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万中国士兵在朝鲜战场伤亡的巨大代价
六十年后再思考 朝鲜战争的起源与历史影响
朝鲜战争作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并没有使朝鲜半岛的政治版图同战前相比发生大的变化，却对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参战各方发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的走向。
冷战是意识形态的交锋，也是制度优劣的竞争
朝鲜战争的起源首先是朝鲜半岛上共产党革命力量同右派保守力量之间尖锐冲撞的结果，也同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人们一般认为，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全球性政治、军事及战略对抗。但实际上，自冷战拉开帏幕后，便带有意识形态和制度交锋的强烈色彩。它所涉及的，并不是对立双方在一般意义上围绕着国际权利分配而展开的争夺，而是双方关于各自制度孰优孰劣的竞争。双方向对方所提出的挑战，以及因对方挑战而产生的受威胁感和不安全感，所涉及的是各自制度是否有着存在的合法性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在这方面，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极为巨大。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二战结束后仅仅四年后便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同情者中催生了一种“历史在我们一边”的深刻信念。而二战又是以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为背景而爆发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这是西方国家人民对于资本主义是否是走向现代性的唯一或主流性途径发生怀疑的时期。当时，美国人居然能够让像麦卡锡主义这样的政治歇斯底里渗入到自己的政治生活和媒体中来，其深层次原因便是对于美国是否还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恐惧和动摇。
在上述背景下，一方面，朝鲜想要以中国革命为榜样，通过革命战争统一整个半岛。从1949年下半年起，金日成便一再向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出现了“失去中国论”，根据这种论调，美国之所以让中国失落到共产党人手里，是因为杜鲁门政府没有向蒋介石政府提供足够的支持。自1950年初起，美国战略已经朝着“在世界任何地区遏制共产党势力扩张”的方向演变，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重整军备。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朝鲜战争之所以发生并演变为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是同参战双方的一些关键性“误判”分不开的。在金日成提出通过革命战争统一全国的想法之初，斯大林的反应是谨慎的，并没有表示支持。但在1950年初美国决策者公开将朝鲜和台湾排除在美国西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后，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支持金日成的计划。当时，莫斯科、平壤和北京对美国在朝鲜进行干预的可能性都估计不足。例如，毛泽东在1950年5月会见金日成时便表示，“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朝鲜)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对朝鲜及台湾进行干预，显然超出了莫斯科、平壤和北京的预料。
后来，在“联合国军”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时，尽管中方一再提出警告，而美国也获得了中国军队早已在鸭绿江边集结的大量情报，但美国决策者首先是不相信中国会出兵，并认为就算中国出兵的话，只要苏联不正式卷入，对美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从根子上来看，美国人认定了中国是一个弱国，因而根本没有资格同美国较量。
但是，中国出兵了。为什么？
中外学者一般均强调，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是在美军逼近鸭绿江、直接威胁到中国边境安全等“核心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下，才被迫作出了入朝参战的决定的。这样的解释并非不对，但它很不全面。从过去二十年间解密的中俄档案资料来看，朝鲜战争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不到两周内便与苏联方面磋商后作出了建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随后26万精兵强将在短短三个星期内集结到了中朝边界。8月5日和8月18日，毛泽东两次规定了边防军完成入朝参战准备的期限。当时，朝鲜战争打到了洛东江边，南朝鲜95%的土地已经被朝鲜人民军所占领，中国的边境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在一系列的政治局会议和国防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讲到为什么要做入朝参战的准备时，都强调了两点：其一，朝鲜战争可能复杂化；其二，朝鲜战争涉及到东方革命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情况下，不能让国内资产阶级猖獗。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在入朝参战的问题上态度最坚决，也最一以贯之。尽管形势不断变化，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基本判断和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必须参战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更是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轻视。在这一参战决策逻辑的背后，则有着毛泽东对于中国人独特的“受害者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于对于民族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经历之间的强烈反差)的解读。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希望，用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战胜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事实来证明，中国人民是真正“从此站起来了”，并使之转变为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 在国内进一步推进的“内在动力”。所有这一切，恰恰是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这一代的美国决策者完全不理解的。
