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7日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7月1日发表题为《民主自由和苹果派不是外交政策》的文章，作者为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文章内容如下：

　　到底出什么问题了？伊拉克四分五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刚刚宣布成立新的哈里发国家。阿富汗总统选举遭到质疑，黑幕重重。伊朗核谈判进展缓慢，反对者在酝酿彻底断送谈判的新手段。乌克兰形势一团糟，尝试性停火行将失败。中国不断四处出击。日本即将重走军事化道路。英国越发接近于脱离欧盟。

　　人类暴力活动的总体水平虽然在下降，但世界政治似乎每周都在陷入更严重的失控状态。

　　自由主义导致外交失败

　　冷战后美国的三位总统都犯下了不少错误，但他们的许多错误都有着共同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自由理想主义在美国实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跨越党派界限，把民主党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与共和党的新保守派团结在了一起。北约东扩的背后目的是把自由主义扩散到东欧。所谓的自由主义鹰派之所以在伊拉克问题上加入新保守派的行列，这也是个重要原因。这解释了美国在“9·11”袭击后为何试图把民主输出到阿富汗和整个中东，而不是专心对付“基地”组织。这是比尔·克林顿的“接触与扩大”战略、乔治·W·布什的“自由原则”和奥巴马起初支持“阿拉伯之春”并决定干预利比亚局势的基础。简言之，这是美国近年来外交政策的复杂全貌的中心线索。

　　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一套明确的道德和政治要求。它把个人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认为所有人都具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提防着不受制约的权力。他们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人。相应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体，支持法治、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他们还认为，如果这些实践能够推广到全世界，大多数人都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自由主义的核心特点极具吸引力，我本人都为自己生活在自由的美国而感到非常庆幸。不过，这些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具有道德吸引力，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实施外交政策的有效指引。事实上，过去的20年表明，如果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基于自由主义理念，往往会导致惨重失败。

　　道德蓝图缺乏执行策略

　　核心问题在于，自由主义并未告诉我们，如何把它的道德真理转化为实践这些真理的明确而有效的策略。自由主义确立了一套道德目标，也就是所有社会都应该遵循的蓝图，但却没有说明，如果某个国家或者领导人拒绝“做正确的事”，自由主义国家应该怎样应对。

　　首先看一看，每当某个外国政府采取明显不符合自由主义的行为方式，或者反对美国和西方推广人权、民主或其他重要的自由主义原则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美国领导人的自动反应就是愤怒声讨，然后谴责这个外国领导人反动，在最好的情况下说他误入歧途，在最坏的情况下说他是邪恶的象征。

　　如果道德谴责失败了，自由主义就拿不出其他有效的替代性选择了。经济制裁是一种乏力的手段，通常只会壮大而不是削弱威权统治者的力量。此外，这些制裁给所有民众带来了巨大苦难，而统治阶层的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却毫发未损。仅凭这一点，所有关注民众实际状况的人就应该三思而后行。

　　然而，如果试图在枪口下散播自由主义理念，情况会更糟糕。如同我们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和其他许多地方看到的那样，暴力的“政权更替”其实就是摧毁现有的政治和社会机构。遗憾的是，旧秩序的崩溃和随后的外来占领进一步降低了形成有效民主制度的可能性。由此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成全了热衷暴力的人，迫使当地民众转向身份特性的古老源头寻求保护。

　　此外，谋求发动理想主义圣战的自由主义政府最终往往为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向本国人民撒谎，还不得不维持规模庞大而隐秘的国家安全机构。自相矛盾的是，自由主义社会越是试图把自己的信条传播给其他人，在国内就越会损害这些价值观。我们只要看看美国政治在过去20年间的发展变化，就会对这种倾向一目了然。

　　最后，由于大多数自由主义人士坚信他们的信念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他们未能意识到，不自由的社会可能并不欢迎这些来自国外的厚礼。相反，外来干预越是出于善意，这种干预就可能引发越强烈的排斥反应。外国独裁者会加大镇压力度。外界本以为民众会用鲜花欢迎解放者，结果他们送上的却是简易爆炸装置。大规模建国计划最终扭曲了当地经济，助长了腐败。

