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青年杜月笙

　　本文摘自：人民网，口述：杜顺安，整理：王丰，原题为：《1949年杜月笙为什么不愿意跟着蒋介石去台湾？》

　　如果蒋介石崛起过程中，少掉了杜月笙，少了清帮、军统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蒋介石果真递过“红帖子”(即投门生帖子)，拜在清帮门下吗？蒋介石的“红帖子”究竟是递给了黄金荣还是杜月笙？蒋介石拜入清帮的“红帖子”最后为何不翼而飞？杜月笙究竟何事和蒋介石渐行渐远？杜月笙为何大骂蒋介石拿他当夜壶？一九四九年杜月笙为什么不愿意跟随蒋介石父子到台湾？昔日被称“上海皇帝”的杜月笙，长孙杜顺安(其父即为杜月笙长子杜维藩)现身说法，回忆他的祖父晚年种种，并解开几许历史谜团。下文即为杜顺安向笔者作的口述内容摘要。

　　抗战爆发，国民党军上海保卫战失利以后，祖父避居香港，我们一家人也追随祖父避秦于香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陷香港，祖父又被迫离开香港远走重庆。祖父的情报管道十分灵通，早在日本人准备攻占香港之前，就得知日本人要动手了，日本人出兵之前，他就先一步离开香港，去了大后方。

　　祖父之所以消息灵通，与其手下和日本黑龙会成员交往，颇有关系。黑龙会早在战前即介入日本政府内部，在军部里面，黑龙会的组织非常活跃，祖父手下和朋友们和这批日本帮会成员，很早就结识。

　　祖父去重庆之后，父母亲也在日军大肆搜捕之际，逃往重庆，由于时间非常仓促，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化妆成普通老百姓的模样，那时根本己无车船飞机可搭，只好连夜步行逃离香港，潜往大陆。由于担心带孩子走，在路上诸多不便，父母叮嘱两位保母照顾我和弟弟，把我们两兄弟暂时留在香港。

　　日本占领香港那年，我才五岁，刚上幼儿园，弟弟四岁。为了逃避日本军警追捕，保母带着我们两兄弟到处躲藏，今天住这个朋友家，明天住另外的朋友家，遇有风吹草动，马上又得搬家，不敢长久待在一个地方。一则是要躲日本军警，二则是保母身边恐怕钱也不多，没钱住好地方，我们两兄弟甚至跟着保母住过公寓房子的楼梯口，就在狭窄的空间里，将就找块空地，在地上铺被单床垫，休息过夜。

　　日本人晓得杜月笙有两个孙子流落香港，他们到处找我们的下落，目的是要以我们兄弟俩作为和祖父谈判要挟的筹码。

　　最后，日本人还是发现了我们的行踪，日军派了一名大佐，把我们送到一艘日本军舰上，走进船上的官长舱房，日本兵命令我们两个小孩子跪着，不准吵闹。日本人的兵舰很特别，官长船舱铺着日本榻榻米(日式房舍室内地板铺设的厚草垫，可供席地而坐)。从这一天起，日方拿我们为人质，和远在重庆的祖父谈条件。

　　我们很快被送回上海，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过了一年多。这期间，我母亲从重庆回到上海，特地来照顾我们两兄弟。

　　战争时期棉花奇缺，然而，棉花却是制作军用被服的必要原材料，中日两国进入交战状态后，日本人没有地方买棉花，找不着货源，无计可施，日本人被迫连系我祖父，要他帮忙。我祖父这时考虑我们安危，就用包括我在内的四十六个人，为交换条件，卖了一批棉花给日本人。

　　日军和祖父双方事先讲好，答应我们这四十六个人送到西北，日本方面释放我们，中国方面就把日本人需要的棉花，同时送交日本军方，以为交换。

　　日本军方派了十几名士兵，由一名少尉带队，队伍里边有两名腰间配挂武士刀的军官，一个士官长，护送我们这四十六个人到大后方，准备交给重庆方面。一位军官待人和气礼貌，还带我上城楼眺望远处的风景。另外一个军官，相貌如同凶神恶剎，连我们孩子好奇碰碰他的配刀，都被他当场喝斥。