36万中国士兵在朝鲜战场伤亡的巨大代价
中国入朝参战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36万中国士兵在朝鲜战场上伤亡，其中16万人死亡，包括毛泽东唯一幸存且健康的儿子。1950年11月25日发生在志愿军司令部毛岸英牺牲的那一幕恐怕改变了中国历史——如果与华国锋同龄的毛岸英还活着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走向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每一个从朝鲜战场上历经艰险，活着回来的人都是不容易的。
台湾局势的发展由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入朝参战而极度复杂化，并形成了海峡两岸之间分治对抗的局面将长期延续下去的环境和条件。中苏同盟关系得到加强的同时，新中国对于苏联在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依赖(至少从短时段来看)大大加强了。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愈加被排除在国际事务之外(包括联合国之外)。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进一步升级，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面对新中国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在中国各种资源的配置中，将国防和军备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并使得以高度集中为主要标志的统制性计划经济模式成为唯一有可能实行的模式。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成为“短缺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逻辑起始点。
抗美援朝带给中国的诸多收获
朝鲜战争是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凭借一己之力，去对抗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为首、包括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的国际帝国主义国家联盟。中国与之至少打了个平手。这对于中国人民以及国际势力对中国地位和形象的看法，都是极为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因而也能够理直气壮地告诉中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新中国已作为一个无论是其朋友或敌人都必须承认的真正强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
朝鲜战争后，关于中国入朝参战的历史叙事，一直同国家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对社会的改造和政治动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激发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普通人民对于国家政策“内在支持”的一个持久不衰的源泉。每一个曾经生活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应该都会清楚地记得诸如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电影《上甘岭》和《英雄儿女》，歌曲《我的祖国》等作品，以及它们对爱国主义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生活主旋律所起的巨大作用。
中美之间因此战而尽力避免再发生军事冲突
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中美关系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全面对抗状态。美国决策者将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威胁视为是来自共产主义阵营整体威胁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认为这比来自苏联的威胁更严重。这为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继续对亚洲进行军事上的干涉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其实已在不自觉之中将中国当作一个并非依附于苏联，而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独立意志和很大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来看待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对抗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华盛顿和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分歧，利益追求存在着严重对抗，它们不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却在避免使双方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它们通过行动和言词向对方发出“信息”，从对方的解读中找到某种实现妥协的共识。其结果，则使得双方在相互间认识和看法中产生一种对于对方“信守诺言”意愿和能力的“相互信心”。这种情况，在1965－1966年期间中美两国在面对越南战争因无限升级而可能失控时，围绕着避免在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一“实际共识”而进行的“信息传递”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奇特的 “相互信心”的存在，为中美关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现重大突破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
中苏同盟留下了破裂的阴影
