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中日两国历史命运、对东亚战略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站在新的甲午坐标上回望过去，是为了让历史的智慧之灯照亮未来，让我们对未来看得更远、更准，以便更好争取和平美好的明天。

　　构建顺应历史潮流的大战略

　　甲午战争的失败，首先是清王朝维护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安全战略的失败。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调整、大洗牌的时代。西方列强以工业文明为核心，依靠近代化的军事力量，掀起掠夺瓜分世界的狂潮。面对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如何维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是对清王朝战略能力的巨大考验。

　　但是，清王朝驾驭复杂环境的战略能力极为薄弱。

　　首先，在长期专制思想禁锢下，当时中国人的活跃思想被牢牢桎梏、扼杀，每一名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思想镣铐的囚徒，已经完全缺乏时代迫切需要的战略创新能力。

　　其次，清王朝长期闭关锁国昧于历史浩浩潮流，很晚才认识到外来威胁是来自海上，很晚才认识到海上威胁绝非海盗行为，而是对整个王朝和制度的挑战。

　　第三，当此转型关键时期，最需要一个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领袖及其团队的筹划和决断时，运转200多年的大清王朝却正走向没落，权力核心昏庸无能，缺少必须的战略统筹能力。

　　第四，政治体制僵化落后，官场上下人人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早已失去战略执行能力。正如曾出使中国的日本政治家副岛种臣所谓：“中国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无践言之事。”

　　因此，虽然清王朝对于自身生存发展重大问题上有一定战略思路，但对于“如何保全和局？如何徐图自强？”等核心问题，始终缺乏统一认识，没有总体设计，从而极大影响了清王朝的军队建设、战争准备、外交战略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和行动。与日本相比，清王朝完全没有应付日本进攻的国防战略，更没有制定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在大战略上目标模糊、摇摆不定。

　　尽管与清王朝面对同样的局势，日本却采取了不同的战略，那就是“武力崛起”——与其如中国般沦为被侵略对象，不如加紧富国强兵，成为列强同伙。虽然日本武力扩张的道路不可取，但其目标明确、步骤清晰、步伐坚定的大战略运筹，既让后人高度警惕，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当今时代，全球各种力量相互影响日益紧密，世界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日趋明显，快速崛起的中国将与周边国家处于战略摩擦的高发期。构建一个顺应历史潮流、拥有全球视野以及目标清晰、系统完整、一以贯之的大战略，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国际斗争中积极主动、进退有据和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先行者将超额取得战略红利

　　鸦片战争后，当清政府真正感到西方文明优越性和国家安全严峻性后，开始了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不幸的是，变革主张从未被提升至王朝大战略层面予以重视。所谓“洋务”，在宫廷满汉全席上还算不上主菜。

　　因此，甲午战争前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几乎是军事变革单骑独进。而在军事变革领域，也不过是围绕着军事装备和技术打圈圈——铁甲舰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移动炮台，海军不过是陆军的海岸警备队……既没有充分利用海军的主动性、机动性、进攻性，在战争中夺取制海权，也没有考虑海军舰队与国际战略之间的协同、海军建设与本土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等战略问题。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落后，不是将士在战场上拼命作战和流血牺牲能够弥补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少数顽固派的破坏。事实上，落后保守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心理，是阻碍中国军事变革强大的社会基础。一些所谓的反动派，不过是这一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如果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顽固派不可能发挥强大的破坏作用。

　　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中国“将二千余年前尚处于未开蒙昧时代之古圣人语录，定为管束人间言行之万世不易之规则”。《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日本对中国存在的要害问题，竟然比我们自己看得清楚得多，不能不让今人也汗颜！

　　在腐朽的封建体制下，生产力不可能突破牢笼。社会要步入近代化，不仅必须采纳西方技术，而且不能脱离整个国家全面的工业化，也不能脱离西方国家中伴随工业化的各种规章制度。当文化自豪感让中国人看不到这些真理时，日本维新变革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追赶西方列强的三大改革政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齐头并进。日本不但在军事装备、航运、铁路、电信等方面取得了成绩，而且在军制、法制、教育、政治、思想领域也厉行改革、除旧布新。

　　甲午战争正是对两国30年军事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总检验。清政府没有紧紧地把握好机遇，失败只是早晚的事。

　　历史如大江大河奔流不息，绝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当前，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今日反思甲午战争之败，与其简单地指责清政府战时处置不当，不如研究近代中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如何失落于时代的发展，总结其历史教训，为当前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提供历史借鉴。

