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甲午年。那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水师”的覆没人尽皆知,但大部分人几乎都没有想起,甲午战争中从朝鲜一直打到旅顺的陆战。
在那个时代,甲午战争是一场海陆俱全的全面战争。参战双方各倾举国之兵,两个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被西方欺侮凌辱的东方国家,为了救亡图存、也为各自的国运,在19世纪之末进行了一场豪赌。
军费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古代建军尚且糜费巨万,近代化军队在战斗力强过古代的同时,所消耗的物质与财富也远超古代。
在战争之前,对军事的投入是双方必须考量的要素。近代史中,清政府遭到西方列强一系列的打击,已是满目疮痍。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底子还是有的。清政府对于军国大事并非不关心,不然就不会建设北洋水师了。清政府每年投在陆军上的资金有2000万两白银之多,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只是……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全国八旗兵力为250078人,绿营兵力440413人,总计全国常备军69万余人。然而这支军队的武器及训练方式,与古人所说的“控弦百万”并无本质差别。而且,清末的八旗、绿营早已彻底堕落,不仅在几次鸦片战争中被列强打得一败涂地,哪怕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也全无用处。外战不行、维稳无用,清政府的巨额军费换来的,只是一支吃闲饭“死饷”的队伍。
无怪乎李鸿章在甲午战前计算北洋边防、海防军队时,根本不把无用的八旗、绿营算在里面。但这些关键位置也不能没有防备,因此,不得不另建北洋边防的陆军勇营。增加的军费,几乎每一两都需要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行筹措。
而日本为了追赶西方不惜一切,这在大河剧《坂上之云》、动画片《起风了》等文艺作品中多有描述。日本固然是小国,但在那个工业远不及今天这般复杂庞大的时代里,小国也有小国的好处,容易跟上时代的步伐,迅速翻身。日本明治维新将全面近代化的脚步续接在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战争之后。日本虽然步履维艰,但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成为了一个半工业化国家。
这一时期的日本每年将大量经费投入到军队建设中,1878-1889年间,日本陆海军军费总额近1.98亿日圆,折合白银6600万两。虽然远不及清政府,但对于日本而言,已是天文数字级的巨款。最重要的是,这些资金都没有浪费在“死饷”上。
建军
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废藩置县将大名手下的旧军队全面废除,兴建近代军队以及包括征兵制在内的近代军事制度。1884年,日本开始在6个旧式镇台的基础上组建6个正规陆军师团,1891年,又将原北海道屯田兵改编为一个师团。
当时日本建军颇为迅速果断,实施全面义务兵役制,普及军事院校教育,建立完善参谋部制度,实现了训练、制度、装备、战术的近代化。光从日军的形象来看,他们戴大盖帽、穿西式服装,打绑腿,除了面孔之外都是列强的模样。
日军机动兵力编为7个野战师团,兵力123047人,日军战时兵团称为‘军’,通常由两个野战师团为主组成,总兵力3万人以上。甲午战争中几乎全部投入中国战场作战。这些采用近代编制,使用德式操典的部队,不久就成为亚洲最精锐的地面力量。
此时的清军也受到近代化的影响。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八旗、绿营的彻底废弛,背负着沉重军费包袱的清政府越来越依仗由汉族大臣在原籍编练、由地方财政供养的勇营,比如湘军、淮军。
勇营不属于国家编制,实际上就是民兵。虽然装备了近代化武器——比如后拉枪机的毛瑟步枪和后装行营炮,但他们还穿着号衣,高举着古代的燕尾帜,按照500人为一“营”的传统军制作战。勇营混杂着近代装备与中古形象,没有名分,粮饷来自地方税捐自筹,但由于他们能做到“令行禁止”,反而“矮子拔高个”,成了清政府地面武装力量里最善战的。在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后的甲午战争中,勇营以民兵的待遇担负起了国防军的重任。
太平军、捻军等反政府武装被剿灭后,勇营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为清政府中央财政几乎不会为这些部队掏一两银子,地方财政也不愿花大价钱养这几十万人。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北洋一系的清军主力裁得只剩53281人,几乎就是清政府所有陆军精锐的总数,这些部队半数还要防守北洋各炮台。泱泱大清,真正的机动兵力不过2.5万人。
清政府没有编订统一的步兵操典,即使编订操典,士兵们也无法学习应用。在近代史上,中国国内民众普遍赤贫、文化水平低下,未经扫盲几乎无法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这导致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短暂训练的新募清军不仅作战意志薄弱,战斗素养也极为低下。
左宝贵曾专门下发一整套“军规”,其麾下的奉军,军纪一时为人称道。但现在读来却有一种莫名的悲哀,因为其中混杂了纪律要求、惩戒标准和命令等,恰体现了甲午战争中清军“半吊子近代化”的窘境。
指挥
日军的组织机构是典型的近代化作战系统。其军队具有完善的参谋部制度,依靠参谋来制定作战计划,军官与士官均出自正规的军事院校,各司其职地指挥军、师、旅、团等各级单位。
反观清军的指挥体系,描述起来就颇为纠结。首先是军官的编制问题——他们的官方编制与实际带兵职务几乎毫不相关——在东北统帅奉军的左宝贵,职务编制借用自广州高州镇;驻防直隶的淮军盛军统军统领卫汝贵,职务编制借用绿营甘肃宁夏镇。这倒不是因为军官见多识广南北通吃,而纯粹是因为勇营军官因为无法获得正式的“公务员”编制,只能借用已经烂掉的绿营编制,使之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军人,领取国家俸禄。
清军军官没有任何关于近代陆军指挥、作战的教育背景,仅仅靠内战中自学摸索、积累一些实战经验。但这不仅无法完全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忘却。而当时中国传统军官的选拔标准依然是射箭、举石锁、耍大刀。
同古代将领一样,从行军、宿营到作战计划,所有的事务都要由统兵大将一人处理。少许私人雇佣的幕僚、师爷虽然可以出谋划策,但这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书生,未必有多少行政管理能力。
在甲午战争中,尚未与日军接战,奉军将领左宝贵已经累到中风,半边身体麻木无法行动。而拖垮他的奉军,实际规模还不足万人。
清军沿用的是明代戚家军编制,最大建制单位为500人的‘营’,指挥万人大军的统领则要手忙脚乱地直接指挥二十多个这样的小单位。完全没有层级分明的近代化司令部。至于近代化的后勤供应、医疗卫生,更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
明代戚家军是中国历史上军事近代化的第二次尝试。但是用半途夭折的尝试结果,来对阵西方系统的近代化成就,不啻于以卵击石。
后勤
在甲午战争中,侵入朝鲜的日军部队完全不必担心后勤——按照近代陆军规制,日军沿途设立兵站,派专门的后勤部队负责,无论是后送伤员还是补充兵员都能畅行无阻,弹药物资的补给源源不断。
但对于清军而言,后勤是个可怕的问题。
几个汉族地方官僚东拼西凑的陆军精锐,完全没有配套的近代化后勤系统——在国内镇压叛乱还好,出国作战则将这一弱点暴露无遗。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带来古代不可比拟的杀伤力,但是与杀伤力所伴生的,便是成指数级增长的后勤需求。洋枪洋炮的弹药消耗,完全不是飞矢箭簇时代能相提并论的。
雪上加霜的是,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为了节省远征国外的军费,没有让那些被称为“长夫”的民夫随军出征。入朝清军都是“作战部队”,却被迫自办后勤,半数的军人和战斗力被拖累在繁琐的粮草弹药运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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