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抗日名将郑洞国

　　“我当时看到那个太阳都是没有光芒的。”1948年，45岁的郑洞国临危受命，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主席，驻守长春孤城，与共军对峙，被困7个多月。从3月25日上任到10月21日投诚，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最为艰难和痛苦的一段时光”。

　　10月21日凌晨，郑洞国所在的司令部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该是共军发起的最后攻击吧，”他想。随即身着戎装，神色庄重，平躺在床上，准备用枕头下的手枪自戕，可手枪早已被部下收走，他被迫投诚。此时，“兵不血刃”，共军终于完成了对长春的“和平解放”。

　　20世纪50年代离开东北后，郑洞国后半生未再踏足这片土地。

　　失守长春

　　1950年郑洞国离开东北后再也未回过

　　长春，1948年7月，格外漫长和燥热，这是这座城被包围的第二个月。

　　“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到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作为司令官的郑洞国非常痛苦，

　　1948年10月21日凌晨，随着中央银行大楼外的一阵枪响，长春彻底解放。这一年的长春围城，是郑洞国军旅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

　　1950年郑洞国离开东北，后再也未回过这里。“文革”后，郑建邦在东北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曾邀请祖父回东北，他也没有答应；吉林省党政领导也多次邀请他回长春看看，他都婉言拒绝。

　　他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诀别电报，“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

　　“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曾在缅北战场做过其随从参谋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如是评价郑洞国。戎马半生，这位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脑中，大概从未有过投降的念头。

　　起初，在东北待了整整两年的郑洞国已对局势感到失望，想借病离开，远离内战，却临危受命，要驻守长春。“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有谁负责？”当晚郑洞国辗转反侧，最后说服了自己，在1948年3月底，带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心情，抵达长春赴任。

　　在经历了共军发动的冬季攻势之后，那时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据点。到任之后，郑洞国立即采取的做法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经过这些努力，他自信长春城防固若金汤，可以同共军较量一番。然而5月底长春机场的丢失，使空中交通中断，国军只能龟缩城内，再也不敢轻易大规模出击了。

　　此后5个月围城，长春真快成为“死城”。郑洞国这边，虽面对百姓的死去痛苦不已，但也“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

　　10月3日，郑洞国开始下令拼死突围，然而这时，他发现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打了几天，毫无结果。

　　锦州失守的第二天，10月16日，蒋介石命令突围。紧急时刻，国民党60军起义了，长春一分为二。

　　60军军长曾泽生给郑洞国写了封信，劝其起义，但郑想起蒋介石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唯恐(自己)在这最后关头因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主求荣’的坏名，故宁愿死心塌地地顽抗到底。”

　　共军代表给他打电话，劝他不要做无谓牺牲，郑洞国愤愤地答道：“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新7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他，希望郑能一同起义。他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

　　19日上午，国民党新7军全体官兵放下武器，这前后，包括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国民党驻长春各部队也相继集体投诚，只有兵团特务团还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内抵抗，成为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孤岛。

　　此时对郑洞国来说，是真的山穷水尽了。20日夜，他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诀别电报，“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做好了随时殉职的准备。

　　21日凌晨，中央银行大楼外突然枪声阵阵，郑身着戎装，平躺在床上，准备自戕，却伸手找不到手枪，他生怕稍迟一刻成为共军俘虏，忙站起来，慌张地在室内寻找任何可以结束生命的器械，不过闯入的国军卫士将他团团围住，阻止了他。原来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已与共产党谈妥，当日朝天放枪，佯装抵抗后放下武器。

　　第二天，郑洞国经永吉，被送往哈尔滨解放区。

　　两天后，《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说“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于廿一日上午发出最后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三百官兵，亦全体殉职。”

　　在上海看到这篇报道的郑洞国第二任妻子陈碧莲悲痛欲绝，9月，她还曾写信给郑，问其安好，又担忧又焦急，怪他：“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

　　然而另一边，21日的《人民日报》就已发表《郑洞国率部投降 长春完全解放》，后《东北日报》发表了郑洞国到达哈尔滨车站的照片。

　　至此，郑洞国的军旅生涯结束。

　　冒名考试

　　考入黄埔一期开始戎马生涯，成为名将

　　郑洞国一生的事业始于黄埔军校。

　　1903年生于湖南石门县南岳寺村一个农民家庭的郑洞国，家里排行老小，有长自己14岁的兄长郑潼国，还有3位姐姐。尽管家里条件不佳，但读过两年私塾的郑父千方百计供潼国、洞国两个儿子读书。郑潼国赴日留学后，回到家乡教书，他口中的“民主”“革命”这类新鲜词语，给郑洞国留下一个观念：清朝皇帝不好，必须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中国才有希望。

　　1921年，他弃学投考湖南陆军讲武堂，但由于局势混乱，讲武堂无法开办，又只好回到石门县，接着读书。从军不成，郑洞国后来只好报考长沙的商业专门学校(今湖南大学前身)，开始学习经商。

　　然而1924年，孙中山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郑洞国耳朵里，他说服兄长借钱给自己，没有告诉家里其他人，再一次弃学从军，这次，他来到了广州。

　　但他还是去得晚了些，此时，军校第一期的报名已经截止。正当他大失所望时，朋友黄鳌说，自己初到广州时，怕一次考不上，先后报了两次名。现在他已被录取，却还空着一个名额，建议郑顶着他的名字去考试。郑想了想，觉得除此也无他计，于是决定大胆冒名一试。

