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美国格鲁门公司进行“佩刀-2”项目初步设计的评审间歇，刘国民与巴基斯坦及美公司代表晤谈。

中国产的歼-6飞机飞过埃及金字塔

　　原题：中国军贸第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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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刘国民 录音整理∣李都 供图∣中航国际老干办

　　提到中航国际的历史，不能不说刘国民。这不仅仅因为他曾经是公司的领军人物， 还在于他那传奇般的个人经历。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航空工业进出口事业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原第三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济师，原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名誉董事长刘国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5月21日17时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刘国民同志是中航技公司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军贸事业的起步发展和中国航空工业走向世界贡献了毕生精力！

　　本刊特刊登由李都整理的一篇刘国民同志的回忆录，谨表对刘国民同志的敬意与怀念。

　　1979年1月，埃及副总理图哈密来访，表达了对中国飞机的实际需求，并在与邓小平副总理的会谈中了解到，中国将不再对外“无偿援助”而要收“成本费”了。这年2月，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突然来了封电报，告知埃及航空公司的苏制AN-24飞机要大修，听说中国生产的Y-7飞机与此相同，询问能否给予帮助？时任三机部部长吕东敏锐地看到了这是一个机会，他知道，刚刚成立的中航技公司要去埃及卖飞机，写个报告上报何时能批下来还很难说。走正规渠道通过外交部跟我驻埃及使馆联系，再转告埃及主管部门，经层层请示汇报后，最后可能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于是吕部长拍板，即便没有批件，也要利用这次埃及航空公司主动向我们咨询的机会走出去寻商机。如果为此要承担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就由他来负。于是我们在没有任何文件也没有向国家有关部门报批的情况下组了团，部领导指定我来当团长。虽然代表团成员中有西飞公司派出的Y-7飞机专家装装门面，但主力人员还是来自打算向埃及出口飞机的国内生产厂。3月份代表团就上路了，你看是不是很紧迫啊？

　　之所以有如此紧迫感，也可以说是“憋”出来的。那时候我个人在部里还只是个“小兵”，但我们那些老同志可是憋了几十年，终于在改革开放中等来了发展机遇。中航技公司的首任党委书记赵光琛，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经在前苏联常驻过，他知道我要出去，便利用在苏联与我外贸部门建立起的私人关系，从中技公司那里借了一本一般贸易的合同文本，供我们谈判作参考。行前吕东部长专门把我找去叮嘱道：“刘国民同志，我们现在缺的是美元。你们这次出去，哪怕挣回一个美元都是好的。”我从老部长那语重心长的一席话中，领会到了部党组的意图和期望。

　　我们一行飞到了开罗，被埃及航空公司接去仅谈了一天。当对方得知我们没有安东诺夫公司颁发的修理 AN-24飞机的授权证，便礼貌地中断了谈判，而这正合我们的意，本来我们到这里谈民机大修，就是一个出国借口。于是谢绝了航空公司招待我们游览金字塔等名胜古迹的安排，当晚就住进了中国驻埃及大使馆。

　　中航技公司能淘到“第一桶金”，首先在于我们碰上了一位好大使。时任中国驻埃及的特命全权大使是姚广，你如果写我们拿下埃及军贸大单的故事，一定要提一下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外交官。他和我们吕部长一样，都是1937 年入党的老党员、老革命。 时至今日，公司在海外的“国际化开拓”，都离不开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大力支持。要说“军功章”中有他们的一半，一点都不为过！

　　我去大使官邸拜访了姚大使，见面之后我拿出笔记本，根据上面的记录，原原本本向大使汇报了小平同志在北京会见埃及副总理图哈密的详细情况——这些都是吕东部长在三机部里传达的，我现场做的记录。我之所以说我们中航技公司很幸运，碰上了一 位好大使，就在于姚广听了我的汇报之后，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对国内形势的准确判断与把握，完全相信了我这个外交系统之外的小人物所口头转达的国家大领导的战略思维。可以说，当时姚大使如果打一句官腔，没有通过外交正式渠道认可就来到此地的我们，就不得不打道回府了。

　　姚大使当即表示，使馆将全力支持我们。并且对我说：“我立刻就跟图哈密先生联系。”就这样，在大使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出访小组与埃及政府和军方接上了头。两天之后，埃及军方就把我们从中国大使馆接出，安排住进一座公寓楼，还专门调了一辆车供我们使用。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几乎每天都要到使馆去汇报谈判进展情况。

