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闭幕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的关于亚太安全的主旨演讲可谓是搬弄是非，混淆视听。无论是闪烁其词中对中国的无端指责，还是所谓的“法治三原则”，抑或是欲盖弥彰的“积极和平主义”，都将其挑拨离间、损人利己的“麻烦制造者”形象暴露无遗。

　　在演讲中安倍抛出所谓的“法治三原则”，主张国家的主权诉求要遵守国际法、一国不应对他国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必须以和平手段解决纠纷。姑且不论这一提法是否具有新意，问题的关键是，安倍所指的法治行为体到底是谁？日本共同社认为，安倍意在“敦促中国保持克制”。这显然是搬弄是非的伎俩。在领土主权纠纷上，面对日、菲、越的无理挑衅，中国难道不是始终保持着克制？中国的所作所为哪一点违反了国际法？中国何尝不是在寻求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家间的主权纠纷？日本频繁举行夺岛演习、不断加强自卫队在西南诸岛的前沿部署，难道是在谋求和平解决领土争端？日本承诺向菲、越提供海上巡逻船，鼓动他们与中国对抗，难道就是所谓的“法治”？己身不正，却要妄断他人，真是岂有此理！

　　“积极和平主义”是安倍演讲中的又一大关键词。这一概念是由安倍本人提出并写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之中的，是所谓“安倍安全学”的核心内涵。将这一概念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来理解，“积极”就意味着安全上的主动作为，其中当然包括军事手段在内。这与安倍在演讲中所提及的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形成了直接呼应。如此看来，“积极”与日本战后以来所遵循的“和平主义”之间显然存在着根本性悖论。

　　众所周知，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核心内容有三：一是日本永远放弃以国家名义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二是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三是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而在宪法的这一和平理念之下，又形成了“专守防卫”“无核三原则”“不做军事大国”等一系列自律性防卫政策。毋庸置疑，在宪法和上述防卫政策的框定下，暗含军事上主动作为的“积极和平主义”是一项再明显不过的违宪政策。换言之，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中的“和平主义”已绝非真正意义的和平主义。“积极和平主义”只是安倍在实现修宪目标之前，以隐性的“军事正常化”牵引日本重新走向“强军立国”的政治策略。如是，安倍请求各国理解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危险性已不言自明。

　　■袁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