　　就此，郑洞国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始了24年的戎马生活。先后参加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成为名将。再卷入国共内战的东北战场，1948年长春被围困后，他被迫放下武器。

　　随后，郑洞国参与到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中来。1952年，他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后来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于1979年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还是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三次婚姻

　　对于覃氏的死，他悲痛万分，与她结婚十余载，两人和睦相待

　　1918年，经父亲包办，15岁的郑洞国就和同乡一名大他8岁的农家姑娘覃腊娥结婚了。3年后，他的第一个孩子郑凤云出生，两年后，长子郑安飞出世。第一次东征后，郑洞国回了趟老家，看到了两年未见的妻儿，这期间，覃腊娥又有了次子郑安腾。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郑洞国派人将在湖南老家的父亲和妻儿接到蚌埠团聚。然而中原大战硝烟还未停，覃腊娥携子女去武昌居住时，不幸感染风寒病故。

　　他在回忆录中说，听到这个噩耗时，兄长的话犹如惊雷击顶，他眼前一黑，顿时晕厥在地，不知过了多久，才渐渐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对于覃氏的死，他悲痛万分，与她结婚十余载，两人和睦相待，互相从未红过脸。

　　祸不单行，第二年，郑父和郑潼国护送覃腊娥灵柩回石门，路途上，竟遇土匪，郑父惨遭杀害。数月之间，先后两位亲人离世。

　　郑洞国的第二次婚姻始于1933年，他出差南京，看望病中住院的老乡，与陈碧莲邂逅。30岁的郑洞国和17岁的陈碧莲几乎是一见钟情。婚后他继续四处征战，而只要军队一有短暂驻扎时间，她便赶去与他团聚。两人虽未有生育，感情还算融洽。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初，当他决定接受周恩来邀请，回北京工作时，陈以不服北方水土为由，不愿一同前往，两人最后协商离婚。

　　经友人介绍，郑洞国在北京认识了第三任妻子顾贤娟，彼时郑52岁，顾35岁，还带着与前夫生下的一女。婚后一年多，顾氏生下一女，取名安玉。

　　1972年夏，顾贤娟病故。郑洞国在给儿媳焦俊保的信中说：“贤娟的死，是我人生又一次最大的打击。”5年后，21岁的女儿郑安玉，竟被工作厂内一个求爱不成的男青年残忍杀害。此时的郑洞国，在北京又孑然一身了。

　　后来陈碧莲还提出想和他复合，但被郑洞国拒绝。郑建邦回忆，陈碧莲活到了90多岁，他们还会经常去上海看望这位继祖母，“每次一说她都很后悔，当时三十几岁，太任性，没有跟我祖父去北京。”

　　次子台湾失联

　　上世纪80年代郑洞国曾尝试寻找，却至今杳无音信

　　1948年，当郑洞国被困长春时，郑安飞和郑安腾收到蒋介石送的钱，决定去台湾读书。兄弟俩发现台湾当时也是人心惶惶，待了两个月，郑安飞选择回大陆继续读书，而郑安腾则留在了那里。

　　此后海峡两岸，郑安腾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上世纪80年代大陆与台湾恢复交往后，郑洞国曾尝试寻找次子，却至今杳无音讯。

　　作为军人，郑洞国与家人团聚的次数几乎屈指可数，也很少亲近自己的孩子。他回想起东征后第一次回乡探亲，郑凤云和郑安飞躲在覃氏的身后，怯怯地看着他，不敢说话。覃氏死后，3个孩子便过着寄人篱下、漂泊不定的生活。抗战期间，郑凤云嫁给其表兄陈某，从此一直生活在石门乡间。抗战胜利后，郑安飞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后被分配到沈阳工作。

　　“文革”期间，郑洞国的家被红卫兵“光顾”过两次，但两次都“很文明”，郑建邦后来想，或许是周恩来总理保护了祖父。倒是儿子郑安飞，由于去过台湾不被信任，饱受迫害。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郑安飞一家才在组织的照顾下，迁居北京，和郑洞国一起生活。郑建邦留在阜新县做知青，后考上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北京工作。

　　郑洞国和孩子的话并不多，长孙郑建邦回忆，小时候常看到祖父和父亲俩在一个房间，一天也不说一句话。相比于父子之间的生分，郑洞国对孙辈则温和很多。郑建邦眼中的祖父一点都不威严，“不了解他过去的人，不会知道他是军人。”他极少主动跟孩子们回忆过去的戎马生活，常给他们谈论的都是历史或古代诗词。后来需要写回忆录时，也是郑建邦问一句，他答一句。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告诉家人：“我是个军人，对生死都看得很淡，你们不要为我难过，好好生活，我这一生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看到祖国统一，如果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参考资料

　　黄仁宇著 张逸安译《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2001年

　　章戈、石灃《黄埔忠魂———郑洞国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

　　张正隆《雪白血红：国共东北大决战历史真相》，香港天地图书，1991年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

　　郑建邦、胡耀平《铁血忠魂———中国抗日名将郑洞国图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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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庆榴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教授)

　　李杨

　　(广州市社科院黄埔军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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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南都记者万蜜 实习生 古晓彤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华锐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