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岛海战全记录（4）：临阵脱逃国殇悲歌
(本文原载于《现代舰船》，作者是海军史专家陈悦)
“尾炮奏捷”
当“广乙”舰与“秋津洲”、“浪速”还在激烈炮战的时候，先前因为躲避“广乙”的鱼雷攻击而转舵驶离编队的“吉野”舰上，了望兵从烟雾的间隙中发现了正在向东北方高速驶去的“济远”舰。原来在“广乙”舰冲乱第一游击队阵形，吸引住日本舰队火力时，方伯谦非但没有考虑驶近配合“广乙”作战，反而利用这一机会，趁着战场上弥漫的硝烟，急速驶离战场，完全忘记了作为编队队长的责任，甚至已经忘记了作为一名军人的天职。然而在后来方伯谦的作战报告中，竟称开战后“‘广乙’早已遁逃矣”，百年之后，当翻看到这颠倒黑白的记载时，仍不免使人为之激愤不已。
发现正在逃离战场的“济远”，坪井航三认为这艘仍然具有战斗力的军舰更有攻击价值，遂下令“秋津洲”、“浪速”放弃追击“舰体全毁”的“广乙”，向“吉野”靠拢集合后一起追击“济远”舰。“济远”飞速向蔚岛附近的浅水区撤逃，寄希望密布的岛礁、浅沙，能阻吓住对韩国沿海水文陌生的日本军舰，而在 “吉野”率领下，一游3舰“各取适当位置”，穷追不舍。
河原要一在海战之后提交联合舰队司令的“中弹情况报告”中，记录了在此后的追击过程中被“济远”尾炮造成的损害，而这也是整个丰岛海战中，“吉野”所受的全部损伤：
8时10分，“济远”舰舰尾150毫米主炮发射，炮弹在“吉野”舰舰首右侧数十米处的海面上爆炸，飞溅弹起的弹片将“吉野”的一些信号绳索打断。
8时20分，“济远”再射出一颗150毫米炮弹，打在海面上后跳起，从“吉野”舰右舷穿入，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但是并未爆炸。
此后不久，又一颗150毫米炮弹射向“吉野”，在飞桥附近发生爆炸，所产生的破坏后果是，击碎了飞桥上用来存放望远镜的箱子。
另据河原要一记录，在这些射击之外，还有几发炮弹落在舰首、舰尾附近海中，未造成损害。
但这一幕，在中国方面的资料里，却被演义成了另外一幅模样。方伯谦监督记录的“济远”舰航行日志里称：“……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丰岛战后接替阵亡的沈寿昌，受方伯谦提携出任“济远”大副的何广成，在为方伯谦鸣“冤”的《冤海述闻》里则描绘形容得更为具体：“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瞄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吉野’)火药炮子震裂，翻去望台，歼其提督员弁二十七人，并水勇无算；再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升白旗龙旗而遁”。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根据询问方伯谦和“济远”的 一些官兵后，作出的官方报告中也传达了类似信息，但是较为含蓄，不过丁汝昌的报告中提到了两名普通水兵的名字：王国成、李仕茂，称他们是这几次炮击的功魁。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水兵王国成发炮击退日舰的故事，就发端于此。
对照日方的中弹记载，和此后的历史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除了3次击中“吉野”得到中日资料互相应证以外，在攻击效果方面，中国记录里所谓的击死倭提督、翻去望台、“吉野”挂白旗龙旗而逃，都纯属是子虚乌有。受损程度微不足道的“吉野”舰在丰岛海战结束后，仍然在韩国沿海活动，甚至一度出现在了中国成山头附近，直到黄海大战爆发，都未有进入船坞修理的记录；而坪井航三一直好好的活到了1898年，击死倭提督更是无从谈起。
之所以中国资料里出现如此失实的记载，不外乎几个原因，首先在数千米距离上，由于视力所及，对于攻击效果难以作出准确判断。其次，无法排除方伯谦以此来为逃离战场的事实作遮掩，“济远”舰航海日志中，将发生在上午8时的尾炮攻击事件，改写到了中午12时，即后来的“高升”遭到攻击时，造成“济远”始终在战斗的假象。令人感慨的是，在获悉丁汝昌的汇报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就十分敏锐地觉察到“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如无确实证据，岂能滥赏？”但一个多世纪来，很多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述著作中，对于王国成发尾炮击伤“吉野”一事，却不详加考证，而反复引用，口传百遍，讹传竟变成了既成事实。今天，当我们通过对照日方海战报告，认真回溯分析历史后，可以大致拼合起散落在时间沙滩上的历史碎片，1894年7月25日上午8时过后的近半个小时内，在“济远”舰尾 炮台内上发生的故事已经逐渐面目清晰。
