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韵

　　李翼振：英雄功垂上甘岭

　　当年作为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战地记者的李翼振，曾经亲身经历并参与报道过闻名中外的上甘岭战役。追随着这位老记者的讲述，发生在48年前的那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空前 惨烈的战争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李翼振是在11月中旬赶到上甘岭作战部队总指挥部，即志愿军第3兵团第15军司令部的。在那里，他采访了第15军军长秦基伟。秦军长介绍说，15军守卫的金化以北五圣山是朝鲜中部前线的制高点，我中线防守的战略要地。敌人进攻我五圣山前沿上甘岭阵地，其企图是突破我中部防线。如果上甘岭守不住，五圣山便直接受到威胁。五圣山若失，敌人居高临下，平康地区就唾手可得，整个战线就会起重大变化。

　　上甘岭战役前夕，正是美方在板门店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时候，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先后三次到金化防线视察阵地，策划进攻。

　　果然，10月8日，美方中断停战谈判。14日，敌人就发动了所谓的“金化攻势”。凌晨4时半，以侵朝美军第7师第31团为首的敌军地面部队，分6路开始对我上甘岭两翼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这一天，敌人共发射炮弹30万发，飞机投弹500多枚，是我朝中部队坑道防线形成之后，敌人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上甘岭表面阵地工事大部被毁，山头岩石成为粉末，硝烟弥漫，尘雾腾腾。我15军守卫上甘岭的英雄部队立即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威震中外的上甘岭战役由此拉开了序幕。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敌人连续7天猛攻，我守卫部队与敌人进行了夜以继日的反复争夺，阵地昼失夜复，战斗空前紧张激烈，在此期间，涌现出了著名战斗英雄孙占元和黄继光。21日到29日，我军全面转入坑道斗争，为实施决定性反击作准备。从10月30日开始，我军展开决定性反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李翼振在45师135团采访时，了解到了30日我军对上甘岭右翼阵地进行强大反击的情况。当天，从清晨到傍晚，我炮兵部队向占领表面阵地的敌人进行了毁灭性打击。敌人的工事被打塌了，铁丝网飞上了天，到处烟尘滚滚。入夜10点钟，随着我军火炮的又一阵轰击，天空中升起了冲锋信号弹，战士们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冲向敌人，以压倒一切的勇气与敌人搏斗，最后终于重新夺回了阵地。战士们眼中闪耀着泪花，向着五圣山高呼：“我们胜利啦！”

　　上甘岭右翼阵地恢复后，敌人多次反扑，战斗紧迫，作为预备队的第12军31师91团，接受作战命令，立即投入上甘岭的激烈战斗。

　　11月5日，兵团作出决定，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在五圣山德山砚组织战斗指挥所，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由炮兵第7师师长颜伏组织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配属的炮兵。该两指挥所统归15军军长秦基伟指挥。

　　11月6日，志愿军总部批准第3兵团上述部署，并就加强五圣山地区作战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次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批复：“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之决心和部署是正确的。此次五圣山附近之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规模，并已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而奋斗。”

　　在15军部队胜利的基础上，12军主力巩固了上甘岭右翼阵地；11月11日，又成功地反击了左翼阵地。此后，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战至11月25日，敌人再也无力发动反扑，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以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对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上甘岭防御战以它自身的显著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以军指战员惊天动地、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当之无愧地被载入世界战争史册。”

　　美国的报道则哀叹道：这次“金化攻势”中“美军的伤亡率达到一年来的最高点”。美联社记者伦多夫在他的报道中说：“金化战役成了一个无底洞，它所吞食的联军军事物资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总攻势所吞食的都更多。”就连亲自策划和指挥这场攻势的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朝鲜战争中“最血腥的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合国军蒙受到重大损失”。“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将军克拉克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沮丧地说：“金化攻势”是“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上甘岭战役对“联合国军”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此以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再也没有力量发动什么大的攻势了，对于最终迫使敌人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徐熊：针锋相对论遣俘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此后，朝鲜战场就呈现出边打边谈的新局面。在谈判桌上所展开的激烈斗争中，战俘问题始终是双方斗争的焦点。

　　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跟随9兵团进入朝鲜战场的徐熊，当年曾是新华社战俘问题报道组的组长。他详细地讲述了围绕战俘问题所进行的那场特殊斗争。

