令，规定战士和士官一律不得使用手机；有的部队则允许士官周末使用手机，其他时间“锁柜”，派专人统一收缴保管。

　　当然，多数部队则对士官和干部“网开一面”，允许使用手机，但对硬件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可自购国产机型，不得使用智能机，所使用手机号码必须实名登记，必须与“中国电信”等特定运营商合作，只开放通话、短信等基本功能。

　　这种管制式的“捆绑”政策，却带来新的安全隐患，由特定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号码特征明显：一个单位几乎都集中于某一号段，大多是“连号”，这很容易遭到识别、渗透。

　　“管好，也要用好它”？

　　“手机就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间谍。”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韩旭东认为，手机具有强大的传递情报的功能，时刻都在寻找着有价值的情报。

　　“手机和互联网并没有那么可怕，关键是怎样用好它、管好它。”驻江南水乡的某装甲旅参谋长王越介绍说。

　　现在，新修订的内务条令并未彻底将手机逐出军营，而是针对时机、场合和注意事项做出颇为人性化的限定。军营之内，彻底拒绝手机并不现实，不再一味的禁止，中国军队也开始思考如何将手机转化为战斗力，两种类型的军用手机应运而生。

　　当前，少数一线部队已配备“三防”军用手机，防水/防尘、防摔、防压，电池待机时间也更长久，当然最重要的功能是带有加密技术，能够防窃听，军内更多地称之为“保密手机”。但其实使用功能却很单一，大多只能打电话、收发短信息。

　　而具备传感设备、全天候对接卫星、GPS跟踪导航等实用功能的“作战手机”，只有极少数特种部队的特殊岗位才开始试用，毕竟，中国军队的通讯更多仰仗无线电、“北斗”等通讯系统。

　　手机引发的全球性的信息变革洪流，让各国军队都无法置身事外。2007年夏天，阿富汗塔利班死灰复燃，发动袭击的同时，悄悄窃听英国驻阿富汗士兵的电话。英国《太阳报》报道说，一天深夜，一名英国空军军官的妻子，在英国家中突然接到陌生电话，传来恶狠狠的声音：“你永远也见不到你活的丈夫了，我们把他杀了。”这位妇女恐惧万分地给英国空军打电话，最后获知丈夫很安全。

　　这一事件促使英军下令：全面禁止驻外军队使用手机。直到现在，英国驻外军人所有的电话都必须通过安全的军方电话线路。

　　相比英军，中国军队对于手机的反应似乎更敏锐。早在200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新修订实施，对手机等移动通讯设备，明文规定，“严禁将移动电话带入作战室、情报室、机要室、通信枢纽、涉密会场、军用飞机和舰船、重要仓库、导弹发射阵地等场所……严禁使用移动电话、寻呼机谈论、传送涉密信息。”

　　已觉察到手机通讯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军方一份内部视频警示片反复提及，早在2000年夏天，欧盟内部就出具一份报告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已建立代号为“梯队”的全球电子监听侦测网络，该系统一直在窃取各国的情报。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地，“梯队”设置有数十个大型地面接收站，天上则动用120颗卫星，大量截获电话、手机、传真机和计算机等通信工具传输的信息。

　　大数据时代，一旦交谈中出现预设好的关键词，这些电子设备就会竖起“大耳朵”，自动将通话内容记录，最后交给情报人员做出解析。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更是将这种“窃听”模式暴露无遗。英国《卫报》等媒体披露，借助电子侦察卫星、介入全球互联网端口等手段，美国情报机构对互联网、无线电以及移动电话通信进行监听。

　　这些情报成果已付诸军事行动之中。阿富汗战场上，中情局特工对塔利班的手机实施定位，进而对通话内容进行甄别，捕捉有价值的情报，最终派出战机或无人机实施精确打击。

　　这种作战模式也为中国军队注意，并应用到演习之中。(来源：南方周末 文中张中华、王越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