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指责下，梁鸿志以汉奸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战胜者与战败者

　　无论出于怎样的道德理由，抗战胜利后，公众普遍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那些曾与日本支持的伪政权积极合作过的中国人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并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愿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在日本投降后，它要依靠日本人和“汉奸”——人们这样称呼那些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来维持日占区的“法律和秩序”。当时政府主要担心的并不是市民动乱，而是中国共产党构成的更具体的威胁。政府缺乏充足的运输工具将足够数量的国民党军队、维持和平的机关和行政人员立刻送到日本人占领的广阔地区里。国民党很快发现自己正和共产党进行一场抢先接管长江以北日占区的竞争。国民政府的总部设在中国西南，在这一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为共产党早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

　　不仅如此，有人指责政府对日本最后的投降几乎毫无准备，也没有为此制定相应的计划。还有传言说，国民党内部的军事建设上也存在着派系之争，蒋介石不信任那些没有向他个人效忠的指挥官。因此，在日本投降后的关键几周里，蒋介石无法有效地调动他的军队，从而获取最大的优势。无论如何，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尽可能摧毁他的政治对手在各地的基地。除了共产党，蒋的对手还包括云南省的龙云和东北的张氏家族。因此，蒋介石愿意与任何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人结盟，只要他们不对他的权力构成直接的威胁。例如，在东北，国民党政府被迫与前伪政府成员合作，因为他们几乎是蒋唯一可以依靠、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支持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的政治势力。

　　08月23日，国民党与日本人公开“合作”。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发布命令，命令规定，日本军队必须有效地防守住他们原先占领的地区，保持交通线的通畅，等待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日本人还要负责收回那些最近被“非正规部队”——即共产党——夺取的地区。根据这一命令，日本军队和伪军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

　　尽管蒋介石于1945年8月11日下达了命令，要求共产党军队在收到进一步指令之前，必须停留在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上。但共产党坚称，他们有权接受敌军的投降。根据8月10日和11日延安发出的指令，为了迫使日本人投降，共产党军队对日本人控制的关键据点和重要交通线发起了大规模的总攻。当何应钦将军在8月23日向冈村宁次下达命令时，共产党正在从日本人手中接管张家口市。从8月下旬到9月底，共产党军队和日军以及伪军之间的战斗据报道超过了100次。日军和伪军成功地从共产党手中收回了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以及绥远的20余个城镇。按照何应钦的说法，到11月底，仍有10万日军驻守在山西、察哈尔、河北这3个省。

　　如果政府对尽快在光复地区重塑自身威信的政治重要性有更清醒的认识，采取这种利用敌人的军队的方式引起的争议或许会少一些。相反的，国民党政府毫无必要地把权力交给声名狼藉的“汉奸政权”，从而损害了自身的声望和地位。其结果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民党政府的授权下，日伪仍是他们所在地区的实际管理者。《大公报》认为国民党最高当局要为此负责，并有些尖刻地将这种代管称为“先签署投降协定，再接管政府”。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9日。

　　共产党的媒体充分利用这一情况，它们特别提出质疑，在光复地区，为什么仍然由伪政府官员，而不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发布公告？为什么在伪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叛国者被国民党授予同样的官职？《新华日报》质问道，为什么像伪上海市长周佛海这样的汉奸以及南京的伪军总司令可以发布本来应该由重庆发布的命令？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5日和10月3日。

　　第一批抵达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首都——的报社记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除了能在街上看到少数几个中国士兵以及偶尔有美国运输机到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解放了……冈村宁次仍然在外交部大楼里办公。日本宪兵还驻留在前司法院的楼房里。到处都有日本哨兵站岗，他们受命维持和平和保护日侨……”重庆《大公报》，8月30日的报道，1945年9月9日。另一个记者在一个星期后报道了类似的情况。他还写道，直到9月4日，南京的报纸仍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检查。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傀儡政权贴出的海报和标语，其中最常见的是“和平救国”的口号。重庆《世界日报》，1945年9月9日。据报道，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

　　此外，重庆的报纸很快开始报道前傀儡政府官员能够十分容易地重新变成国民党员。许多伪政权官员只要在办公室外挂一块新的招牌，就可以完成这一转变了。民众要求对前傀儡政府官员进行某种形式的惩罚或道德制裁，禁止他们担任公职。政府在官方声明中对此表示支持，但实际的做法却大相径庭。有报道称，前傀儡政府中的一些高官被允许逃往日本，许多职位较低的官员则忙着和驻南京的国军先遣司令部里的国民党特派员——国民党政府还都的第一批官方代表——拉关系。《大公报》在9月9日写道：“在中国，不管发生什么，总是有同一批职业官僚。他们互相勾结，形成了一个利益团体，几乎没有人能够分化他们。虽然在日本投降前，南京傀儡报纸的编辑们还在卖力地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和‘和平救国’的政策，但现在，这些敏感的报业人士正忙着更换外套，他们和重庆的报纸互相呼应，唱起了同一个调子。”

　　在这些事件中，引起公众最尖锐批评的是对周佛海的处置。在战争结束时，周佛海的职位是上海市长，同时兼汪精卫政府的财政部长，还是伪行政院的前副院长。在汪精卫1944年死后，周是傀儡政府中权力最大的人。日本投降后，周立刻宣布组成一支特别行动部队，维持上海的公众秩序，以此表明他对国民党和国家的忠诚。一名记者这样评论这一事件：“当普通民众看到以前欺负和压迫他们的人还和从前一样，仍然执掌大权时，他们只会感到愤怒。”重庆《大公晚报》，1945年9月12日。

　　到9月底，情况已经变得极为严重了。媒体一致要求惩处汉奸。有人提出，这是对整个国家品格的一次重大考验。批评者质疑道，如果这些汉奸可以免于惩罚，一旦国家发生了另一次危机，人们为什么还要忠诚于现在的政府呢？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9月19日；上海《文汇报》，1945年9月29日；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3日。面对群众愤怒的呼声，政府被迫做出了回应，行政院起草了一系列惩处汉奸的法令。这些法令由国民参政会的驻会委员会进行了修订，随后在国民参政会获得了通过。法令公布的时间是9月下旬，此后依据该法令逮捕了几个“汉奸”，马上有人声称这一法令的公布及其执行已经“完全消除”人们对政府不愿惩治汉奸和叛国者的疑虑。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9月29日；上海《立报》和上海《联合日报》，1945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