　　我们一行人从上海到了南京，渡江之后，再循着淮河搭船往西北走，河岸边上有人拉纤，船才勉强逆水而上。我们一路艰辛到了宝鸡、潼关，再往西，就到了西安附近。日本人把我们送到陕西境内，某个指定的地点，日本军队的号手吹号示意要释放人质了，国民党军方面听到日军吹号，国民党军的号手也吹号响应，把满载棉花的几十部卡车往日本人的方向开来。我们四十六个人终于获得自由，这里边包括我两个叔叔，我母亲，我，还有前上海市长吴开先的女儿。我两个弟弟因为年纪太小，不方便长途跋涉，并没跟我们一道回重庆，留在了上海。当时，我一共有三兄弟，我是老大，最小的妹妹当年还没出生。

　　到重庆那年，我才七岁，和家人住在黄山官邸附近的一幢洋房里。那时章士钊也住在我家里，祖父以养士的方式对待章士钊。四川军阀刘航深(大军阀刘湘的亲信)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

胜利之后，我们回到上海，祖父不和我们住一起了，他搬到上海的国际饭店，那时国际饭店那幢大楼叫“十八层楼”，是幢大公寓房子。我和父母亲住在上海华格臬路，现在这条路已经改为宁海西路了。我们一家和张啸林家紧挨着住隔壁，张是我祖父拜把兄弟之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国以原子弹轰炸日本，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胜利复员前夕，一条美国兵舰悄悄地开到黄浦江外海，祖父和戴笠在这条美国兵舰上见面密晤。戴先生何事秘密会见祖父？原来，国民党当局担心胜利后复员期间，军队、警察来不及从大后方运送到上海，接收沦陷区，担忧上海会发生青黄不接的情况，戴笠想请祖父出面，在国民党军警尚未进占沦陷区之前，清帮的兄弟能配合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暂时维持市面的秩序，并且为接收上海预作准备。

　　戴笠还和祖父在那艘美国兵舰上合影留念，若干年后那张照片却离奇遗失了。

　　祖父不光是帮蒋介石、帮国民党，更帮了国家和贫苦百姓不少忙。抗战爆发，中国空军战力完全不是日本空军的对手，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要我祖父发动民间捐款，组建新的空军，祖父自己先捐了购置第一架飞机的钱，为民表率。献机运动得到热烈响应，国民党空军元老因而都对祖父非常客气，像高志航、毛邦初、王叔铭这批国民党空军前辈，都很尊敬祖父。我小时候，碰到他们，这些前辈总是不约而同告诉我，多亏你祖父，热心捐输，带动民气，让空军很快能组建起来。

　　抗战期间，祖父蜇居重庆，某日，四川地方父老邀请祖父下乡，祖父事前完全不知道民众是为何事邀请他，等他到了目的地，但见男女老少在几里地开外即列队迎迓，地方上男男女女见到祖父下车，全部跪在地上向他嗑头谢恩，祖父赶忙扶起父老。生活条件十分艰困的地方父老，还特意杀鸡宰羊，摆了几桌酒菜，要请祖父喝酒吃饭。祖父被这幕情景弄得不知所措，原来，祖父以前捐了一笔钱赈济灾民，老百姓多亏祖父捐的这笔钱，才能活下来，然而，祖父压根儿早已忘了捐钱这档子事。

　　胜利初期，通货膨胀很厉害，上海民众怕交通银行倒闭，存户们纷纷前往挤兑，为了安定人心，祖父特地差人搜集两麻袋纸钞，亲自带着工人把这两麻袋钞票扛到交通银行，告诉行员杜某某要存钱，挤兑的民众眼见连杜月笙都还继续存钱，心想杜月笙都不怕银行倒账，我们还怕什么。原先争先恐后想提领存款的民众，逐渐散去，化解了银行的挤兑风潮。

　　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初，过了阴历年，祖父命令我们全家离开上海，举家迁居香港，祖父和我们并不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每逢礼拜六、礼拜天，父亲会带着我们兄弟去看祖父。