面对汹汹追击而来的日本军舰“吉野”，本着各炮位及时掌握战机，各自为战的战时制度，山东文登籍的水兵王国成倡首，水兵李仕茂等响应，用150毫米尾炮连续射击“吉野”。他们这一英勇的举动值得后人为之尊敬，其中体现的高超射术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北洋海军士兵的战术素养。但是这一行动所获得的战果，以及在海战中的意义如何也必须实事求是，对于任何一件历史资料，都必须严谨地审视。
“高升”、“操江”
“济远”的尾炮连续3次击中“吉野”后不久，中日两国军舰上的了望兵都发现了西南方海上出现了2道煤烟。坪井航三作出了一个用意不明的决策，命令第一游击队各舰自由运动。上村彦之丞立刻指挥“秋津洲”转向，继续追击已经远去的“广乙”，似乎对受到这艘小巡洋舰的挑战感到羞辱，非要除之而后快。“浪速”在东乡平八郎指挥下继续高速追击“济远”，相反“吉野”却放慢了脚步，任由“浪速”超越自己的舰首，坪井航三明显是对远处海平线上那2道身份不明的煤烟产生了顾忌。
谜底很快揭开，远处2缕煤烟下的舰船渐渐清晰起来，1艘是红色涂装的运兵船“高升”，另外一艘采用维多利亚涂装的则是北洋海军的“操江”号军舰。
排水量1335吨的“高升”号，是支援牙山计划中最后出发的一艘英国商船，也是载运士兵人数最多的一艘。7月23日上午9时50分离开大沽后，一直在茫茫大海上航行，25日早晨，与从威海驶往牙山运送饷银和传递信件的“操江”号运输舰不期而遇，随即就自动组队结伴而行。可能是注意到了前方海面上不寻常的情况，“操江”舰转舵改向西航行，而跟随其后的“高升”号，则在英国籍船长高惠悌命令下，照直按原定计划，向南阳湾航行。在那个女皇统治海洋的年代里，英国人的自负是举世皆知的，飘扬的米字旗在他们看来是通行世界的法宝。
“高升”号上搭乘的中国陆军部队合计1116人，统由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节制，随行还携带了炮队的12门行营炮。除了这批中国陆军军人外，“高升”号上还有一名特殊的乘客，德国人冯•汉纳根。他从德国陆军退役后就来到中国，成为李鸿章的军事顾问，负责了旅顺基地的设计修建，这次随中国军队前往韩国的使命，应该与他军事顾问的身份有关联。
9时左右，第一艘军舰经过“高升”号舷侧，“……最前一只船，挂有日本旗，其上还有一面白旗招展。该船很快地向我们方面开过来，经过我们时，它把旗降落一次，又升上去，以表示敬意。”这艘被“高升”号判断为日本军舰的船，实际则是逃跑中的“济远”。
上午8时53分时，在尾追的“浪速”舰不断的炮击下，管带方伯谦竟然下令在桅杆上升起惨淡的白旗，继而又升起一面血红的日本海军旗，以示降服。这是中国海军史上无比羞辱的时刻。当看见前方驶来的运兵船“高升”时，方伯谦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此行的使命就是保护运兵船，竟飘扬着日本海军旗和白旗，从“高升”轮边飞速驶过，将全无武装，满载同胞手足的运兵船抛弃在了身后。一名以战斗为天职的军人，在国家最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刻，为了苟全性命，竟然作出如此不堪的举动。
紧随“济远”之后的“浪速”很快也与“高升”相遇，东乡平八郎被这艘显然满载中国士兵的运输船吸引，放弃继续追击“济远”，而向“高升”逼近。9 时15分，“浪速”舰的斜桁上挂起国际通用信号“立即停轮”，并发射2发空炮示警，船长高惠悌相信日本军舰不敢对一艘英国船只作出过分的举动，而下令放慢速度，“高升”号慢慢停止了下来，停泊在距离“浪速”四分之一海里处。
9时47分，坪井航三经过分析眼前的局势，重新安排了任务，由“浪速”俘虏“高升”，“将商船带赴本队，向司令长官报告”，“吉野”和“秋津洲”则分别追击“济远”、“操江”，随即开始分头行动。感觉到不安的“高升”号挂出信号，询问“我们是否能继续航行？”，“浪速”立刻回答“下锚，否则一切后果自负”。10时左右，“浪速”掉转航向，停泊到距离“高升”400米处，将右舷对向“高升”，一门门黑洞洞的炮口对这艘落入虎口的商船虎视眈眈。东乡平八郎命令放下蒸汽舢板，由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到“高升”号上直接下达命令。
人见善五郎登船后，命令“高升”号尾随“浪速”航行，船长高惠悌认为从天津出发时，两国尚未开战，对日本人的举动表示抗议，但最后却表示“如果你命令，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人见善五郎认为“高升”号已经屈服，随即返回报告，东乡平八郎立刻下令“高升”号起锚随行。
当从翻译口中得知英国船长想屈服后，全船一千余名中国陆军官兵顿时激动起来，表示坚决拒绝。统带官高善继见事关重大，立刻召集军官会议，表示出绝不屈服的坚强决心，“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吾家世受国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其他官兵也纷纷响应，一面看守住操舵室，一面要求船长立刻将绝不屈服的信息传达给日本军舰。
