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经常派飞机来到大陆东南沿海骚扰。根据这个情况，中央就考虑，我们自己没有飞机，那只好请苏联派飞机到上海、华东一带来防空。苏军打了几架台湾的飞机以后，台湾再不敢派飞机来炸，这样子大陆就比较安定了。这时毛主席想，光靠外国人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还得要靠我们自己。因此，中央就决定要建设空军，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刘司令接任务以后觉得，要办空军那就大干一场，小打小闹不行。因此他亲自到了苏联，一下子买了四百架飞机，请了六个航校的班子来帮我们训练。我们的速成班经过半年的训练以后，刘司令就把这些人集中到南京，成立一个混成旅，叫做第四旅。为什么不叫一旅、二旅、三旅呢？他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建立红军是从第四军开始的，现在搞空军也从第四开始；另一方面，要把第一留着，在战场上谁打得好了，就给谁第一的番号。

　　第四旅是1950年6月19日成立的。四旅成立六天后，朝鲜就发生了内战，美国纠集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了所谓联合国军，来支援南朝鲜打北朝鲜。他陆军还没有到的时候，空军就先到了。美军的飞机当时不断地侵入到鸭绿江北边，轰炸我们东北的城镇。我们志愿军入朝以后，美国的飞机对我们的部队和后边的交通运输线也是狂轰滥炸，志愿军首长要求空军派部队去支援。刘司令很为难，刚成立的混成四旅，实际上只有一个团，也没打过空战。后来，中央军委下命令，把这个混成四旅，再加上第十团调入东北、调到辽阳来。空四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的。

　　刘亚楼起先叫我去当东北空军第三旅的旅长，我在1950年的9月份到了沈阳。那时的东北空军还只是一个架子，我的第三旅就我一个人，住在宾馆里头。我主要是跟苏联151师的师长比洛夫打交道，因为我将来要接他的飞机，他是帮助我们训练的。不久刘司令专门给我发了电报，叫我接到电报以后立即到辽阳接应第四旅。到了辽阳以后，我知道部队要抗美援朝，刘司令问我打没打过空战？我说没打过，但是动作知道。他说这么说来，我们的空军对空战还是一个谜，要想办法解开这个谜。另外他还说，我们毕竟是新部队，美国空军是老牌空军，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毛主席告诉我们，不要一鸣惊人，那我们就谨慎一些，不要一下子把一个团都拉出去，那样很容易不小心就出大事，出大事我们就完了。刘司令员说： “方子翼，我给你个紧箍咒，开始的时候给你两架飞机、四架飞机起飞的权利，什么时候能够起飞多架，听我的命令。”

　　我跟苏联的师长认识，我们跟他混合编队作战，叫他掩护我们作战，带领我们作战。值班飞行时苏联人出八机，我出四机，他前面一个中队，四机，后面一个四机，把我们留在中间，叫他带领。地面的指挥所是这样的，苏联巴什盖维奇和我，两个人对面，他用的是俄文的地图，我用的是中文的地图，但是他说话我听得懂。他给他的部队讲什么，我就给我的部队讲什么。

　　初期的时候都很好，可很快就出问题了。一旦发现敌机，他后面的中队就跑到前面去了，把我们撂到后头去，我们不仅看不见敌机，连苏联的飞机我们也看不见了，这样搞了好几次，我们的飞行员非常不高兴，说苏联人不用心带我们啊。飞行员们就跟我要求，要自己干。我就跟苏联顾问巴什盖维奇谈了这个问题，巴什盖维奇说，现在我们就好 像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一只手牵着小孩，另一只手要准备打仗。一只手打人家当然打不赢了，只有把小孩先撂下来，才能够战胜敌人。他说你别着急，慢慢来。但是我们的飞行员着急啊，飞行员摩拳擦掌地叫唤了，我跟飞行员李汉商量，怎么样脱离他，我们单独能打上一仗。于是出动的时候，我们照样还是排在中间，但让我们的部队尽量地靠在右边，把敌目标放在我们的左前方30公里，那儿既方便观察也方便进攻。我们的飞行员只要听我一说现在距敌30公里及其位置，你就往那个方向搜索，搜索到敌人你就下去打。这个办法非常灵，第一次照这个办法出击了，苏联空中的战斗员就报告，说是有飞行员冲到前面去，叫我制止，我没有吭气，还照样指挥我的部队往前冲。但是这一次没打上仗，原因在于我的电台不灵。我赶紧借来一部短波电台，有了电台，我就指挥作战了，我们两个还是在一个桌子上指挥，他指挥他的，我指挥我的，我说话他不懂，他说话我懂。

