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李鸿章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与俄国沙皇二世合影。

资料图：1896年李鸿章访俄在下榻处与外交官的合影。

　　李鸿章的联俄策略，从理论上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作为一个弱国，中国要想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求生存，谋发展，实行以夷制夷，利用列强的矛盾的策略，是符合实际且迫不得已的。但从现实操作层面考量，该策略是把双刃剑，倘运用不当，就会陷入自伤筋脉、“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窘境。

　　1896年10月3日，大清前北洋大佬、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欧游归来，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闻讯立即亲赴津门，向李中堂求教外交局势。李氏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颇为自负地告诉黄：“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半月后，光绪召见李鸿章，据说“垂询甚殷”，超过二刻。既然蒙两宫如此“温谕慰勉”，李氏心气愈加高涨，在给老友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中透露：“越日遂有译署之命，未敢固辞。今日交涉，视前倍难，补救无从，唯有同分谤议而已。”不难看出，除了慨叹任重道远，其弦外之音乃因甲午一战跌入仕宦低谷的李鸿章，似再受重用，强势回归。

　　让李氏心中满满的自得究系来自何处？这全倚仗一份止住了他职场下滑运势的外交协定：《中俄密约》。

　　联俄制日，远东征服

　　中俄之所以会签订此密约，实为酝酿甚久、各怀心事之结果。

　　所谓“联俄制日”政策，滥觞于古代之“以夷制夷”思想。这本是春秋时代中原各国防御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一种策略，后为历朝君主所秉承，演化成对付国内少数民族之一贯手法，亦称作“以夷伐夷”或“以夷攻夷”。晚清以降，为应对各路西方列强之鲸吞蚕食，清政府将此策略常态化，即利用国际关系上各国间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其他国家，谋取实现本国外交安全。

　　堪称黑色幽默的是，起初李鸿章曾将抵御西国的宝压在日本身上。李氏提出联日，“以东制西”，毕竟“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正鉴于此，1871年，李力排众议，与日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其中规定“若他国偶有不公或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谁成想被清廷视为“同文同种”的友邦日本，居然玩的是外交讹诈之把戏。到了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湾，李鸿章大呼上当，指出“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间，李转而主张联俄拒日。

　　而此时的北邻俄国，也正悄然制定一项“远东征服”计划。1885年，俄国单方违背了英、俄之前诺言，进攻阿富汗北部边境，俄英矛盾由此激化。最终俄方惨败，中、近东侵略计划顿挫。这一切皆促使俄把扩张目光再度投向远东。NBA流行的一句口号叫：“赢球靠防守”，此道理也适应于对外战略。俄国欲征服远东，首先须做好防御，此乃立足之本。故解决远东防御问题遂成为这一计划的关键所在。经过长期勘察与反复讨论，俄国官员认为，修筑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能解决这一难题，且最切实可行。此方案得到沙皇的大力支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曾言：“我阅读了西伯利亚总督的许多报告，我必须以遗憾和抱愧的心情承认，对于这块富饶的地区，政府以前实际上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满足它的需 要，它被忽视了，但现在是时候了，而且照旧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同年，沙皇发布了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命令：“要按最短的路程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19世纪末主持俄国国务的大臣维特一语点破沙皇修路之个中三昧：

　　皇帝曾经想把俄国的实力扩大到远东，他之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他第一次出巡就到过远东。不过，他当时当然没有形成任何肯定的计划，他只是自发地想涉足远东、攫取那里的地方。

　　北极熊已虎视中国东北！

　　前门拒狼，后门引虎

　　对于俄国之野心，清廷中枢似浑然不觉。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辽东半岛”问题，严重挑战到俄之“远东征服”计划，自然引来其强烈反响。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俄国政府就已有所行动。维特在 得知日本有意染指辽东半岛后，立即向沙皇尼古拉进言：“除非我们准备面对一场战争，或放弃远东的广大市场”，否则“我们决不能容许日本在大陆上获得巩固的立足点”和“攫取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维特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其意图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假如日本占领南满，对我们将是威胁”，况且“假如我们现在让日本人进入满洲，为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并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总之，倘若当下置之不理，今后对于俄国远东利益，肯定 遗患无穷，决不能坐视日本在中国为所欲为。维特还指出，如果俄国干涉辽东问题，阻止日本的侵占计划，“这样，我们就会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就会尊重我们的效劳，从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中俄的边界”。于是俄国联合法国、德国，于 《马关条约》签订当天，便命令三国军舰在日本海面游弋。不久，三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外交照会，“劝”日本放弃辽东。

　　眼瞅着三国之军事警告步步逼来，已在甲午战争中耗尽国力、人力的日本，不得不对俄、法、德三国让步。在俄调停下，日本准许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毋庸置疑，“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由俄国策划与导演的一出 “狼口夺食”的大戏，其用意是阻止日本人破坏它的“远东征服”计划，绝非向中国“献爱心”。但在清廷看来，此举恰印证了李鸿章“联俄制日”的策略。在崇尚霸道与权谋的近代世界格局中，不管强国还是弱邦，若无几个像样的国际盟 友，焉能立足？俄国此番替中国出头，颇让四顾无援、苦苦寻求小伙伴的清廷，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盟友即在不远处之慨。故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使“联俄制日”的思想最终定型。