船上的特殊客人汉纳根显然也激动了起来，劝说船长立刻同日舰再谈判一次。于是“高升”号升起信号，称有紧急事情商议。人见善五郎乘坐小艇靠近“高升”舷侧，汉纳根与之进行交涉，传达“船主已经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允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回到原出发港口去。船长和我都认为，即使已经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出发时还处在和平的时期。”
中午12 时半，东乡平八郎在飞桥上得到了这一信息，显然对漫长的谈判失去了耐心，面色阴沉地下令用信号旗通知“高升”号上的欧洲人立刻离船，高惠悌回复信号“我们无法离开”。“浪速”舰缓缓开动，桅杆上升起血红的战斗旗，如同检视猎物，寻找最佳下口位置一般，绕行了“高升”一周，然后停泊在距离150米处。下午1时，仿佛要展示卖弄一下最新式武器的威力，1枚14英寸“白头”鱼雷从“浪速”右舷的鱼雷发射管中喷薄而出，但是没有命中。
如此距离上居然失手，东乡平八郎恼怒不已，立刻不管不顾，只要击沉就行，下令舷侧火炮一起发射。刹那间，如同天崩地裂一般，“高升”号的锅炉被击中爆炸，船身立刻下沉，锅炉中散露出来的蒸汽、煤灰弥漫在空间，如同炼狱一般。对这艘全无武装的商船，“浪速”竟然发射了2发260 毫米炮弹、9发150毫米炮弹。正从牙山湾内驶出返航的“飞鲸”轮，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
面对强敌，“高升”上中国的陆军士兵们没有其他武器，只有握着手中的步枪进行不屈的还击。下午1时46分，“高升”号完全沉入水中，附近的海面上全是漂浮挣扎的人。“浪速”舰上的小速射炮开始对着海中射击，短时间内竟发射了1125发炮弹，同时放下1 艘舢板，搜救欧洲人，射杀活着的中国士兵。东乡平八郎站在飞桥上，冷漠地注视着这场大屠杀。中国陆军士兵的鲜血染红了整片海面，仿佛是满海的血泪。“高升”搭载的中国士兵仅200余人生还，其余均化作了海上的累累国殇。英国船长高惠悌被日本舢板救起，而德国人汉纳根则和很多士兵一起泅水到荒岛上，后被附近的西方军舰救起。
“高升”号被野蛮击沉的同时，下午1 时50 分，“操江”被“秋津洲”舰追上，管带王永发惊慌地没有任何主张，下令降旗投降。在搭乘“操江”的丹麦籍电报局雇员弥伦斯的提醒下，舰上携带的密码本和重要文件全部焚毁，但是20 万两饷银尚未来得及投入海中，2时10分，“秋津洲”上的军官就登上“操江”，完全控制了这艘猎物。
一直在追击“济远”的“吉野”，因为担心驶离战场过远，前方水文情况不明，于12时58 分结束追击，转航于下午2 时与“浪速”、“秋津洲”会合，一起押送“操江”向本队锚地航行，离开丰岛海域。7 月28日早晨6 点，日本佐世保军港一片盛装，通报舰“八重山”运载着被俘的中国“操江”舰官兵抵港，“船近码头即放汽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中国官兵被迫列队穿越大街小巷，在日本百姓的嘲笑、辱骂中默默行进，“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
中国军舰“广乙”离开战场后，最终在韩国西海岸十八家岛附近抢摊搁浅，为免遗舰资敌，管带林国祥下令点燃弹药舱，自焚军舰。英勇作战、遍体鳞伤的“广乙”舰在烈焰中涅盘，幸存的官兵们向牙山方向跋涉，去寻找附近的中国陆军。
扔下“广乙”、“操江”、“高升”，绝尘逃逸远去的“济远”舰则于次日清晨6时抵达威海刘公岛，管带方伯谦如同英雄一般趾高气扬走下军舰，在他的报告下，丰岛海战被描画成了一次重大的“捷音”。
而初升的朝阳下，一名年轻军官的遗体被他的朋友和水兵们簇拥着从“济远”舰的主炮塔内抬出……
东京《时事新报》7月29日报道： “日清两国于是开战，清舰首先发炮，我舰应战”，“昨晨自釜山到达之电报，所传一大快报称：二十五日上午七时于丰岛附近，由于清国军舰向我发炮挑战，我军舰还击应战，击沉清军一千五百人乘坐之运送船一艘，捕获清军舰‘操江’，‘济远’向清国，‘广乙’向朝鲜西岸逃遁。”
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军机处电寄谕旨：“奉旨：……‘济远’之管驾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
“……伯公方伯谦任‘济远’兵船管带，甲午海战中英勇作战，以一敌三，挂白旗诈降，炮伤日舰，朝廷曾下旨嘉奖，但后来给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陷害，他们公报私仇，杀人灭口……”——方俪祥《为我伯公方伯谦鸣冤》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