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图强搞“争气弹”

　　-孙清和

　　1959年夏天，我被抽去搞原子弹的理论论证工作。毛主席1958年就说过：搞 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10年功夫完全有可能。为了祖国的需要、人民的利益， 我和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住在北京一栋简易楼里，用计 算尺和手摇计算机，一天三班倒，24小时连轴转，稿纸都是成麻袋地装。吃饭是 在露天食堂，冬天雪夏天雨的，条件比较艰苦。可那时候大家心里还真没有“苦 ”的概念，都是鼓着劲儿干工作。

　　要说高兴的日子，那该是1961年的“八一”了。那段时间，一个直接关系发 射成败的重要数据，经过我们两年时间的反复测算后，终于得到了确认。你知道 算那一个数据得多长时间吗？最初是9个月，后来快了也得几个月，所以大家都很 高兴。当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来听汇报，一直到晚上12点钟，就请大家吃夜宵 。一锅烩白菜，一听军用罐头，外加一盆白米饭。现在看当然很普通了，可当时 把大家乐坏了。因为那会儿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一个月只有28斤粮食定量， 工作强度又很大，很多人都饿浮肿了，还天天加班。

　　1963年的“八一”，我是在青海度过的。当时理论工作已经完成，要做发射 前的模拟试验，所以我们就在海拔3400米的地方住了下来。整整1年，喝的开水都 是80℃，馒头蒸不熟，吃下去就跟吞药一样，可大家干得都很起劲。当时二机部 领导来看望大家，听说我们中有一个人是学“空气动力学”专业的，连连竖起大 拇指说好，要我们肚子里“装点气”，并把发奋图强的“奋”字改成了“愤”， “要发愤图强”。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我们只有靠自 己的力量搞原子弹。大家心里都憋了口气，要搞“争气弹”，上上下下都很齐心 。当时李觉将军是我们的负责人，他自己住帐篷，却让我们这批年轻的技术人员 住简易楼。我们小组的书记是部队一名师职干部，整天拎着水瓶给我们倒水。他 说：“我不懂专业，就给你们当打水员。”那时候的人就这样，什么架子呀、名 利呀、得失呀，统统不考虑，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使劲，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钱海宁、本报记者赵风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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