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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旗飘扬的舰队》节选——甲申易枢的波澜

http://jczs.sina.com.cn 2003年1月15日 16:25 舰船知识网络版

  《龙旗飘扬的舰队》节选——甲申易枢的波澜

  1884年的北京,政局充满了诡谲的变数。由于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等人的昏庸怯懦,指挥失误,战事节节失利,后方朝野震怒。3月26日,朝廷下令革职拿问唐、徐,命贵州巡抚张凯嵩、湖南巡抚潘鼎新分别署理云南巡抚和广西巡抚。在表面的人事变动后面,孕育着一场剧烈的政坛风波。

  事情又从张华奎而起。1882年张佩纶反悔为张树声帮办北洋海防的承诺,并与李鸿藻、陈宝琛联手给张树声难堪,使得张家父子耿耿于怀。上年,张佩纶又上奏把李鸿章搬回天津,而将张树声逐回两广,更使二张之间结冤加深,张华奎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报复。据说他草拟底稿,通过王仁东,说动左庶子盛昱出头弹劾张佩纶和李鸿藻滥保匪人唐炯、徐延旭。王仁东(字旭庄)、其兄王仁堪(字可庄)及盛昱(字伯羲),都是著名的后清流人物。王仁堪还是光绪三年的状元,与盛昱为同年。他们虽科名较晚,却也都以才学和刚直著称,宛若数年之前的张佩纶、张之洞。王仁堪兄弟的祖父王庆云,曾任工部尚书,姐夫陈宝琛,则是前清流的健将,张佩纶的密友。王仁东本人,又是陈宝琛的妹夫。如果再深究的话,则唐炯是张之洞的妻兄,徐延旭是张之洞姐夫鹿传麟的儿女亲家,本来大家私下都是走得极勤、又相互提携的亲戚朋友,此时在对越作战的观点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王仁东还专门写了“与张佩纶绝交书”,谓“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张佩纶回书说:他的责任,并不在误保徐延旭、唐炯,不能出战的原因,实在是水师火器,与陈宝琛三年前所沥陈时一样,全未预备,贸然出师,实为兵家大忌。这种解释的口气,倒象是洋务大老李鸿章。“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今日身在局中,不肯劾他人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绝交与否,听之中散”,张佩纶名士作派,如此回答。此外还有一种说法,称王氏兄弟早已被张树声买通,作为他安插的“坐京”(专指受外省督抚委托,在京打探消息的人)。

  张华奎要盛昱参张佩纶、李鸿藻,盛昱不愿,又无法推脱,便说不如参军机大臣。他以为漫漫地指斥一通军机大臣,军机并不会倒台。4月3日,他用清流式的激愤语言上折说道: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粤,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事,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唐炯、徐延旭既经拏问,即当另简贤员,乃就近于湖南用一潘鼎新,复就近于贵州用一张凯嵩,该二员一则粗庸、一则畏葸,该大臣等岂不深知?以奴才愚见揆之,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李鸿藻亦自鉴于前而不敢言,以为就地取材,用之为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如此存心,殆不可问,是诿卸之罪也!该大臣等参赞枢机,我皇太后皇上付之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廿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即无越南之事,且应重处,况已败坏于前,而更蒙蔽诿卸于后乎?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讳饰素习悉数湔除……”盛昱没有想到,这封奏折却给慈禧太后借题发挥地利用了。

  慈禧与恭王多年来就有矛盾冲突,近年来恭王精神萎靡,不思进取,也是事实。加上他的七弟醇亲王奕譞久静思动,企图参与实际政治的野心,使得朝局大变。太后见盛折当日,对着军机大臣批评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对祖宗,盛折却留中不发。此时恭王并不在场,他被派到东陵主持慈安太后去世三周年祭奠。4月8日发表懿旨,以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为由,将军机大臣奕訢、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退休,李鸿藻、景廉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旋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轮新人马,虽然平均年龄降低3岁,论能力、论主见和原则性,总体上均不如老军机,但这样更便于慈禧太后驱使指挥。从此,晚清政局出现了新的格局。

  盛昱上奏,是慈禧太后等待已久的由头和机遇,直接受益者是醇亲王奕譞,幕后策划者,传说是醇王心腹孙毓汶。醇王因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为避嫌疑,不能直接进入军机处,便以礼王为傀儡,以孙毓汶为代言人。也有人怀疑翁同龢参与其事,因为翁历来与醇王走得极近,也与孙毓汶关系很深。从所得处分上看,他是最轻的和象征性的。张佩纶在盛昱奏上留中不发后就听说了传言,他写信密告李鸿章:“盛自云历诋中外有名人为一网打尽之计”。张佩纶猜测涉及到的人,除他自己外,还有李鸿章、张之洞、吴大澄。待到事发,他又给李鸿章写信分析说:“乐道之事,因好货、好色,为圣心所怒,尚非同根相煎”。此事“固上有积怒,实盛庶子一疏激成;庶子一疏,又王旭庄因袒振轩诋鄙人激成。其疏以荐徐、唐为鄙人罪,以信鄙人为高阳罪,以任高阳为恭、宝罪,不过呈其骂坐之锋,而不知酿成燎原之焰。”但他又怀疑“虞作谋主,兴乐不能再合”。此处,“虞”即指翁,因翁氏家乡为常熟虞山;“兴”指醇王,当时以明代兴献王比醇王;“乐”及“乐道”指恭王,因其所居为乐道堂;“高阳”指李鸿藻。李鸿章也极震惊,他回信说:“一朝同罢,汲取乳臭陋儒,更合足愭此危局?兴献用意殊不可解。小臣一疏,岂遂动听?恐弄成明季世界,可为痛哭流弟者也。此后变态百出,知公无意久留,鄙人亦欲拂衣而去。枢、译两署究竟如何应付,念之心悸。”翁同龢自己,当然不会承认,但细读《翁同龢日记》,还是会发现线索。如盛折出奏前三四天,他称恭王见慈禧太后议事时,用了“极琐细不得体”、“刺刺不已”、“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等贬义的辞藻。4月6日,他记“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疑必有故也”。7日又记:“前日封事总未下,必有故也。”盛奏引起翁同龢如此关注。细细体会翁氏心态,他倒更象是在等待盛昱的结果,甚至可以推测,这样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翁的曲笔,他故意留了个破绽给后人也未可知。