　　那时，国民党当局已经往台湾撤退，祖父为什么不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有几个关键原因。

　　蒋介石早年尚未发迹时，曾经到上海由旁人引荐见过我祖父，并且递过“红帖子”，所谓“递红帖子”的意思，就是投门生帖子，要在帮内施行摆香堂的仪式。蒋介石曾经拜在我祖父门下，成为祖父的门生。论年纪，蒋介石还大我祖父一岁，但祖父早在二十三岁，就已经是清帮重要头领。

　　外界一直有个误解，说蒋介石是拜在黄金荣门下，这是不对的说法。黄金荣一直到日本打进上海租界，始终未曾辞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的职务。黄金荣既然身为探长，受限身份，黄金荣是不可以开堂收徒弟的，如果被人发现他还私下开香堂收徒弟，他的巡捕房华人探长职位必定不保。

　　祖父和黄金荣不同，他没拿政府薪水，尽管有一阵子在黄金荣手下，但是，他不吃公家饭，当然可以收徒弟。据我的了解，蒋介石并没有递过“红帖子”给黄金荣，只是曾经去拜访过黄金荣。我父亲亲口告诉我，我们家有蒋介石的“红帖子”。所谓“红帖子”，就是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投入门生的姓名，父母亲的名字，和本人生辰八字，帖子上并以毛笔正楷工整写着：“弟子某某某认某某人为师”。父亲告诉我，蒋介石递的“红帖子”上，名字清清楚楚写着“蒋志清”三个字，蒋志清是蒋介石上学以后用的名字。

　　我们第一次离开上海逃难的时，也就是抗战爆发之初，祖父把这纸蒋介石(以蒋志清之名)写的“红帖子”，留在家里的一个保险箱里。这只保险箱是由一位管账的账房负责保管。等到抗战胜利我们回上海之后，打开保险箱，才发觉那张蒋介石递给祖父的那张“红帖子”竟然不翼而飞。

　　那只保险箱里头并未放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有摆钱，什么都没有短少，惟独那张“红帖子”不见了，这件事确实离奇诡异。

　　晓得这只保险箱密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跟着祖父去重庆的人，另外一个人没有跟去上海姓黄的，这姓黄的人，没有入帮。就他们两个人知道。我祖父关于钱财的事，都交给他们两个人去管，保险箱里没有现款，就只有一些股票，但是，任何东西都未短少，惟独掉了这份蒋志清递给祖父“红帖子”。

　　我推测，这应该是蒋先生派人拿走的，但这也不至于是戴笠派人去“拿”的。本来，我祖父的意思是想藉一个适当的时机，把这份蒋志清过去递给他的“红帖子”，原封不动归还给蒋先生的，谁料到竟会不翼而飞呢？

　　祖父不去台湾的第二个原因，是和复员后的一些事情有关。胜利后，他满心以为即使不能当上市长，至少也可当个议长吧，结果没想到什么官衔也没有，到头来成了一场空。

　　祖父五十岁之前，先后两次进私塾，前后一共才念了六个月的书。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也没钱交私塾学费，私塾先生觉得这孩子聪明，家里贫穷，不但没要他的束修，还经常喊他到私塾旁听。因为断断续续念书，祖父没有学问根柢，到了四五十岁，连报纸都看不懂。

　　因之，祖父心里很清楚，自己胸无点墨，大字不识几个，蒋介石怎么可能要他当议长、市长。蒋介石要他做国大代表，祖父也觉得自己不识字，不宜当国大代表，要我母亲当国大代表，母亲不愿意做官，最后祖父只好要万墨林担任国大代表。

　　其实，万墨林也不识字，他头一天到国民大会开会，出席代表照规矩得在签名簿上签名。万墨林不会写字，只好拿毛笔在签名簿上打了三个大叉叉，可是，万墨林有一个让人佩服的优点，他的记性奇好，一百个电话号码全记在脑子里，祖父要打什么电话，就叫万墨林去打，等于是祖父活生生的电话号码簿。