中国入朝参战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原来所持有的某些疑虑，增强了他对于中国同志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信念。在中国参战的三年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火和其他军事方面的援助。斯大林在以苏联的财政技术资源支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很大的积极性。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如果没有同苏联的结盟以及由此而来的苏方对中方的大规模援助，中国要完全依靠自己的物质和技术资源在朝鲜战争中持续作战，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中国的朝鲜战争经历也为中苏同盟的未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斯大林在处理朝鲜危机时所表现出的极端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态度——尤其是他在关键时刻未能就苏联向中国提供空军支援作出坚实的保证——暴露了苏联作为一个“革命国家”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同时，苏联在战争期间向中国提供的各种军事援助是中国必须付款偿还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使新中国在开始经济现代化进程之初便陷于沉重的债负。到头来，虽然参与朝鲜战争的结果似乎在物质层面上加深了中国对于苏联的依赖；但从心理上来说，毛泽东却在面对苏联时具有了一种极为强烈的道义上的优越感。当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逝世后，这种优越感在失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巨人的压制后，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发生在中国领导人身上的这种心态变化，将对中苏同盟关系的未来命运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台湾和朝鲜问题的肇始
关于台湾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倘若没有朝鲜战争，台湾早就拿下来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1950年6月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台湾的干预。第二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三个星期，以吴石将军被逮捕和枪决为标志，中共在台湾的地下情报系统全军覆没。毛泽东在谈到解放台湾时曾提到两大条件，第一是要有海空军；第二是内应。中共当时还没有能够用于跨海作战的海空军，而内应又失去了。事实上，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领导层已一再推迟台湾战役的时间表。朝鲜战争确实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了。但即便没有朝鲜战争，台湾问题的发展仍然是要由很多因素来决定的。
朝鲜战争后，留下了最大后遗症的，是朝鲜半岛本身。1953年7月27日签订的停战协定，将朝鲜南北双方长久地分割开来。不仅在冷战时期，甚至在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一直是国际冲突的热点地区。今天在朝鲜半岛存在的紧张局势，若追根溯源，是同朝鲜战争分不开的。
朝鲜战争使东亚成为美苏冲突的“缓冲阀”
朝鲜战争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冷战的发展趋势。尽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以它们为首的两大军事同盟体系的对峙重点是在欧洲，全球冷战的逻辑重点因而也应当是在欧洲，但在朝鲜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军事部署的实际重心却一再东移。即便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这种趋势仍然持续了下来。在 1954－1955年和195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中，中美两国亦曾两度到达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美国决策者(尤其是军事战略制订者)因而逐步认定，比之苏联，“来自共产党中国的挑战具有更为疯狂和危险的性质”。正是在这一认识主导下，华盛顿的战略注意力向着东亚地区集中，并终于导致了美国从1964年下半年、1965年上半年开始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这一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热战”。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也许便不会有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这一“后来的故事”了。
然而，朝鲜战争期间及之后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和东亚地区“热战”局面的持续发展，却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将这一地区转变为美苏两大国之间事实上的“缓冲地带”——正是由于中国站到了对抗美国斗争的第一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将苏联和美国分割开来的作用，从而使得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机会大大减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美国最终退出越南战争之时，这种东亚地区的“热战”成为阻止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冲突能量“缓冲阀”的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但也就在这个时候，美苏两大国已开始了建立“缓和”体制的努力，并在限制核军备等重要问题上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从而决定性地限制了它们之间以使用核武器进行“战略性摊牌”的危险， 也进一步减少了全球性冷战转变为热战的可能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朝鲜战争以曲折的形式创造了使得全球冷战得以保持为“冷战”的一个重要条件。
朝鲜战争的历史教训
1945年划定的三八分界线分裂了朝鲜半岛。5年后，在三八线附近的冲突演变为大规模的战争。政治对抗和军事紧张常常会演变为直接的军事冲突，在战争爆发日——1950年6月25日之前，平壤与汉城之间的关系即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确切地说，1945年底之后，朝鲜北方和南方在苏联和美国的直接干预下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制度。数十万人、数以百计的坦克、飞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投入到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中，并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这场战争终结了在朝鲜内部快速实现和平的希望，并注定了数十年来南北朝鲜之间的敌对和对抗。这场战争不仅是半岛上两个现有国家沉重的遗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发展的走向。
