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美国格鲁门公司进行“佩刀-2”项目初步设计的评审间歇，刘国民与巴基斯坦及美公司代表晤谈。

中国产的歼-6飞机飞过埃及金字塔

　　这个决断送到了埃及空军司令那里，这位老兄的个人意见是“不买”，于是就把根据谈判进展情况写成的报告上报到国防部军方那条线去了，而没有抄送图哈密所在的政府这条线。谈判也因此停了下来。这时我们已经谈了一个多月，形势顿时变得严峻了， 大有“前功尽弃”的迹象这。其时我们代表团内部的人员思想也出现了波动，讨论对策时我说，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国呀，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于是我再次登门求助姚大使。

　　姚大使认认真真听取了我的带有个人观点的最近谈判情况汇报，他完全支持我，也说不要轻言放弃；这件事若再努力一把做成了，对国家有利呀！他抄起电话直拨图哈密副总理，说我们中国诚心诚意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谈了这么久，最后在空军那里“搁浅” 了，希望图哈密先生能过问一下。

　　姚大使在任期间，同埃及上层保持着密切联系，曾经为图哈密副总理成功访华做了大量工作，因此他们之间的私交相当不错。图哈密听完大使的电话陈述后表态说，请大使阁下带着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的团长，立刻到他家里来；于是姚大使带上我和一名阿拉伯语翻译驱车前往。

　　到达目的地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人家副总理住的不是重兵把守的独门独院儿，而是跟我们国家各大城市里那些高层住宅一样的“公寓楼”。图哈密住在十九层，不巧的是那天小区停电，于是姚大使跟我们一起，一层一层地爬楼梯。时间都过去了三十多年， 可我闭上眼睛，脑海里还能浮现出那天姚大使健步走在我们前面扶梯而上时的情景。是啊，新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大都从是部队和政府里精心选拔的，他们对党忠诚，对国家尽职，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在图哈密家里，我把同埃及军方谈判的情况如实道来。图哈密听后当着我们的面，与时任埃及副总统、前空军司令穆巴拉克通了电话。作为埃及2号人物的穆巴拉克是个实权派，空军要买飞机，最终都得经由他来拍板。穆巴拉克在电话中说：你让中国朋友 到我这里来一趟。于是姚大使又率领我们前往副总统府。

　　穆巴拉克听了我的汇报之后，言谈举止之间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部下有些发火了，连说空军怎么搞的？!人家中国人诚心诚意地来跟你们谈，给出的条件这么好，你们还不接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穆巴拉克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是用一种军人的直率来表达的。他说：“你们中国人跟我谈合同，我闭着眼睛都敢签字！”听了这番表白，我心里踏实了。

　　后来我得知，是穆巴拉克亲自指示空军司令，恢复同中航技公司的谈判。也就是说，埃及空军现在面临着来自他们顶头上司的压力，必须要买中国飞机。同时我心里也明白， 我们中航技能做成这笔生意，不是穆巴拉克给我面子，而是两代中国最高领导人所创建的大外交的巨大影响力！由此可见，我们做军贸生意不仅仅取决于产品的技术和质量， 还与国家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试想，普通中国人在埃及做生意，做成做不成跟姚广大使有什么关系？大使看重的是我们中航技公司走出国门销售国产飞机， 真真切切体现的是国家利益，所以他才亲自出马，带着我们游走于埃及高层之间。

　　谈判恢复了，很快进入到合同价格的讨价还价阶段。埃及人说贵，我们说不贵。埃及人说能不能降点儿价，我说一个美分也不降。这不是因为我刘国民“牛”，而是我“知己知彼”，知道你们上面定了调子一定要谈成这笔合同，我不降价你们也得买！当然首 先我自信我们中航技公司给出的报价，在国际上是合理的。倘若一时“心太软”降了价， 对方接着便会没完没了地让你继续降，阿拉伯人做买卖的精明我是早就领教过了……