　　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区也沦为敌伪铁蹄之下，那时戴笠先生领导的军统局，和上海秘密通讯的秘密电台，就设于祖父的徐姓门生家中，戴先生及我祖父经常借着电台下达命令，徐先生就口述给万墨林，要万墨林传令给上海地下工作人员。万墨林大字不识一个，无法笔记，却有本事记住情报指令的每一个字。原来，他用帮会切口，或是密令代号，强行记忆要传达的指令。每次出任务，万墨林都可以正确无误地把指令传达给地下工作人员，堪称一绝。

　　抗战时期，他一度被日本军阀逮捕，日本人对万墨林严刑逼他供，他一个字都不讲，让他坐老虎凳施用酷刑，他还是坚不吐实，日本兵火冒三丈，用刺刀刺他的胃部，万墨林还是不说，证明万墨林是条硬汉。多年之后，万墨林受刺刀戳伤的胃部，还经常发炎，发作时就要上医院就诊。

　　上海打老虎事件，是祖父对蒋介石失望的另一个导火线。

　　关于上海打老虎，我有一些私人的看法。蒋经国是留学苏联的，抗战胜利之后，蒋经国在官阶上并不是很高的，历练还不足，何况，苏联并不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但是蒋经国却得到苏联那一套组织政治的真传，所以他后来才有能力和共产党打组织战、情报战，然而蒋经国完全不懂经济，即使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主导国家经济、财政的，还是宋子文、孔祥熙，宋子文是留美的，他不曾像蒋经国那样，直接和民众接近，直接生活在一块。

　　上海打老虎时期，我的三叔杜维屏被蒋经国抓了去，老实讲，三叔杜维屏是因为经营股票被抓，并没有什么囤积居奇的情事，可是，蒋经国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深入调查，就把三叔给抓走了，他是不管有罪无罪，先抓了再说。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也在这种情况下被抓了去。实际上是一种杀鸡儆猴的目的，警告其它的人不准违法。

　　三叔被捕以后，有许多人在我祖父面前献策，也有不少人自告奋勇，自称我认识谁谁谁，打一通电话，就释放了，我祖父心里很清楚这来龙去脉，坚信杜维屏没有犯错。祖父起先一句话都不吭，最后在议论纷纷之下开口了，他说，关于杜维屏的事，谁都不许讲一句话，不准任何人去讲情，静待蒋经国的调查。结果，关了三天，三叔被无罪开释。这是我父亲亲口告诉我的事。

　　真正囤积居奇的人是谁？怎么不去抓万墨林呢？他有囤积大米，他要照顾我们家和他自己家里一百多口人吃饭，如果不囤积大米，明天就没有办法开饭，一百多口人就要挨饿。所以即使囤积一百袋米，也不足为奇，几天功夫这些米就吃光了，有何囤积的经济目的呢？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一方面是由于他年轻气盛，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大陆经济崩溃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误以为经济问题很单纯，他用的那套，完全是苏联学来的，他认为只要发号施令办人就行了，事实上，解决问题哪有那么简单的。

　　还有一说，讲我祖父因为鸦片瘾头很重，所以国民党当局不让他去台湾，这是不准确的讲法。祖父虽然抽大烟，但是他是可抽可不抽，不是非抽不可，因为他没抽上瘾。倒是我第五个祖母孟小冬，抽鸦片抽得厉害，她上了瘾，她到台湾之后，鸦片照抽不误，私底下抽，国民党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总的说来，祖父不愿意去台湾，就是三件事。其一是“红帖子”不见了，祖父不开心，心想你蒋介石当了总统了，在礼貌上我本来就是要还你的，但是为什么别的东西不丢，偏偏这张“红帖子”不见了？启人疑窦。其二，是蒋经国把我三叔叔杜维屏关进去了，让我祖父非常生气。其三，就是为了上海市长、议长的事情。蒋先生连荐举议长、市长表面上的客气都没有。你蒋先生总要来跟祖父客气一下吧，过来邀请我杜某人，好歹表面上做个样子，给祖父一个面子也行，可是竟然连请都没有来请过，连面子上最容易的动作都不作，这摆明了是昭告天下，新政府不需要杜月笙这种本地势力介入，非但如此，新政府还怕我们兴风作浪，要想铲除我们这批人。

