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6月3日，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野中广务在北京透露，他从前首相田中角荣处听说，中日曾就搁置钓鱼岛(日称尖阁群岛)争议达成一致。野中的证言直接冲击了日本政府的立场，日内阁官房长官、外相等高官急起“救火”，强硬否认存在“搁置共识”。但事实不容篡改，不仅中日复交时两国领导人曾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日本内部也曾为是否继续搁置钓鱼岛问题争吵不休。

　　日外务省删改会谈记录

　　1972年中日复交谈判时，围绕钓鱼岛问题，两国首脑到底是如何交谈的，中日外交记录明显不同。1998年，中国外交部顾问张香山在“中日复交谈判回顾”一文中，详尽披露田中首相和周恩来总理谈论搁置钓鱼岛争议的会话过程。但2000年日本外务省解密的于1988年重新打印的“田中总理 周恩来总理会谈记录”中，仅有3行话：“田中：您对钓鱼岛怎么看？不少人向我提到这个问题。周恩来：这次不想谈钓鱼岛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没有好处。因为发现了石油，这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发现石油，台湾和美国都不会把它当回事。”日方亲历复交谈判的两位重要当事人——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和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的证言显示，日本方面故意删除了一些会谈内容。

　　1992年，二阶堂进在“中南海的一夜”一文中，披露了“田中首相曾向周总理提议共同开发钓鱼岛周边海域的石油资源”这一秘闻。1996年，二阶堂进接受采访时证实，在第3次首脑会谈中，“日中两国就搁置尖阁群岛主权争议问题达成共识”。而桥本在2000年接受釆访时，也回忆了田中首相和周总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话。日方两位重要当事人的证言与张香山的记述内容是吻合的，只是桥本将会谈误记为发生在第4次首脑会谈中。由此可以断定，日方删去了会谈的核心部分，即两国领导人在“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上达成的共识。

　　鹰派团体不满“搁置主权”

　　1978年4月12日，在即将进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之际，数百艘中国渔船聚集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为之震动。4月15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题为“冷静应对至关重要”的社评，对钓鱼岛问题追本溯源，并提到“在日中复交谈判时……一致同意将尖阁群岛问题搁置起来”。同日，中国副总理耿飚在会见日本社会民主联合访华团时表示，钓鱼岛问题上，中日有争议，“但在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双方达成暂且将此问题搁置起来的共识”。

　　16日，《朝日新闻》在头版评论中指出，“在日中复交谈判时，两国首脑达成 ‘搁置争议共识，承诺均不对该岛作出单方面的行动’”。文章进而评价道，“耿副总理的谈话显示中国也想恢复到以前的‘搁置争议’这一基本路线上来”。该版同时报道称，“15日，外务省确定，如果‘渔船撤离’得以实现，有关尖阁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将按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来处理”。

　　但是，渔船事件刺激了自民党内的鹰派势力。4月13日，以滩尾弘吉为会长的自民党鹰派团体“亚洲问题研究会(A研)”召开紧急干部会议，通过“自民党、政府应立即启动非常应急机制，强有力宣示主权”的决议。“A研”已在4月7日自民党内讨论中日缔约谈判的联席会议上提出12项问题要点，其中第7项指出，“把尖阁群岛的主权问题搁置起来，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话，如苏联也提出缔约，那该如何办”。4月14日，“A研”的玉置和郎、小泉纯一郎等人提出，“为确立日本对尖阁群岛的实效控制，应釆取包括修建直升飞机跑道、灯塔等一切手段”。4月18日，“A研”有关人等对自民党干事长、当年复交谈判的参与者大平正芳展开攻击。

　　玉置和郎称，“事件的起因就是在日中复交谈判时，将尖阁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搁置起来，与中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与共产国家和稀泥，决不能容忍”。还有人进一步表示，“将尖阁群岛问题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分离，将会给未来埋下祸根”。面对鹰派攻击，大平坦承“(当时)日中双方商定不将尖阁群岛的归属问题纳入会谈议程”，“难道一定要分清黑与白？这样合适吗？做事还是应有点弹性为好”。大平派的栗原祐幸说，“如果一定要拿尖阁群岛问题做文章，那么北方四岛也必须光复。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日中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中日确认“搁置争议方式”

　　1978年4月20日，大平正芳在京都发表谈话称，“要解决尖阁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非常困难”，“对于这个问题，日中双方均采取‘不涉及’领土主权的方式，这是一个顾全大局、符合国家利益的现实性解决方法”。21日，针对小泉纯一郎等人提出的“解决主权归属问题刻不容缓”主张，大平答道，“如果中国承认尖阁群岛为日本的领土，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日中两国的主张显然是平行线”。27日，首相福田与大平会谈，确认将钓鱼岛问题与缔结和平条约问题分离。

　　5月10日，中日两国在北京举行会谈。关于钓鱼岛问题，日本《每日新闻》随后报道称，“‘两国今后也将从大局出发处理此问题。1972年日中复交谈判时达成的共识，即日中双方均暂且不提出对该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今后也将不变’。从而两国外交当局在事实上确认了搁置主权争议的共识”。同年8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日本外相园田时说，“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园田听后如释重负，“我情不自禁地将双手重重地压在他的双肩上，答道，阁下，我明白了，请不必再说了。如没有旁人在场的话，我真想道一声谢谢您了”。园田的话表明，日本不仅同意搁置，而且盼望这么做。同年10月，邓小平访日，同福田首相再次确认“搁置争议方式”，邓还在记者会上发表著名的“搁置争议”的谈话。

　　奇怪的是，日本外务省解密的“邓小平 园田直会谈”6个公文中，却没有钓鱼岛问题的谈话记录。2012年9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向日本外务大臣发出要求解密的信函。11月，外务省答复称：“不存在有关尖阁群岛问题的会谈记录。”然而，种种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中日之间不仅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争议，且曾达成“搁置争议之协议”，这是很多日本人士认同并予以证实的。▲(倪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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