当然，随着现在有部分史料向研究者解密，这场冲突自愿和被迫参与者的逻辑和动机愈加清晰。冲突对朝鲜以及整个远东地区形势影响程度也更加明晰。不过，朝鲜战争对研究者而言，仍存在不少秘密。其教训今天仍具有现实性。
在此可以归纳以下几点，首先是冲突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
数十年来，谁最先挑起“冷战”一直存在争论。这种争论是无益的。确定谁在战后打响第一枪仍然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这并不重要，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将爆发。
苏联根据雅尔塔协议获得重建东欧的权力，并开始实施。起先，斯大林并没有参照苏联在东欧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然而，获得美国和西欧支持的东欧人抵制苏联的影响，这迫使莫斯科采取更加激进的举动。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国正干扰苏联在自己的西部边境建立安全区。此外，美国还不承认苏联在战争中发挥的伟大解放者的角色。白宫的战略家们认为，苏联正在东欧实施共产主义扩张，并准备将共产主义强加给整个欧洲大陆。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敌意以及超级大国的野心等因素促使莫斯科和华盛顿在欧洲相互对抗。
“冷战”的一个独立战场出现在远东。在那里出现“冷战”的客观必然性与欧洲相同。
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华盛顿，都不希望在中国进行对抗。我们知道，双方在维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问题上达成一致。斯大林劝说中共不要挑战现状。然而，中共强烈主张推翻腐朽的国民党政权，进而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建。
当然，斯大林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能不向其靠近。“冷战”已经全面爆发，双方都在为争取新的盟友而激烈博弈。
此时，美国已无法接受左派力量在中国获胜的结果，决意不再抛弃逃往台湾的国民党。
在这些事件后不久，朝鲜战争随之爆发。交战双方——亲苏联的北方和亲美国的南方都不想自己的国家分裂，他们投入战斗以消灭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对手。金日成以数年的时间，争取到斯大林同意其以军事手段统一国家。苏联领导人起先反对武力统一，不希望破坏与美国的协议和制造新的紧张策源地。
但是，1950年前，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发生变化。“冷战”已经没有界线。二战战胜国之间的协议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埋葬。此时，远东力量的对比明显有利于苏联阵营。中共在中国取得胜利，他们承诺在必要时帮助北朝鲜人。莫斯科做出结论，朝鲜南部会欢迎共产党人。而美国，则会像在中国一样，接受失败。
对于华盛顿来说，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进攻是压垮其忍耐极限的最后一根稻草。白宫方面确信，如果在中国之后又失去朝鲜，随之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早晚整个亚洲都将落入左派力量之中。美国投入自己相当的军事实力用以保卫南朝鲜，同时争取到联合国的支持。美国多次扩大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区域，诱骗亚太地区国家与其建立同盟关系。
当然，如果认为平壤和汉城仅仅是大国游戏中的棋子则是大错。开战前，北南朝鲜都在进行精心准备。他们都不甘心充当棋子，服务于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全球野心。他们政策的核心首先是政权和国家思想。可以肯定地说，朝鲜战争在其初期带有较为特殊的内战性质，即按照三八地理分界线的国家分裂和政治力量对抗。当然，双方的不容忍和不妥协导致全球性的对抗。
遗憾的是，有关南朝鲜和美国方面进行战争准备的具体信息还知之不多，这是因为汉城和华盛顿迄今仍未解密许多有关朝战的秘密档案。虽然毫无疑问，李承晚也进行过战争准备，并试图说服美国人战争不可避免，其好战言论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关于北朝鲜方面的战争准备情况，可以从已解密的苏联档案中获得充分了解。据苏联外交部的“1950-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档案记载，在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南北两部分后，金日成和其他朝鲜领导人采纳武力统一国家的强硬方针，并没有认真研究在南朝鲜广泛发展民主运动条件下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资料，战争爆发之时南北朝鲜的军事力量对比为：陆军人数－1∶2；火炮数量－1∶2；机枪－1∶7；自动步枪－1∶13；坦克－1∶6.5；飞机－1∶6。
在研究1950-1953年朝鲜战争历史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斯大林在苏联参战支持北朝鲜问题上的严重摇摆。1950年春，斯大林第一次会见金日成时，金日成提议“让南朝鲜感受一下刺刀的滋味”，斯大林建议其再考虑一下，并在考虑周全后再来莫斯科商谈具体计划。
当北朝鲜领导人第二次来到莫斯科时，斯大林动摇了。他明显不想让美国人插手南朝鲜，从而爆发全球战争。但是苏联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认为，如果都在短时期内夺取胜利，则金日成的计划可行。金日成表示，如果在战争初期南朝鲜出现民众起义，将很快赢得胜利。然而，斯大林倾向再与毛泽东进行协商。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协商最终准许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的主张。1950年5月底，平壤基本完成通过发动突袭消灭南朝鲜军队的战略计划制定。根据该计划，北朝鲜集中9个步兵师向汉城和春川两个方向进攻。的确，在战争第一周，朝鲜人民军成功占领南朝鲜近95%的领土，并抵近半岛最南端釜山。
然而，北朝鲜领导人迅速统一半岛的算盘因美国的直接干涉很快失败，美国人起先对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估计不足。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于1950年6月27日通过“为反击武装入侵而对南朝鲜提供必要帮助”的决议，美国及其军事盟友直接介入朝鲜战争。在釜山－大邱一线美军短时间内集结了两倍于北朝鲜的军队，而此时7万北朝鲜军队已精疲力竭，远离后方。1950年9月15日，五角大楼决定在仁川实施大规模登陆，5万装备大量坦克、火炮以及获得海军和空军(近800架飞机)支援的陆战队抢滩成功。北朝鲜军队陷入美军包围圈。很快战线被突破，美军攻至朝鲜与中国交界的鸭绿江。