　　所以祖父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是夜壶，蒋介石把我们用完了，眼看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往旁边一甩，再也用不着你们这些夜壶了。

　　徐蚌会战失利后，蒋介石下野，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阴历正月十五过后)，父亲得到祖父来自香港的通知，举家从上海到了香港。但是，祖父那时对国民党当局已经是心灰意冷，不想再介入政治。后来，我们全家到了香港，两三个月以后，共军解放了上海，我祖父的态度又有些微妙的转变，他命令我父亲回上海，把“上海通商银行”存户存在银行里的钱，全部发还给存户。

　　祖父是“上海通商银行”董事长。父亲奉命回到上海，在上海待了三、四个月，本来预备遵照祖父的意思，结束“上海通商银行”的业务，归还所有存户的存款。但是，中共方面不准银行结束营业，迫不得已，父亲只好离开上海，又折返香港，随侍祖父左右。

　　祖父欲结束“上海通商银行”营业的原意，是认为开银行就要遵守信用，宁可不赚钱，但是信用第一，既然要离开大陆，就全部结束营业，把该归还给存款户的钱全部如数归还。

　　过去承平时期，每天光是供兄弟们吃饭，一天三餐，每餐都要席开十桌。过年吃年夜饭，得开流水席，分批上桌吃。用完年夜饭，祖父还发给每位兄弟，以及门外排队来拜年的人，每人一块现大洋当红包。当时，一块光洋可以买五十公斤大米。

　　祖父过世之前，交代他的两个太太，和我父亲、叔叔，他过世之后，你们就去台湾吧。祖父要我们上台湾去，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开销太大了，在香港，我们的现款已所剩无几，钱财只出不进，光只靠银行里的一点利息度日，寅吃卯粮，不是办法。那时除了父亲在香港，还有我们两个小孩子在香港，祖父的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都在美国，老五、老六则留在上海，最小的老七、老八尚在读高中，一大家子，食指浩繁，生活担子非常沉重。

　　祖父认为，在台湾他还有一些人脉关系，可以帮上我们的忙，而且台湾也比香港安全。因之，祖父过世之后，我们就举家搬到台湾去了。父亲(杜维藩)带着我们一家人刚来台湾的时候，暂住在台北市临沂街，父亲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找到一份差事。之后，我们就住进台北市重庆南路台湾银行的宿舍里。时任台湾省财政厅长的严家淦，就住在我们家对过。一九七七年前后，原属台湾银行宿舍的那块地皮，卖给了美国大使馆，原本美国大使馆想从台北市北门搬到这里盖新房子，谁晓得地皮刚卖给美国政府，美国就跟台湾当局断交了。后来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官邸就盖在这儿，那幢大房子于二000年成为陈水扁的“玉山官邸”。

　　我们老家原先住在上海杜美路上，祖父有一幢大洋房，里边一共有七十几间房间。美国当局有意向我祖父买下这幢大洋房，盖新的领事馆，买卖成交，我们也收了美国人的钱，可是，国共内战，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一九四九年五月，共军解放上海，美国人撤离上海，领事馆也没盖成。

　　祖父去世，我们一家人到了台湾，某日，我们去台北市长安东路一家广东烧腊餐厅吃饭，刚好蒋经国也在那家餐厅里用膳，蒋经国那时住台北六条通，和那丬广东烧腊店隔街相望。他见我们一家人也在用餐，马上走了过来，和父亲握手致意，蒋经国坐在父亲身边，以上海话告诉我父亲：“上海的事情我感到抱歉！”蒋经国这句抱歉，一笔勾消了过往仇隙，过去的恩恩怨怨，俱往矣！

　　多年以前，台湾有一部电影《八百壮士》，台湾老演员常枫饰演我祖父杜月笙，最后一幕，常枫穿着长袍马褂，站在四行仓库附近隔河遥望远方，他的外型和容貌都酷似祖父杜月笙。祖父的形影时在梦中，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