  到了5月,正是北京海棠初红,杨絮纷飞的春天季节。新班军机大臣的心情,却没有随着春天的来临而舒畅起来。前线暂时沉寂。手握兵权的李鸿章正在力主和谈。京师里充斥着清流的激昂高论。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弹劾李鸿章有六条可杀之罪,请旨明正刑典。

  5月8日是福禄诺到达天津的第二天。早晨,北京的天空阴沉沉的,颇有下雨的征象。快到中午的时候,又刮起了大风。在这变幻莫测的天气里,朝廷明发了一道极为引人瞩目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这道上谕,引得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说,清流帘眷不衰,朝廷倚作股肱,此次正要一试锋芒;有人说,书生典兵,必无善果,这是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沸沸扬扬,不一而足。

  这个决定,确实是慈禧太后摆弄清流的权谋。清流气焰的张狂,在官场中已经引起普遍反感。醇王就说,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大言无实,我在位一日,决计不用此三人恭王、李鸿藻之后的北京政治生态环境,自然容不下张佩纶者流。清流班头,最不晓办事之难,投入浊流中冲刷,颇能磨其桀骜不驯的火气。南北洋大臣曾国荃、李鸿章都是主和的,且是寿高位尊,弄两个书生在一旁不时撩拨,也可促其振作。本来,主战主和,水火不容,现在,把张佩纶放到福建会办军务,就能使和战局面都掌握在朝廷手中,真是妙不可言。宫廷政治的全部秘诀,就是操纵派系,玩弄平衡。慈禧太后到了五十岁的年头,可谓修炼得炉火纯青、收发由心了。

  清流谈事议人,常是鞭辟近里,入木三分。却没有想到自己也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只能凭人摆布,三人之中,吴大澂为长,时年49岁,是著名的金石学家。陈宝琛年仅32岁,此时正在江西学政任上。忽然简授新命,腾踔云路,真是做梦也未想到。张佩纶更是春风得意。对他来说,闽浙总督不像南北洋大臣,没有办理海疆的使命,因此“会办”便是独当一面的钦差大臣了。6月中旬,张佩纶、吴大澂和新近由山西巡抚迁署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联袂出京,前赴任所。会办海防,同纸上谈兵完全不同,三位新贵,决定先往天津,拜访前辈李鸿章。

  应李鸿章邀请,他们前去视察北洋海军。初夏的太阳已很晒人,但站在鼓浪前进的“超勇”舰上,却觉得海风猎猎。“扬威”、“威远”、“康济”诸舰尾随“超勇”,不断演变鱼贯、雁行阵式,并在海上进行打靶表演,使新贵们眼界大开。

  6月23日,舰队抵达旅顺口,一行人察勘了正在施工的炮台和船澳船坞工地,见到了分别多日的老友袁保龄。翌日乘舰前往烟台,与停泊在那里的六“镇”会合,军威更为壮观。接着又往威海观看德国教官哈孙指挥鱼雷营施放鱼雷。26日,二张登上福建派来迎接的“扬武”号军舰前往上海,吴大澂与李鸿章扬舲北旋。

  临歧之际,依依不舍。几天的朝夕相处、促膝密谈,使得简授新命的钦差同洋务元老心意相通。出京前,张佩纶上奏请设沿海七省水师。提出参考五六个海军国家的编制,水师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因此必须设立外海水师和专门的水师衙门。请特派大臣将沿海七省水师改用兵轮,俾各省船厂、机局均归调节,以专责成。此后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即以七省供水师一军之饷。这本是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反复商量后待奏的主意,根据慈禧太后召见张佩纶时的懿旨,改由张佩纶上奏条陈,以使这个改变南北洋海军同步发展,统一全国海军建设的计划,不带有地方派系的痕迹。此次在津时,他又与李鸿章密议,决定用抽调闽局轮船回福州聚操的名义,把分布各省的船政局军舰重新集中起来,为统一七省兵轮水师张本。

  “扬武”舰启航了。军舰缓缓驶出威海湾东口,载着七省海军的美丽梦想。对一艘巡洋舰来说,这个梦想并不算沉重,但对一个36岁的青年官员,他却感到紧张。张佩纶还不知道,就在他们到达旅顺口那天,观音桥事件发生了。从此,命运之神将不再对他青睐,任何海军计划将与他断绝缘分。

  本文节选自《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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