　　李鸿章的联俄策略，从理论上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作为一个弱国，中国要想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求生存，谋发展，实行以夷制夷，利用列强的矛盾的策略，是符合实际且迫不得已的。但从现实操作层面考量，该策略是把双刃剑，倘运用不当，就会陷入自伤筋脉、“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窘境。

　　俄国自然参透了清廷的心事，于是快马加鞭，促成两国结盟。1896年4月，恰逢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期，按照外交礼节，各国皆应遣重臣前往祝贺。清政府拟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但俄以“王之春位望未隆，与各国遣使相形难于接待” 为由，指定要清室王公或大学士前往，实际上暗示非李鸿章不可。而此时之李鸿章，正因《马关条约》之咎，虎落平阳，入阁闲居。于是俄使“贿通西后与李莲英，使改派鸿章，且请假以全权，办理还辽报酬事宜。”清政府考虑到沙俄干涉还辽有功，又是中国的债主，得罪不起，加之“联俄制日”亦是眼下外交战略题中必有之义，于是改派李鸿章为专使。李氏行前还特受到慈禧召见，谈话“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用李鸿章的话来概括即“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

　　为使李鸿章同意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筑路计划，沙皇可谓煞费苦心。他唯恐李鸿章先赴欧洲，于是派特使专程前往苏伊士运河迎接李鸿章，并给予李俄国最高礼节待遇。1896年5月3日，中俄举行秘密会谈。在谈判过程中，俄方代表维特软硬兼施，一步步将李鸿章套牢。他一方面以“中国的救星”自居，声称“我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中国依靠我们才得以保持领土完整”，并再三强调“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必须有一条路线尽可能最短的铁路，这条路线将经过蒙古和满洲的北部 而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另一方面，他又恐吓道，如果中国不同意“借地筑路”，那么“俄从此焉能再助中国矣？”可见维特已将真实意图和盘托出。这显然超出了之前清廷“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预期。李鸿章自不敢答应。

　　维特未使李鸿章折服，于是沙皇尼古拉亲自出马。他单独召见李鸿章，表示：“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华俄银行承办， 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此等承诺，确令李氏心动。何况中俄两国间谈判进展到这一步，李鸿章颇有些骑虎难下的尴尬，尽管“借地筑路”让人甚感棘手，但 考虑到此行目的是为“牵制东洋”而“联络西洋”，若继续僵持，很有可能“东洋”还没被“牵制”，反倒得罪了“西洋”，双方不欢而散，岂不是旧仇未泯，又添新怨，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争取“联俄制日”，李鸿章遂决心接受俄 议。他在1896年5月14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极力劝说总署，“约文无甚悖，若回绝必至失欢，有碍大局”。后李虽在“借地筑路”问题上打算给俄国设置一些障碍，但维特巧施妙计，慷慨承诺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他三百万卢布以为酬劳，并为此制定了一份议定书。李当然不会跟财神爷过不去，遂调头做清廷工作，“俄既推诚，华亦推诚相与，勿过疑虑云……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代表穆拉维约夫、维特分别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上签字。

　　《中俄密约》涉及如下要点：

　　1.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韩国土地，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为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2. 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

　　3. 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尽力帮助；

　　4.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威。唯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5. 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除因运转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该条约虽名为中俄两国“互相援助”，但实际两国权责并不对等。从长远看，如果中国真正履行条约，俄国在战时、平时都可以利用中国的土地、物资、港口等资源为己所用；而中国只有在战时且俄国履行条约的情况下，方有资格享受某些利益。俄国达到了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穿过中国东北的目的，将侵略矛头名正言顺地伸展到中国东北；而清廷从中得到的不过是俄国一句空头承诺。说穿了，俄国利用清政府急于求援心理，趁火打劫了一遭。《中俄密约》本质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清政府本欲关上前门驱走豺狼，孰知后门洞开，引来了虎豹。

　　中国的阳谋，俄国了然于胸；俄国的阴谋，难道谙熟外交的李鸿章未识破分毫？

　　谁人之手，铸此大错？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携手参战，俄国此时已完全抛开“盟友”的身份和责任，趁火打劫，瓜分中国，令清廷彻底绝望。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撒手人寰。俄国政府憾曰“此后中国再无助俄者”。3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清廷名曰“中立”，实则助日。随着战事的失利，俄国企图永久占据东北的美梦就此破灭，而清廷的“联俄制日”计划也早已化为幻影。

　　清末政局之纷乱，向来让人感觉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不过大体而言，无非与外患、内乱、改革、政争关联。只是愈绵延到最后，内耗权斗愈发激烈，甚或群僚可借公事之名，行倾轧之实。所谓国家利益，往往挂在口中，虚悬心头。走笔至此，不禁慨叹：引虎拒狼，无异玩火自焚，究系谁人之手，铸此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