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黄海海战之前，法国媒体就认识到，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相比有明显差距

　　120年前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被当时的国际政治界视为19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打破了当时西方列强在远东的格局，在政治经济上标志着一个亚洲强国日本的诞生，而且对欧洲各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也产生重大影响。当时的法国报刊对甲午战争非常关注，仅《费加罗报》在1894年7月至1895年11月间就发表了130多篇报道和评论文章。法国的远东和中国问题专家也做出了各种分析和判断。

　　本文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关资料，对当时法国有关甲午战争的观点和看法作一简要介绍，旨在给当前国内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提供一个新视角。

　　概括地说，西方对甲午战争态度的出发点是自身在华利益，对日本咄咄相逼的攻势不能不警觉和关注。武力威慑和外交压力双管齐下，其目的无非是利益。通观所有报道和评论，几乎没有谴责侵略之辞。这其实并不奇怪。西方列强本来就是侵略者。

　　在西方列强中，中日甲午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英国。一些法国专家甚至认为，英国有可能成为“没有参战的战败国”。甲午战争有可能给英国在远东造成双重危机。首先，日本作为海上强国的崛起，对英国在中国海域、乃至太平洋的霸权是一个直接威胁。英国在华长期经营的利益可能转手日本。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作为“海上警察”的英国既感到不可袖手旁观，又无可奈何。它在埃及、非洲、缅甸、印度等地多处用兵，分身乏术。再者，英俄之间没有达成协议共同干预。所以，英国的影响仅仅是威慑而已。

　　另一个潜在的危机则来自西方的竞争伙伴。英国曾一度想利用其在华的有利地位和对清廷的影响成为中国与日本媾和的代言人。但是，英国使节的调停建议很快被日本拒绝，而美国则出乎意料地成为被日本认可的中介。西方其他国家(尤其是法俄)出于和大英帝国在亚洲明抢暗夺的利益之争，既对日本的崛起感到忧虑，又对英国海上霸权受到挑战而幸灾乐祸，并想乘机发展自己在华和远东的势力范围。

　　中日甲午战争的另一个受害者就是俄国。如果说中国和欧洲列强(尤其英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商业利益基础之上的，那么和俄国则又多了一层领土的关联。俄国不希望在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平衡因日本的介入而打破。更有甚者，日本对辽东半岛的野心也触犯了俄国的利益。

　　鉴于上述原因，英俄两国都曾摆出剑拔弩张之势。据《费加罗报》当年10月5日的一条消息：英国内阁于10月初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出兵干预，保护英国在华侨民和利益不受战争的损害。英国派出远东舰队巡视，另有几十艘舰艇正在向中国海域增援。如果英国出兵，俄国驻守在东北边境的重兵，随时可以以同样的理由介入。法国在中国北部没有利益，但是出于法俄联盟，会支持俄国。然而亲日的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费加罗报》同一条消息引用当时一位美国权威人士的话说：“美国不允许任何国家企图阻止日本享有战争胜利的成果”，并声称：“美国可以在30天之内招募5万志愿军和日本并肩作战”。德国持观望态度，但是反对出兵遏制日本。当时有人担心，这场发生在远东的战火会烧到欧洲。

　　随着战事的迅速发展，旅顺口失陷后，西方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日本跻身列强、参与瓜分中国膏腴已是既成事实。欧洲各国虽然措手不及，然而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同一个新生的强国进行完全平等的外交谈判，以便从这种不利的处境中为本国获得最大的利益。

　　法国主张欧洲和美国在中国海域方针上达成共识，并根据亚太地区新的实力分配，调整本国的亚洲战略。法国远东问题专家弗朗索瓦·科瑟龙·德维尔努瓦西明确指出，白人独霸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西方各国从此应当放弃种族偏见，接纳日本，视其为与己同等的一员。

　　西方列强在甲午战争震惊之余，首先维护的是各自在华的政治和商业利益。如果日本不过于贪婪，那不过是“瓜分俱乐部”多了一名成员而已。《马关条约》签署后，俄国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深感不满，认为阻碍它向中国东北的扩张(西伯利亚铁路正在修建中)，于是联合法国和德国出面干预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但是条件为中国补赔3000万两白银。

　　认为中国只是“泥腿巨人”

　　西方人眼里，中国曾经被视为“东方巨人”。法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大量介绍不仅为汉学的萌发奠定了基础，而且曾一度在法国乃至欧洲掀起了“中国热”，以致影响到一些启蒙运动思想家。

　　随着汉学的发展，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也愈加深入，他们逐渐发现“东方巨人”在近代科学和技术上与西方的差距。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除了大量介绍中国古老的文化外，也记录了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观察和分析。沙守信神父曾经在一封信中讲述这样一段故事：他把一幅世界地图在翰林院展示，十几个翰林们竟把亚非欧三洲大陆认作中国的版图。当沙守信点明中国疆界后，翰林们感到吃惊，连声说：“小得紧、小得紧。”