　　我反复强调，没有我驻外使领馆的大力支持，我们中航技公司在外面将一事无成，这是发自内心的。驻埃及使馆支持我们到什么程度？据我回忆，姚广大使曾经13次亲自听我们的工作进展汇报，并和我们坐在一起研究对外谈判的策略。他还对我们开放了使馆的会议室，并且把会议室钥匙都交给了我们。姚大使对我说：“小刘，这段时间这个会议室就归你们使用了。请放心，会议室经过了外交部安保部门的严密检查，你们在里面讨论问题，保证不会被埃方窃听。”

　　由于我们经常早出晚归，姚大使特别指示“代办”——也就是中国大使馆的二把手，负责关照我们进出使馆。好几次我们半夜回来，代办亲自拿钥匙给我们打开使馆大门，“回家”的那一刻，那种温馨的感受是我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还有，当时出国我们没有打字机，当需要用打字机来打印商贸文件时，使馆的武官便亲自上阵充当“打字员”。我们在外面吃不惯埃及的饭，使馆食堂的大师傅还为我们包饺子。什么叫“祖国是赴海外人员的坚强后盾？”这就是！所以每当我们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埃及大使馆的门口， 看见那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内心深处激情涌动……

　　同埃及方面的谈判，僵持在“付款”上。以前中国是“白给”，现在要钱了，而且我坚决执行吕东部长的指示，要美元！这个弯子让人家转过来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也需要一点时间。

　　谈判桌上我据理力争，我说你们有一条苏伊士运河，过往船只是要留下“买路钱”的，而且你收的都是“硬通货”。你们现在人均 GDP 超过了1000美元，可我们还不到300美元。我们比你们穷，白跟我们要说不过去呀！况且中国收的仅仅是个“成本费”，没挣你们的钱……

　　后来埃及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要东西不给钱看来不行了，其首席谈判官——是一个准将，时任埃及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在谈判桌上突然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说你们想要的是“自由外汇”还是“记账贸易”？坦率地说，那时的我还搞不大清楚国际贸易支付 的一些专业细节，但我连犹豫都没犹豫就脱口而出，要“FREE DOLLAR!”——因为在我脑海里，吕东部长的重托印象太深了——“一个美元都是好的”，何况这个合同我们要是真能拿下来的话，岂止一个美元，那个“一”的后面，肯定要挂上好多个“0”呢！ 这时这位准将深思了片刻说了一句：“I know。”而那一刻我也明白了，对方就此放弃了争取“白要”的谈判前提条件。

　　我们在国外的谈判，得到了国内的全力支持。当对方问及“运费”问题时，由于出国前我们没时间去有关部门调研，不得不通过使馆打电报向公司询问。赵光琛书记亲自到远洋公司那里了解行情，然后一封电报打回来告诉我们，是合同总价的4%，另有1%的保险费。这时谈判桌上经验老道的埃及军方采取了拖延策略，说我们的运费报价太高， 宣布中止谈判。

　　第一次出去做飞机出口贸易的我们，当时心里真还有点儿“发毛”，立刻回到使馆向姚大使汇报。曾经从血与火战场上走过来的姚大使泰然自若地对我说：你们先别着急，他们肯定是私下里调查去了。果然不出姚大使所料，没过几天那位准将又把我们找了回来，说是要“恢复谈判”。后来我们了解到，埃方果然到储运部门了解了相关情况，人家的答复是：飞机是军火，不是一般货物，没有约定成俗的收费标准，往往卖方说多少就是多少……看来这回心里该“发毛”的倒是我们的谈判对手了。因为他们了解到的国外军火商运枪炮的费用，比我们所报的运飞机的费用还要高呢。

　　这一关过去之后，在下一关——“技术关”上又卡了壳儿。原因是我们要卖的J-6飞机，当时技术、性能指标确实已经落后了，以至于埃及方面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对中国友好的人士主张购买，认为该型号飞机比较便宜，可以批量购进，至少平时用于战备飞行训练没有问题。另一部分人则表示反对，说是真要打起仗来，属于第一代战机的J-6，恐怕不是第二代战机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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