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与全球媒体的繁荣，人类战争已经跃出自设的军事藩篱，国家安全的边疆已然拓展到认知空间。制胜未来战争必须关注“制脑权”的较量。

　　我们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时代呢？或许人们都会不假思索地讲，这是一个信息化时代。1946年世界第一台计算机“ENIAC”诞生发端，1969年在美国国防部资助下，全球第一个网络“阿帕网”问世。对这两个划时代的“技术进步”在人类社会这一池塘中溅起的浪花，20世纪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给它贴上了“后工业社会”的标签，而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与阿尔文·托夫勒则进一步宣称：信息化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然而，何为信息化？信息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言：“熟知并非真知，一切理所当然的东西不经过理性反思就会成为盲目的东西。”我国军事学者刘戟锋曾提出，信息应包括物理信息、生物信息及精神信息三个维度。这一研究颇具启发性。

　　正是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使世界联系越发紧密，各种符号越来越充塞在我们周边。说起电影，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好莱坞；说起篮球，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NBA；说起美国大兵，唤起我们记忆的也许就是《拯救大兵瑞恩》或《兄弟连》等影视塑造的形象。就这样，在信息化时代，倘若我们把世界看做是立体的三层结构——现实层、符号层及意象层。那么，恰如媒体理论大师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宣称的：“媒体即隐喻”“媒体即认识论”。由于媒体日渐影响公众话语权，通过对精神信息的操纵，就可能在人们大脑中建构起一个现实世界的镜像。许多时候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符号建构的意象世界，这与舆论学大师李普曼所言的“拟态环境”类似，只是许多时候浑然不觉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媒体处于强势地位，在这个意象的世界里，如果其利用无孔不入的报纸、电视、杂志、网络等，长期对信息进行有目的的筛选、剪辑、重组，并操控信息发布的方式、时机及强度等，那么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国公众大脑中的意象，进而影响公众的思维、判断及认知。毕竟，国家认知空间分散存在于每个个体的主观世界，由全社会无数个体的认知空间叠加而成。国家利益不仅以实体形式存在于自然空间，也无形地存在于认知空间，在全球媒体繁荣的信息化时代这种趋势越发明显。

　　在这个特殊的战略空间，影响与反影响、形塑与反形塑、宣传与反宣传的争夺，比自然空间的争夺更为激烈。这是一个没有硝烟但处处惊心动魄的战场，一种没有边界但时时暗流涌动的较量。如美国为获得认知空间的主导权，冷战期间就通过广播宣传、意识操纵等途径，对前苏联实施了攻击。近年来，又提出了“战略传播”“网络外交”“影响战”“认知战”等一系列新理论。

　　争夺“制脑权”，就是要依靠理论、方法及工具的战略组合，通过文化传播、舆论引导、思想攻防等方式，获得国家认知空间对抗的主导权、控制权及话语权。

　　也许有人会说，这哪里是传统战争的面孔？是的，在战争领域，如果说有什么亘古不变真理的话，那就是变化。我们不妨重温“制空权”之父杜黑的名言——“胜利只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才去适应的人微笑。”

　　(作者分别系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院长，曾合著《制脑权》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