　　战争全面考验国家精神意志

　　甲午战争爆发之时，西方列强普遍认为中国力量强于日本。中国国民轻视日本之心更是达到极点，1894年7月28日《申报》的评论是典型表现：“以我堂堂天朝，幅顺之广大，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尔乃不自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这虽体现国人盲目轻敌自大的心态，但也说出了中国具有雄厚战争潜力的事实。

　　但是，战争绝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

　　战争中，日军后勤补给困难。平壤战役中，日军只有够吃两天的干饭团和少量弹药，作战两天以上就只能放弃进攻。但交战仅一天，清军主帅叶志超即率队逃跑，将堆积如山的枪弹物资留给日军。缴获的粮草如雪中送炭，成为日军的强心剂。其中仅军粮一项，足够进攻平壤的日军14000人一个多月所需。

　　旅顺号称“远东第一要塞”，令日军望而生畏。日军进攻其中的和尚岛炮台时，有的士兵将行李托付给战友作为遗物，有的将烟卷分得一支不剩，也不带午饭和干粮，不望生还。然而，日军花费近8个小时，屏息潜行攻进炮台时，清军早已踪迹全无。日军指挥官叹息说：若此炮台为我军把守，一个中队可阻挡百万之敌。

　　甲午一战，清军中不乏英勇将士，但更多是“养兵千日，用时一逃”的景象。清军大多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去战？这些怯懦表现，实为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

　　1894年，在中国混迹多年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报告中描绘了中国浮华背后的真实景象：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

　　战争爆发后，清廷上下不顾前线激战，仍然穷尽奢华为慈禧太后庆贺六十大寿。但在日本，明治天皇亲临广岛大本营指导战争，皇后连续巡视医院慰问伤兵。日军在国内出发所经之处，到处挂满军旗国旗，站满鼓掌祝贺的民众；即使雨夜路经穷乡僻壤之处，也有村童群集，竖起大旗高举灯笼，冒着倾盆大雨高唱军歌；生活贫困的农民将口中省的几个钱捐出来，娼妓纷纷将多年积攒的卖身钱自愿奉献……

　　战争爆发前，日本迅速筹集军费相当于1亿多两银子。而清政府煞费苦心，仅筹集到1200万两左右。无奈之际，只好先后向英国借款2900万两，才算把战争维持下来。其中差距，既有融资手段的差距，也有思想意识的差距。

　　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的强弱在于经济状况和国防实力，也在于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积极进取的国家意志和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是实现经济繁荣和国防强盛的原因而非结果，也是维系一个国家由弱变强、长盛不衰的永久动力。

　　大战略迫切需要强大的军队

　　甲午惨败对中国的震撼，超过近代以来任何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提前醒悟的先觉者，但大多数人依然在昏昏沉睡，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跟进。当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逼得中国割地赔款之际，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顿然弥漫整个华夏大地。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因此开始！甲午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灾难，但是它具有积极意义：促使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何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百般屈辱，复兴之意于“国”，实为复兴其繁荣、先进与胸怀；于“民”，实为复兴其自尊、自信与自强；于“世界”，实为复兴其贡献、楷模，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

　　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却刻意歪曲，认为中国是试图复兴历史上的武功、版图抑或“不可一世”，并炮制出内容更丰富的“中国威胁论”。

　　这与120年前何等相似！

　　19世纪80年代，维新元老山县有朋上奏明治天皇，认为欧洲各国距日本较远，痛痒之处并不急迫，近邻清帝国的威胁才是具体的。针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加强军备的努力，山县有朋编造出中国将在数年后“称霸于世界”的神话。很快，在其他军国主义分子鼓噪声中，日本掀起“清国威胁论”热潮，并以中国为假想敌大肆扩军备战。正是打着“消除清国威胁”、“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的幌子，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

　　透过历史我们早已明白，某些国家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为其扩军备战求得借口和理由，不过是为其联合遏制中国寻找依据。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把生存和发展的希望交给他们掌握，甚至在中国大地再次上演“甲午悲剧”。

　　近代以来，因为没有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军队，中国人民受尽苦难；正是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才赢得独立与解放；正是因为有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的保卫，中国人民才拥有一个甲子的和平与安宁。“强国梦”、“强军梦”不可能在“中国威胁论”中却步。“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力量保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惨痛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军队必须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