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确立的“海守陆攻”战略，是其内部各派意见妥协的结果。该战略吸取了以往反侵略战争的教训，注意到发挥（对清朝海军而言）陆军的相对优势，把主要战略方向放在朝鲜半岛是正确的。但清军在实际作战中并没有真正执行该战略方案，而且在具体的作战部署上有许多致命性失误，从而对清军在甲午战争前期的一系列失败产生直接的影响。

【关 键 词】战略/甲午战争/中国近代/战争史

【作者简介】刘庆(1956-)，男，吉林长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军事科学院　战略研究部。 

　　1894年8月1日，清廷在遭到日军海陆攻击后被迫对日宣战。光绪帝发布密诏：“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第2-3页。）学术界通常将这一上谕内容称之为“海守陆攻”战略。有的学者还本着“进攻就是积极的，防御就是消极的”公式，肯定其“陆攻”的一面，否定其“海守”的一面。本文认为，笼统地说8月1日上谕标志着“海守陆攻”战略的形成，是不确切的；不从当时的战场具体形势出发，笼统地说进攻一概比防御好，也没有什么道理。鉴于“海守陆攻”战略对甲午战争前期的战争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当时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和朝鲜半岛地形状况，对该战略的形成及作用做深入、具体的分析，方能做出正确的评价。

　　甲午战争前夕，清军与日军相比，其海陆军无论是编制、武器装备、技战术水平、战略谋划和作战指挥能力都已相差甚远。清廷虽然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毫不掩饰的侵朝侵华野心有所察觉，却对此缺乏相应的战争准备和作战预案，缺少成熟的战略计划，所以从战争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困境之中。

　　1894年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两天后，光绪帝谕令：“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中朝派兵助剿，……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之至意。”（注：《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当时清廷朝野大都将注意力放在如何镇压东学党起义上面，尚无人顾及野心勃勃的日本入侵的严重威胁。6月12日，蓄谋已久的日本政府派兵在朝鲜仁川登陆，形成中日两军对峙之势。清廷犹受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和驻日公使汪凤藻错误判断的影响，认为“倭之不敢遽谋吞韩，亦人所共喻；而藉口驻兵，则恐不免”。故频频与日本就两国从朝鲜撤军一事进行交涉，仅把增兵朝鲜看成是增强自身谈判实力的筹码，主张“倭如添兵未已”，我多拨兵入朝，“以助声势”（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63页。）。

　　清廷最早认清日本政府蓄意发动战争的真实企图是在6月下旬。6月25日，日军开入汉城，挟持朝鲜国王，组织以大院君李罡应为首的亲日儡傀政权，明摆出一副与中国开战的架势。光绪帝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谕示李鸿章：徒以“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68页。），要他加强战备。7月1日，他更明确指出：“傥韩竟被逼携降，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倭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计之中。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75页。）作为清军的最高统帅，光绪帝能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威胁，及时摒弃单靠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危机的做法，在外交谈判的同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无疑是正确的。

　　但认识到战争的危险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成功地指导战争。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当时还不存在一批深谙近代战争，遇事思虑周备，而非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将帅人才。