　　最终合同谈下来，我们向埃及空军销售了44架J-6飞机和6架同类型双座教练机， 以及部分航空发动机，价值一亿三千万美元。另外埃及空军还有一些从前苏联购进的航空器材需要我们修理，付给我们三千万美元，总计1.6亿美元。这也是新中国改变军事装备对外无偿援助，开创军贸出口新局面的一件大事；这个合同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合同本身。当时中国的枪支、大炮、坦克这些常规武器还没卖出去呢，我们中航技公司就率先把飞机卖了出去。所以这不仅仅是中国航空出口第一单，而且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军贸第一单！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我们和埃及人在谈判桌上为国争利，一个美分也不让；但后来埃及人悄然改变了对我们的接待规格，给我这个团长专门配了小车。我们来开罗时没人宴请，临走前埃方却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谈判桌上打来打去，最终大家反倒成 了朋友。讲到这里还有一件轶事值得一提。我们去参加欢送宴会，原以为就是举举杯你好我好，大家吃喝一顿完事儿。没想到对方还挺正式的，拿出打印好的稿子，站起来“照 本宣科”。轮到我致辞时，我也装模作样地掏出那个一直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随便翻开 一页就开始尊敬呀，感谢呀，友谊呀，祝愿呀，说了一大堆客套话儿；还时不时往笔记 本上扫一眼——其实本子上面啥也没有，我翻开的是个空白页！

　　至于公司老同志们都知道的我在开罗签字时，拿印有中国国徽的“桌签”对付埃及人的故事，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谈好的合同临到要签字了，对方突然提出，要看一看我的“授权书”。人家提这个要求不无道理，这么大的一个合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上来就签字的。可我哪儿有啊？! 我来埃及不但没有授权书，甚至连出国批件都没有。我前面不是说了嘛，吕东部长有魄力，不办批件也敢把我派出去，但终究要对人家埃方有个交代吧。我镇静一下，从容打开黑色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卡片。这个卡片是此前我陪同三机部领导到罗马尼亚访问时，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在欢迎宴会上所摆放的桌签。上面印有国徽， 还有我刘国民的名字。当时我是作为个人藏品放进了公文包，没想到在这一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当我郑重其事地把这个“桌签”递上去后，人家仔细端详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国徽之下我的名字，微笑着与我握手。坦率地讲，这不叫“蒙事儿”，而叫“急中生智”。当然在对方眼中，我出入中国大使馆畅通无阻，中国的大使亲自为我穿针引线，这就足以证明我的身份了。而看看“授权书”，那仅仅是埃及人习惯了的签字之前的例行手续而已。

　　后来中埃之间的这个大合同执行得还算顺利，等我再去埃及时待遇就不一样了。对方安排住进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间，像对待老朋友一般好吃好喝招待着。J-6合同执行完之后中埃之间冷了那么几年，接着又与中航技公司签了一个更大的合同，从中国引进K-8E生产线，组装80架喷气教练机，那是后话了。

　　后记

　　笔者记得现任中航国际总裁吴光权说过，正因为有了埃及这“第一桶金”，当年隶属于中航技总公司的深圳公司，创建时才有了充足的资本金。把在国外从事军贸业务挣的钱，用到国内分支机构建设以及非航空领域的市场开拓上，说明老一辈中航技公司领导有着长远眼光，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在受益。

　　中航技公司的老同志们，都记得刘总当年首赴埃及，是“带着部里仅有的5美元” 上路的。对此刘总本人则这样解释道：

　　1979 年3月他出国前，三机部外事处还保存着以前援外人员回国后，上交的在国外没用完的5个美元，特意让他带上；以备在境外机场转机时上卫生间，买矿泉水，或者支付必要的小费。刘总说他在埃及签下了上亿美元的大合同，同时也将这5美元“完 璧归赵”。

　　笔者听到此处时，不禁被感动了。如今5个美元对国人来说早已微不足道， 可刘总当年“听君命，将在外”之时，他深知美元对航空工业发展的意义。“哪怕一个美元都是好的”——于是他把本可以在境外花掉的美元现钞又带了回来。

　　渐行渐远的中航技创业者，他们走过了蹉跎，留下的却是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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