　　1951年的1月十几号，李汉他们打下一架飞机。苏联方面只认定是打伤，可美国人自己出版的书中记载的是一架F-84被击落。打下来这一架飞机，大家高兴得要命。我发电报给刘司令，刘司令也很高兴，回电鼓励我们。打了这一次，就胆大了，知道空战是怎么回事儿了，等于是揭开了空战之谜了。

　　第一架F-86是刘永新打下来的，他是个新飞行员，那一次有六架敌机打他，当他打掉了一架F-86时，自己的炮弹也用光了，其他敌机围过来打他一个，把他打掉了。还有一位叫李永泰，12团一大队大队长，他也是炮弹打完了，没打下敌机，四架飞机就围着他打。把他的飞机一共打了56个窟窿，在1万2千公尺上空被打得发动机熄火了，但他就这么着把飞机滑回来了，落到安东机场。苏联的飞行员跑来一看，说，哎呀，这哪里是飞机啊，这是坦克。从此李永泰就有了“空中坦克”的名号。

　　张积慧打戴维斯那一次是怎么回事儿呢？张积慧他掉队了，他是个大队长，可能是因为太阳的关系吧，他没看见长机，结果带着僚机掉队了。掉队以后他继续往前找的时候，就发现了敌机，跟踪到了新安州附近，他就把这个飞机打掉了。后来人家的僚机又把他打掉了。那一天打仗回来以后，谁也没报告说打掉了敌机，唯独张积慧给我报告说他打掉了飞机。可是没有证据，我不太相信。但是，隔了两天以后，刘司令发来电报，说是美国方面报道，在2月10日那天，他美国的王牌飞行员戴维斯被打掉了。他让我赶快查一查，看看是苏联人打掉的，还是高炮打掉的，还是你空四师打掉的？我正准备派人调查，刘震司令给我打电话，他说苏联那天没出动，高炮也不可能打的这么高，是四师，而且很可能就是12团，你赶快派人调查。我们就先派了一个政治部的青年科长去查，没查清楚，回来了。又派了一个军务科长去查，查出来了，在清川江的北边山坡上，找到了戴维斯的飞机，还有戴维斯的头盔、手枪、标牌什么的。怎么知道是张积慧打的呢？再往前一找呢，在前方500公尺的地方，找到了张积慧的飞机。

　　空四师的功劳、战绩不算很大，但是很重要，从1950年 12月21日，到1953年的7月21日，这2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头，一共出战了4千多架次。记得当年我们把战报报到空军，刘司令把战报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当下批示：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当时刘司令还给我学了这段话，“毛主席问方子翼是何许人也，我说他是空四师师长。”说起来挺好玩儿的呢。

　　我击落了美军王牌飞行员

　　口述人：张积慧

　　(86岁，时任空军第4师第12团3大队大队长)

　　1945年建立航空学校时，我也就十八九岁，已经参军了，经过身体检查，尤其是眼睛、心脏啦，就调我们到东北通化的航校去了。调到航校不久，正赶上国民党大举进攻，赶得我们到处跑，从通化到了牡丹江，又从牡丹江转到与苏联接壤的东安那一带。在老航校飞的是日本飞机，有日本教师教。到了1950年的时候，苏联帮助我们建设新航空学校，教官和飞机也都是苏联的。