　　他说，战俘问题是停战谈判中的第二大问题，1951年12月开始谈判，当时的一系列事实表明，美方是把战俘问题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对我方发动进攻的。11月14日，美军第8集团军军法处长、总律师詹姆斯·汉弗莱上校在釜山召集韩国当地记者，发布了朝鲜战争期间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消息”：美国揭露共产党在朝鲜残杀5500名美军战俘。两天后，死亡人数上升到6.2万人。汉弗莱在声明中声称，志愿军第81师23团团长曾下令处决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俘人员。而志愿军根本就没有这样番号的部队。美联社还根据汉弗莱的声明发表另一条轰动性新闻：“被共产党屠杀的美国人数超过了美国1776年死亡的人数。”“一位联军高级军官今天说，在朝鲜，共产党人谋杀了数以千计的美国战俘，撕开了共产党阻挠朝鲜停战谈判的面纱。”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于15日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的美军俘虏是100年来最野蛮的行动。”我就是因汉弗莱这篇“天方夜谭”式的讲话而从北京重返朝鲜到志愿军碧潼战俘营采访的。我亲眼看到，那里没有围墙，不设铁丝网，一派平和安乐景象；那里有的只是运动场、娱乐室、图书馆、医院、食堂和墙报。战俘们经常通过中方工作人员向他们的家人传递书信、录音，报告自己的生活。我还曾同摄影记者钱嗣杰等人到平壤附近访问被俘的美军24师师长迪安。他赞扬中国军队对战俘“人道”、“文明”。

　　我军对俘虏从来采取革命人道主义政策。早在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就曾在第二次战役前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11月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志愿军还专门派人到朝鲜人民军介绍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朝方吸收了中方经验，也对放下武器的敌方官兵实行宽待。其实，美方完全知道我方的俘虏政策。李奇微在后来写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中就多次写到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也未向我方射击。”“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他们这样对待俘虏……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

　　后来，双方在板门店交换战俘时的情景，使美方的造谣诬蔑不攻自破：美方战俘与中朝方面战俘管理人员之间那种依依难舍、挥泪告别的场景，令在场的各方人员都深为感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受尽折磨的中朝方面战俘见到祖国亲人时，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他们脱去身上的衣服，扔到对方交接人员的脚下，跌跌撞撞地扑到了自己同志的怀抱，泣不成声，呜咽着欢呼：“祖国万岁！”。

　　美方诬称我方杀害战俘，只是为掩盖它自己杀害战俘的行径，并且为美国当局的自鸣得意之作--“自愿遣返”或者说“不得强迫遣返战俘”，制造舆论。本来，根据1949年8月美国等61个国家共同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18条“实际战争后，战俘应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延迟。”以及第7条“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一部或全部”，解决战俘问题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但是，美方却有把握地认为，他们总可以迫使越来越多的中朝方面战俘投靠李承晚或蒋介石，而只要有大批战俘不愿回到中朝方面，便可以给共产党脸上抹黑，证明“共产党极权统治的破产”，便可宣称“自由世界”的胜利，便可阻挡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的蔓延，更可为将来打着“人权”这块招牌干涉别国内政所用了。

　　然而，中朝方面战俘在美、李、蒋特务的剌字、强迫写血书以及残酷屠杀之下，绝大多数忠贞不屈，坚持要求返回祖国的权利。志愿军战俘英勇的护旗斗争，人民军战俘冒死扣留美方战俘营长杜德将军，都一再揭露了“自愿遣返”真实的罪恶面目，以致“自由世界”的人们“也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回他们的祖国的说法了”。

　　为了彻底揭穿美方在战俘问题上散布的谎言，让世界人民了解事实的真相，中国记者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新华社摄影记者以大量的图片报道，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我方对待战俘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美方对朝中方面战俘的迫害以及我方战俘英勇斗争的情形，仅在交换伤病战俘阶段，摄影记者关于外籍战俘的报道就发稿近百张，被外国报刊特别是美国报刊大量采用，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闫吾采写的揭露美方迫害战俘、反映志愿军战俘爱国热情的通讯《打破顾虑回归祖国》以及高向明采写的反映中朝战俘在战俘营中为反对美方迫害与扣留而进行坚决斗争的通讯《美国将军的供状》和《虎口余生》等作品在当时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殊采写的揭露美蒋特务在战俘营中迫害和扣留志愿军战俘的两篇通讯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毛泽东读后亲自致电彭德怀司令员和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李克农团长，说王殊的报道提供了美蒋特务罪行的种种事实，要求谈判代表团利用这些事实在谈判中大力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

　　戴煌：战场追寻罗盛教

　　“罗盛教”这个名字和他的英雄事迹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国人心目中留下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