　　推广理念首应完善自身

　　结论显而易见。如果美国和其他自由主义国家集中精力在本国更好地践行他们最看重的政治价值观，而不是试图将之输出到别国，那将会更有效地推广这些观念。如果西方社会繁荣、正义、具有竞争力，并且践行它们宣扬的理念，那么其他国家的民众就会想要仿效其中一些或者所有做法，并且根据本国的情况做出适当调整。

　　在某些国家，这个进程也许很快会出现，在其他国家则要在展开艰苦斗争后才能出现，在某些地方可能要经历数十年时间。这个事实虽然令人遗憾，但却是现实的。这个进程在西方花费了数百年，如果像美国自1992年以来所做的那样，试图加快这个进程，则更有可能阻碍而不是促进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推广。

　　【延伸阅读】

　　美媒列出考验美国十大谜题：资本主义扼杀民主

　　2014-02-10 09:24:00

　　中新网2月10日电 据美国媒体10日报道，美刊近日列出10个挑战美国的待解谜题，居首位的是“资本主义是确保自由市场竞争还是扼杀民主”。

　　《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列出10个疑问最大、最令人灰心、代价也最高的谜题。报道称，人类（尤其是投资者）甚至不愿承认它们的存在，更不用说设法解决了。请问自己有哪些谜题需要去破解：

　　1. 资本主义是确保自由市场竞争……还是扼杀民主？

　　为什么民主在逐渐消亡？没错，民主的幻象还活在我们的历史书和政客的说辞中，操纵着9500万投资者的思维。宣传机器还在转动，但美国人1776年以来为之斗争和献身的民主正在走向死亡。美国掌握在超级富豪的手中。忘掉选民选入华盛顿的537名政客吧。他们是由超级富豪组成的精英阶层（通过他们的说客来控制美国）的傀儡。大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2. 永恒增长会造就强劲的经济……还是会拖累国内生产总值（GDP）？

　　资产管理公司GMO的创始人杰里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警告称：GDP增速高达3.4%的繁荣局面曾持续了一个世纪，之后美国GDP增速“较20世纪60年代的峰值下降了逾1.5%，并较过去30年平均值下降近1%”，因为不平等状况加剧。更糟糕的是，“未来美国GDP年增幅可能仅能达到1.4%左右”。美国能够逆转这一趋势吗？

　　3. 乐观主义成就了你的美国梦……还是成了你最大的敌人？

　　对互联网业以及次债的下注令华尔街损失了逾10万亿美元。金融服务公司Motley Fool的摩根樠泽尔（Morgan Housel）说：“在每次泡沫中，投资者都会截取历史数据来建立模型，让模型显示他们想看的东西：低风险和高回报。”是的，“当你想要相信某种东西时，你会采取必要行动来说服自己这是真的。比如忽略挡道的历史数据”。你的大脑是否在误导你？

　　4. 石油够用200年……还是世界会在50年内毁灭？

　　石油巨头宣称，全球有“1.4万亿桶石油，足够使用至少200年”。另外还有“2.7×1015立方英尺（合7.6×1013立方米）天然气，可持续使用120年……4860亿吨煤炭，可用逾450年”。石油能用200年。这太可怕了，石油可是有毒的，会在50年内把人类杀死。《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的环保人士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说：“我们拥有的有据可查的油气和煤炭储量是气候科学家认为的安全燃烧量的五倍。”但谁说得对呢？

　　5. 全球变暖问题将得到解决……还是人类缺乏政治意愿？

　　全球气候变暖带着60万亿美元的价码。但在这项任务中，政界却缺乏行动的意愿。为什么呢？多数美国人在心理上都是“橱柜里的资本家”。行为科学家发现，当人类在今天的钱包和为明天而保护环境之间进行选择时，大脑会倾向于短期的自我利益。人类是今天的资本家，是明天的环保人士。但一旦拖延就会为时过晚。怎样才能增强政治意愿呢？