史料显示，斯大林尽最大可能地避免苏联直接卷入朝鲜战争，当时“冷战”的主战场在欧洲战区。在战争爆发前夕，根据斯大林指示，大多数苏联顾问撤回，他们先前被派遣到北朝鲜军队的各个师、团。斯大林担心苏联军事专家一旦被俘，将成为对苏联不利的严重罪证。斯大林还反对时任远东军区司令的马林诺夫斯基向朝鲜派遣坦克手。因此，赫鲁晓夫曾写道：“如果金日成获得1-2个坦克师，他能够很快推进到南部，攻占釜山”。史料还显示，斯大林非常关注战事，研究细节并直接作指示。
在反对陆军参战的同时，斯大林给苏联空军“开绿灯”。朝鲜战争中约有7万苏联空军参战。苏联飞行员击落1200-1300架敌机，但苏联空军的损失却不大。依靠苏联飞行员，在中国东北部建立了“空中保护伞”。苏联驻北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中将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事总顾问。金日成和彭德怀都成为最高统帅部成员。在统帅部高层有大约60名苏联高级军官。
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以志愿军之名参战，其兵力很快达到100万。大约相同数量的人员派遣到朝鲜负责军事物资运输。1951年底，朝鲜人民军仅剩官兵33.7万人。
南朝鲜和美国方面参战人数超过70万，其中美军26万，这不包括美国的海军和空军。中国军队和朝鲜人民军在苏联“空中保护伞”的掩护下，将敌人赶至三八线附近，甚至以南。1951年1月初，中国军队占领汉城。此时，战争出现艰难的战略僵持。任何一方都无法打破僵局。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陷入这种死胡同境地，他建议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国际社会处于面临核灾难的边缘。除了在前线参战的苏联空军外，在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苏军还驻扎了5个装甲师，太平洋舰队以及旅顺港的军舰都处于高度战备状态。
然而，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汉城和平壤，清醒的头脑最终占了上风，各方都支持进行和平对话和寻找停战途径。
大约经历两年的紧张外交斗争，已经是在斯大林逝世后，1953年7月27日，达成了停火协议，终结了这场没有意义的朝鲜土地上的兄弟厮杀。在三年多的流血冲突中，死亡40多万南朝鲜人，14.2万美国人，1.7万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军人。在朝鲜战场，美国动用了1/3陆军，1/5的海军和绝大多数空军。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总开支为830亿美元。
北朝鲜和中国的人员伤亡难以计数。根据各种资料，约为200万至400万。苏联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据苏联国防部的官方资料，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在战斗中共损失飞机335架，飞行员120名。官方统计的苏联陆军死亡人数为299人，其中军官138人，士兵161人。应当指出，苏联的统计数字还有待确认。1968年2月初，金日成在平壤与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会谈时，确认了苏联方面的严重损失，他说，在战争期间苏联牺牲的将军和上校就达62 人。
北朝鲜大约3年的时间处于美国空军不间断的轰炸之下，这给北朝鲜的国民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战争期间，北朝鲜损失88700家企业，60万民房，建筑面积达2800万平方米，许多学校、医院和文化设施也遭毁。
战争的教训和长期政治影响是什么呢？历史证明，在整个“冷战”期间，两个阵营都表现出相当的谨慎，避免直接引发“热战”。假若其中任何一方认为，自己可以不冒引发世界灾难的风险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他就处于危险之中。
这种情况出现在朝鲜，当地的共产党和反共力量燃起了比试武力的念头，并各自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寻找支援。斯大林最终决定，给北朝鲜共产党“完成革命”的机会，他曾经以为，美国人不会干涉朝鲜内战。
苏联领导人失算了，这个失误的代价现在很清楚。然而，不能不指出，南朝鲜方面也有战争的想法，并希望在冲突时获得美国的帮助。激烈的三年朝鲜战争给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此战成为“冷战”加剧的因素之一，刺激了两个对立集团的形成，挑起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朝鲜战争促使超级大国中的一方视西方民主为“特洛伊木马”而残酷镇压，而另一个超级大国则激烈对抗“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政治发展。迄今，朝鲜半岛仍是全球地缘政治的热点。
朝鲜战争对许多国家都有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苏联。由于朝鲜战争，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最终长久地损害。战争还导致苏中同盟之间的摩擦。北京感到被冒犯，苏联迫使中国在半岛作战，自己却身处屠宰场之外，并向中国收取苏联武器的使用费。双方还因朝鲜战争的其他问题产生怨恨。
冲突关闭了莫斯科与汉城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大门。苏联在整个战后历史中被迫接受美国在南朝鲜以及其他亚太地区驻军。鉴此，莫斯科长期无法与该地区的多数国家建立正常的互利关系。美国没有束缚自己的行动，并在东方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利用这场冲突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政治霸权，并保持至今。
朝鲜战争给中国也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陷入极其孤立的境地。数十个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其加入联合国。中国陷入美国军事基地的包围，台湾也被华盛顿打造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北京没有选择，只能依靠苏联，同意充当其“小兄弟”，这种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埋下了苏中交恶的隐患。
至于两个朝鲜，北朝鲜现在的状况就是那场战争的逻辑遗产。而南朝鲜为对抗北方和“可能的侵略”长期拖延民主发展，在国内实行强硬的警察和军事官僚制度。
当然，这远不是这场战争全部的结论和教训。但我相信，这些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防过去悲剧性的错误在亚太地区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