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变阵图。

北洋舰队启航后，一直在“定远”舰主甲板上监督战备工作的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Constantin Alexander Stephan von Hanneken）返回住舱内稍作休整，然而当其返回舱面上时，却发现原先舰队的小队双纵阵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桅盘上不知什么时候升起了变阵的信号旗。一直留在主甲板上的另一位洋员戴理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也观察到各舰正作着奇怪的机动，原先的双纵阵似乎正在慢慢张开，形成一个中间突出，两翼滞后的双翼梯队。汉纳根于是向下达此命令的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质问，刘步蟾的答复是：这是在琅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时代就定明的战斗队形，在今天的实战中也务必执行。汉纳根则解释道：我军起锚时间太仓促，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完成变阵！

对于北洋海军接战阵型的真义，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以上说法出自英国《爱丁堡布莱克伍德杂志》（Edinburgh Blackwood’s Magazine），该杂志很可能参考了甲午战后北洋海军洋员的讯问供词。如果此事属实，则可证明两件事：一、变阵行动确实是刘步蟾个人所为，汉纳根甚至丁汝昌事先都不知晓；二、横队战术之制定可以追溯到琅威理时代。

在世界海战史上，较为经典的横队战术运用大约可以追溯到1794年的英法“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英国海军中将豪勋爵（Richard Howe）指挥的英国舰队在抢占上风的情况下，断然命令全军由单纵阵向右舷齐转，排成横阵向法国舰队冲锋，随后冲断法军队列，形成近战和混战，一举赢得海战胜利。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虽然纳尔逊（Horatio Nelson）制定的战术为双列纵队冲锋，但科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指挥的下风纵队在接敌时的阵型更类似于一个右翼梯阵，其结果则是在多个点上冲开了法西联合舰队的阵列。蒸汽时代最著名的横队战术运用莫过于1866年的意奥利萨海战，特格霍夫（Wilhelm von Tegetthoff）海军上将指挥的奥地利舰队列成三叠双翼梯阵，冲击列成纵队的意大利舰队，随后在近距离作战中利用撞击战术大破意军。可以说，在黄海海战之前，横队战术在海战中的应用曾有许多光彩夺目的战例。

从理论上分析，横队战术较适合于铁甲舰、撞击舰和鱼雷舰艇。其重视一鼓作气，以最快的速度接敌，并且在敌方阵列上实施多点突破，或者只突破敌军阵列的关键部分，令其首尾不能相顾，随后进入“乱战”，即在近距离交战中利用各种手段（火炮、撞角、鱼雷、跳帮），以最快的速度围歼敌军主要兵力，夺得海战胜利。琅威理从1882年开始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和训练工作，直到1890年离职，对北洋海军的战术养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将流行于世界海军中的小队横阵战术带入北洋海军，当是情理中的事。可以肯定的是，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的战术初衷也是贯彻这种战术。丁汝昌曾在致同僚的信函中这样描述：“纵彼器精利，我但于冲锋时运以巧计，断以果力，过此则不难所向披靡，并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然而，横队战术的要领在于快速接敌，选择最佳位置实现突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很可能的结果便是敌未乱而自乱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航速不占优势的北洋海军既没有实现多点切断日军阵列的战术目的，而在日军一再绕击己方侧翼的情况下，也无法维持横队的完整性，最终落到了完全溃散的地步。

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前曾制定了三条战术准则：一、形式同一的各舰须协同动作，并努力相互援助；二、本舰须始终占据以舰首对敌的位置，作为基本之战术；三、各舰尽可能随旗舰运动。这几条有准侧与北洋海军的战术意图具有直接的联系：第一条规定的是以小队为单位的舰队编成，可以与黄海海战中的5组小队对应。这种以小队为单位的战术是1870年代以后舰队战术的一个进步，依靠蒸汽军舰良好的机动性，保持良好阵位的小队中各舰可以相互应援，并取得更佳的射击阵位（小队战术一般以3只4艘军舰为宜，而琅威理结合北洋海军的特点创制了姐妹舰小队的基本战术）。第二条规定的是军舰须以舰首对敌，这一来是便于快速冲锋，二来也是由于舰首被弹投影面积最小，能够有效降低敌炮的命中概率，另外也便于发挥北洋各舰舰首主炮、撞角和鱼雷的威力。第三条各舰须随旗舰运动，不仅限制了冲锋过程中各舰的运动方向，在“乱战”顺利实施或未能顺利实施的情况下也能够使舰队不至于完全失控。在当时舰队指挥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主要依靠旗语信号，但各种先例已证明旗语在海战中是十分不可靠的），“随旗舰运动”就是最直接有效的指挥命令。

但从以上三条战术准则中可以看出，北洋海军从未硬性规定必须在海战中采用何种阵型。在起锚后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仓促将纵阵变为横阵，此举究竟是否得当，依然值得深思。而且，北洋海军的横阵将强舰置于中心，弱舰置于两翼，极易造成两翼率先被敌军击破的后果。英国海军史学家威尔逊（Herbert Wrigley Wilson）在其著作《海战中的铁甲舰》（Ironclads in Action）中就指出：“最重型的军舰至于中心而非两翼，这违背了加强战线末端的一般战术原则。如果‘定远’位于一翼，而‘镇远’位于另一翼，至少中国人的灾难是可以被避免的。”

另一方面，日本联合舰队则采用的是“传统”的单纵阵型，日本海军的这一选择如北洋海军一样，也与一位英国人有关。1887年，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访英期间，聘请了担任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教官约翰·英格尔斯（John Ingles）上校赴日，成为新成立的日本海军大学首任洋教习。在1887年至1893年任教期间，英格尔斯在教习任上向日本海军军官传授了各种现代海军的专业技术知识，并且对海军战术进行了着重讲解。不同于琅威理古板的灌输式教学方式，技术专家出身的英格尔斯更重视对以往战例的对比分析和启发性的教学。在其讲课内容的汇编著作《海军战术讲义录》中，就有单纵阵与横阵对抗的范例，且英格尔斯独具眼光地指出利萨海战奥军的胜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素，并不能说明纵队一定不如横队，他进一步说明了横阵转向困难、易于混乱的缺点，并提出了纵阵克制横队的战术可能性。

从技术角度来说，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海战炮战距离已经达到了3000米左右，军舰的机动性也大大提高，这使得近距离“乱战”的可能性变得更小，而在适当的距离上以火炮决胜则成为主流。同时，战列舰、巡洋舰的设计重新向舷侧布置大量火炮的形式发展，尤其是在速射炮取代传统架退炮之后，舷侧火力的单位时间投送量更是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日本海军舰只大多建造于1880年代后期和1890年代，基本上都具备极其猛烈的舷侧火力。另一方面，纵队在应对敌方横队的冲击时，假如己方拥有一定的航速优势，则可随时控制与敌舰队的距离，防止被敌军整体冲散，并可利用纵队易于保持的优点，随时转向，绕击敌横队的侧翼或后方。而相较于纵队，横队基本上是一个无法维持的阵型，如果首次冲锋无法切断敌阵，就很有可能陷入混乱和被动挨打的境地。

深受英格尔斯影响的日本海军从1887年之后开始就不断进行各种战术验证性的训练，中日战争爆发之前，联合舰队各舰舰长经常用蒸汽舢板组织演练舰队战术。在常备舰队司令坪井航三、联合舰队参谋岛村速雄等坚定的“单纵阵派”的影响下，单纵阵被正式确定为联合舰队的基本战斗阵型。在黄海海战中，日军以严整的队列，灵活的穿插将纵队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此战之后，纵队战术也完全成为了世界海军战术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