　　抗美援朝开始时我在航空兵第四师，朱总司令还亲自到辽阳检阅我们，由刘亚楼司令员陪同着，朱总司令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他说，我们虽然在飞机性能上、飞行时间上不如对手，但只要勇敢加技术，就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刘亚楼司令员陪着朱总司令是从举办检阅仪式的礼堂侧门进来的。当时主持仪式的副师长也是个老红军，他只顾瞄着正门了，结果总司令突然出现在面前，他紧张得忘了敬礼报告。刘亚楼司令员问他为什么不报告？副师长说自己没看到，刘亚楼说，那你现在还没看到啊。

　　跟我同期学飞行的战友中有一个叫李汉，他是28大队的，比我先入朝，他第一个击落了敌机，记得是F—84，美国的喷气式飞机。这对我们其他人鼓舞挺大，李汉是我们同期同学，他能打下美国飞机，我们同样也能打下美国飞机。

　　我第一次击落敌机是1951年10月的事，那是一架美国的F—86喷气式战斗机。返航的时候，又有一架F—86尾随，我就准备跟他对头，他也怕撞啊，惊慌了一下子，倒转，结果自己撞到山上了。

　　在朝鲜战场上，我总共击落10架美军飞机，都是F—86。当时击落一架敌机就给记一等功一次呢。

　　1952年的2月10日，我击落了美国王牌驾驶员戴维斯，给我记了特等功，还授予我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当次战斗很激烈，我并不知道对面的就是戴维斯，只是发现有敌人迎面过来，我也是迎着对过去了，最后我就疾速地转弯来咬他，一下咬住他的尾巴了。这样我就靠近他，靠近他到四五百米的时候，我就向他开炮，就把他给打中了。另外一批敌机也击中我了，我跳伞了，刚好落到咱们志愿军陆军的阵地上，他们还招待我吃了顿饭，记得吃的是面条。

　　后来美国那边传出来，说是第四联队334中队的中队长戴维斯被击落了，咱们一去查，才发现我把这个美国王牌飞行员打下来了，当时大概是打中他的要害了，他没来得及跳伞，死在座舱里。

　　我的两位驾驶僚机的战友后来也牺牲了，一个是刘春生，春天的春，生产的生；还有一个叫单子玉，击落戴维斯时，我的僚机就是单子玉，他是丹东人。他们俩都葬在沈阳的抗美援朝纪念陵园，我到那儿去过，看他们，给他们扫墓。单子玉牺牲后，开追悼会，我把单子玉的一绺头发剪下来，一直装在怀里头，每次作战带着，直到抗美援朝胜利。

　　所以说击落戴维斯，功劳不能说是我个人的。我的僚机还有一系列的后勤保障人员、机务人员，都在那个地方，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跟世界上最强的敌人作战，必须练好自己的本领，比如说翻跟头啦，翻滚啦，做上升转弯啦，做俯冲啦，这些东西都得能做，你在空中操纵自如，才有可能拦截敌机打掉敌人，当然人心的力量更重要，你得不怕他，得拿出勇敢精神来，你怕是不行的。从我这些作战当中，我的体会是，打仗一个是靠技术，再一个靠勇敢，靠你的思想，这个很重要。

　　当年飞行中我也有过教训，当时为了多练技术，多飞行，把技术练好了，好去打仗，没想到超过了规定飞行时间，我从辽阳机场起飞的，在那儿训练，结果练特技动作飞到了沈阳，没有多少油了，我回不了辽阳了，只能在沈阳的机场落地，落地时我冲出跑道，飞机摔了，我自己还受了轻伤。但我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了练好技术打美国鬼子，但是做得过分了，没考虑到安全规章。

　　战争的每时每刻都会有牺牲。

　　抗美援朝时我身边有两个团长都牺牲了，一个团长是赵大海，他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起义的时候他就是共产党员，山东泰安人，他这个人挺好，他跟美国鬼子作战，飞机中弹掉到海里，尸首没找着。还有一个牺牲的团长叫陈亮，我们同期同班的同学，他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他也是抗大一分校的，我们都是抗大的，当时他跳伞成功了，但是美国鬼子呢，违背世界公法，扫射他的伞……

　　抗美援朝开始时，我们团从辽阳出发，飞行员满满地坐了一车，回来的时候就剩不到一半人了。战争就是这么残酷。更何况你不是跟别人打，你是跟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打啊，就是这样。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邵延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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