　　我们从当时清军最高统帅和参议机构的组成看，光绪帝从小在红墙深宫中长大，长期受慈禧的抑制不能独理朝政，有反抗日本侵略的坚强决心，却并不谙熟近代军事，对中日军事力量的现状知之甚少。在他身边赞画军机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主管军事战备的军机处大臣，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如礼亲王世铎，唯唯喏喏，整日以讨太后欢心为要旨。甲午战争中清军鸭绿江防线被攻破，战火烧到中国境内，他仍不顾军情紧急，进见光绪帝“商量庆典（指慈禧庆寿典礼），几及一时始下”（注：《中日战争》第四册，第504页。）。额勒和布，沉默寡言。最能抓权的孙毓汶，除了迎合慈禧享乐外，对外情知之甚少。另一部分即所谓“帝党”成员。其中户部尚书翁同和本为一书生，自认“不谙军事”。光绪帝颇重视他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自言：“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也。”（注：《中日战争》第四册，第508页。）在统兵备战方面才略太短的还有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帝党”成员。实际经验的缺乏和对国外军政状况知之甚少，使他们对日本相当轻视，对清军战斗力过于夸大，普遍盲目乐观地认为打败这个“蕞尔小邦”是轻而易举之事。在清朝重臣中，还有一人能够对甲午战争初期的战略产生影响，这就是时为北洋大臣、手握北洋海陆重兵的李鸿章。多年办洋务、练兵，他对近代战争有所了解，但在历次对外反侵略战争中都主张和局，痛感中国备受欺凌的光绪帝对其大为不满，“帝党”成员也同样对他有意见。故时人评论说：“朝中不信任李相，颇有意摧折之，幸太后尚倚重。然军事棘手，君臣之间亦在危疑。”（注：《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一，第109页。）在此情况下，宦海沉浮多年、深谙保身之道的李鸿章自然不会就作战问题诤言苦谏，即使必须有所建言，也往往采取曲折迂回的方式来表明态度。至于慈禧，自光绪亲政以来便退居幕后，主要通过军机处的孙毓汶来控制朝政。甲午年恰好是她的六旬大寿。她为筹备和举行盛大庆典，一开始并不希望开战，曾公开警告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彼终身不欢。”（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92页。）但她同样轻视日本，主张对其予以严惩。事实上，对于打败日本人，当时中国朝野上下95%的人都深信不疑，这就使得李鸿章和前敌将领的谨慎低调态度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在弥漫朝野的乐观气氛中，京中主战官员们大都把派兵入朝，进行军事威慑看成是处理中日问题的最佳办法。清流言官纷纷上奏，说中国“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83页。）。帝党成员志锐也说：“我若急治师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祸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38页。）清朝君臣显然深受其影响，于6月25日、30日两次谕令李鸿章奏报战备情况、海陆兵数等，以帮助自己定下作战决心。7月4日，李鸿章上奏《复陈海陆兵数折》，正式提出以防为主，慎重用兵的倾向性意见。清廷则于同日下旨，表明了“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傥至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的主战决心（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81页。）。14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派大军入朝，两天后，他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大为震怒，“传懿旨亦主战”（注：《中日战争》第四册，第480页。），并给李鸿章发出一通措辞严厉的电报：“现在韩倭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注：《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81页。）至此，清军在甲午战争初期陆上进攻的态势基本形成。

　　清军的“海守”战略，通常被认为是由前述8月1日上谕所确立的。其实不对。细读上谕原文，所谓“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指的是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及长江沿岸各省军政长官，并不包括指挥着近代中国最大一支海军——北洋舰队的李鸿章。而对北洋舰队的使用，清廷实际上很费思量。7月间，光绪帝考虑到中国海岸线绵长，南方湾口众多，海防颇有捉襟见肘之势，尤以台防形势严峻，遂从台湾巡抚邵友濂之请，拟将北洋数舰南调，遭李鸿章反对未果。随着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清廷赋予北洋舰队的任务也更加繁重，不仅要求它协防威海、旅顺，还要求它派船护送清军走海路到朝鲜前线，并且要以主力阵容巡弋黄海及朝鲜附近海域，保护在朝清军翼侧。对如何运用北洋舰队这支海上战略力量，清朝内部也确实进行过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集中全部海军积极进攻。7月20日，翰林院编修曾广钧上奏，请将现有战舰分为甲船（指“定远”、“镇远”等铁甲舰）、乙船（指“超勇”、“扬威”等巡洋舰）、丙船（指式样陈旧的早期战舰）三类，派“八甲船先攻横滨，得手则又进攻；不甚获利，则姑扼其师船出海之路，彼屯高未返之船，进不能战，退无所归，自有坐困之势。我义民之假丙船者，且得以扰害其旁岛而缚制其商船，是彼不战而先败也。”（注：《中日战争》续编第一册，第18页。）7月15日，新科状元张謇也致信翁同和，主张派兵舰游弋中、朝、日之间，伺机进攻，使日本“不敢分兵扰我边海”（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第二件。）。这些建策都是在对清朝海军的作战能力过高估计的前提下做出的，即所谓“中国水师虽不能与西洋相抗衡，然敌日本则有余”（注：《中日战争》续编第一册，第16页。），则其建策的操作性不能不由此大打折扣。与上述意见相对立的另一种意见来自李鸿章。6月30日，他在奏折中说：“查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注：《中日战争》续编第一册，第9页。）8月10日以后，日舰在威海、旅顺口外频频挑衅，京中更有日舰直扑山海关的谣传，引起光绪帝和军机处的强烈不安。他们下令丁汝昌“速回北洋海面，跟踪击剿”（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35页。）。8月29日，李鸿章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正式将自己海上用兵的计划全盘托出，说北洋舰队与日舰“驰爰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交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击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中国各口。”（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72页。）两天后，光绪帝发布上谕称：“威海、旅顺为北洋门户，必须加意严防，勿得稍有疏失。此次大东沟侦见红色船，既经远去，该提督仍应驰回威、旅一带梭巡固守，并随时勤加侦探，相机迎击，以期力挫敌锋。”（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79页。）实际上同意了李鸿章的“保船制敌”之计。

（作者：刘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