　　能够让这位英雄如此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一篇题为《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文章。这篇曾被收录进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小了解到了在朝鲜战场上所发生过的那段往事。

　　这篇著名的文章出自于新华社记者戴煌的笔下。虽然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这位老军事记者依然清楚地记得文章的采写过程，因为，这是一篇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追寻回来的特殊的文章。

　　戴老回忆说，1952年1月26日，朝鲜战地寒风凛冽，我正在靠近平壤一个小山村里的志愿军415团采访，突然接到总分社打来的电话，让我尽快赶到141师去采访侦察连文书罗盛教为抢救掉进冰窟窿里的一位朝鲜少年而牺牲的事迹。

　　从415团到驻扎在成川郡石田里的141师有一百多里地，当时，春节将近，到处都是冰天雪地，路不好走，部队又无法派车。团政委刘玉堂建议我骑马去，虽然我驾驭战马的技术很糟糕，但是，为了争取时间，我还是同意试试看。结果，上马后没跑多久，我就被摔了下来，一只脚还被那只铜脚蹬扣得紧紧的，怎么挣也脱不开。整个身子擦着地面，被拖了好远。幸亏身上穿的棉衣比较厚，路面上又有一层厚厚的积雪，除了那只脚脖子有些酸痛外，并没有受什么伤。

　　暮色苍茫时分，我赶到了江东附近的139师师部。经了解，当夜没有北去的汽车，至于第二天夜晚是否有车，也还是个未知数。由于任务紧急，我不能白白地等待下去，于是，次日一早，我决定步行赶路。

　　鉴于在解放战争中，前线记者的伤亡数字相当惊人。抗美援朝一开始，新华社就作出了新规定：前线记者不得再随意跟着突击部队猛冲猛打。战斗正在进行时，只能到师指挥所；战斗间隙中，才可以到团里去。然而，这毕竟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立体战争，除了原子弹，别的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尤其是在志愿军出国作战之初，各部队大踏步地穿插迂回，常常与敌军犬齿交错地展开恶战，这就无所谓哪是后方，哪是前线，哪是万无一失的安全之所。

　　139师政治部主任从我的安全考虑，劝我等两天赶上汽车时乘车走。然而，在我的坚持下，他只好让步，并派一个警卫员陪护我步行。

　　为缩短行程，我决定不再绕弯子走大路，而径直翻山越岭。爬了几座小山头，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我的左脚掌和五趾剌痛难忍。这是1947年冬天，在苏北盐南战役中，因为整天泡在冰水里被冻伤而落下的毛病，一遇热，这只脚就象被针扎锤击，从脚掌骨往心眼里钻着疼。看到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陪伴我的警卫员就伸手拽我腋下的皮大衣，说：“您把大衣给我”。我没有给他，因为他不但也掖着一件皮大衣，还带着一支冲锋枪；单是那两只铁饼般的圆弹盘，就有十好几斤重。“那您就歇歇吧！”我摆摆手，脱下棉军帽，继续向前走。

　　1946年深秋，在苏北的一次战斗中，我曾有过一次深刻的教训。由于错过了采访时机，我不但落得个劳而无功的结果，还失去了采写一条优秀新闻的机会。那次教训使我认识到，在风云莫测，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每进行一次战斗，谁也不能保证在战斗结束后，还能和谁再见上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采访，必须分清轻重缓急，争分夺秒地抢先获取有可能最先失去的材料。

　　当时的朝鲜战线虽说相对稳定，在后方休整待战的部队秩序井然，然而，谁也不敢保证，无时不见的敌人的飞机，会不会突然轰炸罗盛教烈士所在的部队。

　　在恨不能一步赶到141师的紧迫心情中，我们翻越了一个又一个白雪皑皑的山头。遇到陡滑难爬的山坡，几乎完全是那位小战士拽着我向上爬。终于，在27日夜里到达了石田里寺洞山下。第二天，我晋谒了仓促堆成的罗盛教烈士的土墓，拜读了罗盛教的日记和书信，访问了崔滢和他的父母乡亲，以及罗盛教生前的战友。第三天，我对烈士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写成了一篇通讯和一条新闻，并拍了不少照片。

　　经编辑朱承修和副社长普金编发的《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事迹，从2月4日开始传遍了全中国和北朝鲜，也传遍了苏联和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中小学和大学，成立了“罗盛教班”；许多中小学校把罗盛教的事迹编进了正式课本。朝鲜人民在寺洞山下建立了庄严肃穆的罗盛教烈士墓，墓前竖立着金日成用中文题写的永久性墓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