　　两次鸦片战争是中西方两个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武装冲突，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看到了大清帝国傲慢外表掩饰下的内部虚弱。然而在昔日的战胜国眼里，中日甲午战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东方文明内部两个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更有甚者，侵略者是历来不被中国人放在眼里的“倭寇”。长期受中国文化熏陶和影响的日本，经明治维新后短短二十多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完成了西化转型，一跃而跻身强国之列，速度之快令西方震惊。《世界插图新闻周刊》1894年10月13日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年被欧洲当作笑料的日本已不复存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西方国家。

　　同日本的快速转变和发展相比，法国评论界认为，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后，依然沉睡未醒。中国文明曾经开化东方，然而由于过于相信和依赖本国无穷无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它封闭自守，以致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几个世纪。李鸿章被认为是清朝上层唯一对时局有清醒认识、觉察出中国军力已非日本对手的高官。他主张以西洋的方式装备和训练军队，组建北洋水师，请包括琅威理在内的英德军官帮助管理和训练。这一系列大胆创新的措施，曾得到西方人的关注和好评。但是明眼人很快就意识到，李鸿章一人回天乏术。

　　《地理消息月刊》1894年9月1日的一篇文章指出，正如中法战争时期一样，大清各舰队不能统一作战，海军衙门有名无实，真正有实力的只有北洋舰队。但是它在总吨位、总体作战性能上都不如日本海军。当时大清八旗、绿营和地方武装总共约有175万陆军，但是可调动的不超过20万，其中具有西洋枪炮装备的仅有7.5万人左右。这些部队缺乏与枪炮相应的战斗训练，作战意识还处于大刀长矛阶段。大多数士兵没有起码的武器技术知识，不讲卫生，不懂得保养枪炮，以致器械失效事件时有发生。军队编制老化，尤其缺乏有素质和近代作战知识和经验的各级军官，所以没有战斗力。

　　当时法国有关资料对清军的腐败也有详细报道，并认为是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有些军官把朝廷花重金购买的最先进的德制克虏伯大炮拿去当铺抵押换银子，开战后来不及赎回大炮便仓皇败逃；公使李凤苞在德国买军舰大肆受贿；天津道台盛宣怀受李鸿章委托向德国人购买30万支步枪，原价为每支2两却转手以每支9两卖给朝廷；受李鸿章委托在欧主办军务的驻法公使陈季同，在巴黎花天酒地，负债累累后悄然离去，被《费加罗报》蔑称为“红磨坊的牺牲品”(见该报1891年4月23日报道，当时的红磨坊乃妓舞夜总会)。如此腐败现象，不一而足。

　　甲午战争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以泥腿支撑的巨人”，“花团锦簇的官袍里面只剩下一具丧失灵魂的躯体”。

　　预测中华帝国面临分裂

　　甲午战后，“东方巨人”虽然暂时倒下，但是还可以站起来。日本能借助西方的政体和技术一跃而成为强国，中国为什么不能？以著名汉学家威妥玛为代表的很多远东问题专家都认为，中国的战败与其说是外敌太强，不如说是自己太弱。外来的危机所揭示的是中国社会内部深层的危机。很难想象具有四亿人口的中国，一旦像日本一样西化，具有欧式编制、训练、管理和装备的先进军队，将会给未来世界的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

　　所以归根到底，甲午战争以后最重大的国际事件，并不在于列强在华、乃至在远东的实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在于这个“东方巨人”自身的演变。关于这个演变，西方专家们提出过许多推测。一种可能是来自上层的革新，清廷将沿袭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走过的道路，刻不容缓地实施变革。另一种推测就是清廷被推翻。然而无论革新还是改朝换代，偌大的中国要想从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脱胎换骨，其风险是日本明治维新所不可比拟的。一个自以为永恒不变的帝国受到了全世界列强的围攻。不革新就要灭亡。而伴随革新而至的，很可能是帝国解体，形成分治割据的局面。有人把中华帝国的解体同罗马帝国的解体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出于西方列强的自身利益，他们认为，中华帝国的解体对欧洲发展在华通商和贸易是十分有利的。

　　然而让西方列强警惕的是，中日之间有可能言归于好，形成“黄种人的东亚同盟”。战后日本不仅在工业和贸易上在华举足轻重，成为欧洲国家的强劲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可以从文化上给中国西化提供样板。共同的儒家文化渊源使中日之间的对话比中西之间的对话更直接，也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威妥玛认为：战争的最终结果有可能是中华帝国和日本帝国的共同消亡。言下之意，一个新的东亚帝国的诞生。这显然是西方不希望看到的。

　　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产生，西方各国在明争暗斗的同时，又不得不相互利用，达成一致。在西方试图遏制日本在华乃至东亚扩张势力的争斗中，英国仍然占主导地位。德维尔努瓦西引用当时法国外长的话说：尽管我们在华利益受到英国的损害，尽管我们对英国的霸权不满和嫉妒，但是欧洲不希望英国过早地削弱。德维尔努瓦西还认为，西方在保护自身在华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和渗透。在这一点上，法国有着优势。法国的传教士曾经深入中国社会各阶层，而且法国19世纪的汉学研究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法国必须在这个动荡时期，发展和加强它在华的文化优势，这也许是防止中日联盟最有效的手段。

　　后来的历史证明，文化影响的确比经济技术更深远。不过，它并没有来自传教士，而是来自布尔什维克。（作者 裴程 法国国家图书馆规划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