　　6. 硅谷的创新将拯救我们……还是创新步伐太小，速度太慢？

　　硅谷正在与六大致命阻力以及美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展开一场必输无疑的斗争。创新能使美国不致在零增长的经济环境中沦为二流超级大国吗？乐观主义者的答案是肯定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的答案则是否定的，他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挑战性观点：“美国经济增长结束了吗？”硅谷的创新速度还不够快，无法解决真正的大问题。有没有人能解决呢？

　　7. 华尔街的股票投资建议会让所有人更富有……还是只造福前1%的最富有人群？

　　先锋集团（Vanguard）的杰克娠格尔（Jack Bogle）是低费率指数型基金之父，他说，“投资者赚得的是剔除所有费用之后的收益”，他还说，“就像在赌场赌博一样，在庄荷卷走他们的份额之前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之后则成为失败者的游戏。因此，跑赢股市和债市在剔除费用之前是一种零和博弈，在此之后则是失败者的游戏。经纪机构永远是赢家，他们会卷走你三分之一的钱。为什么要任由他们这样做呢？

　　8. 行为经济学让我们更理性……还是更愚蠢？

　　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愠蕓曼（Daniel Kahneman）因戳穿华尔街的“理性投资者”谎言而赢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今情况更糟糕了，神经经济学家也加入了华尔街的雇员队伍。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在他的名著《行为金融学发展II》（Advances in Behavioral Finance II）一书中称，华尔街“需要非理性、无知透顶……愿意持有定价过高资产的投资者”。华尔街是内部人士的印钞机，他们不想要有见识的理性投资者，他们要让我们蒙在鼓里。为什么不终止这一切呢？

　　9. 金融扫盲计划能帮助普通人……还是只能让华尔街受益？

　　华尔街热衷搞金融扫盲计划，他们可以操纵内容，对你进行洗脑。这些计划对90%的美国人都没什么用处，可以说是输家的游戏。你的大脑不是理性的，你不可能为大脑重新布线或重新编程。但华尔街可以，他们用你非理性的一面来对付你，每年从9500万美国人口袋里吸走千亿美元。为何不予以抵制呢？

　　10. 下一代人会更好……还是他们已经放弃了？

　　《时代》杂志警告称：“你们不是最伟大的新一代。千禧一代并未试图继承建设成就，他们是在毫无建树的世界里长大的。”人们互不信任。老人统治世界，他们陷在上个世纪中无法自拔。缺少道德领导，没有信任，资本主义为这一切雪上加霜。你在继承一个巨大的乱局，但你却否认现实，保持疏离。统治世界的老家伙们做的每件事都在妨碍你的未来。为什么不振作起来呢？醒醒吧？

　　【延伸阅读】

　　外媒：民主发育过程漫长 不可能通过转型实现（五）

　　2014-05-09 15:00:00

　　参考消息网5月9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3月13日刊发题为《民主有可能通过转型实现吗？》的文章，作者为中国安邦集团董事长、首席分析师陈功。

　　民主须有政治发育

　　最近几年，“转型”这一词汇相当流行，很多人期待民主转型能够在中国实现。什么是“转型”？

　　说到社会转型，就不能不提及“阿拉伯之春”。埃及是在转型，突尼斯是在转型，利比亚革命是转型，整个“阿拉伯之春”其实就是社会向民主的转型，但这些转型并不成功。从社会实践结果来看，“转型”其实只是西方理论界的理论和概念，更是西方政治家不成功的理想实践。

　　在转型问题上，关键之处在于西方理论家的一个错误。他们不明白的是，民主并不能通过转型来实现。

　　西方的民主是一种有序的民主，它提供了一种有序而自觉的社会环境。但很多西方政治家和西方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在享受着真正民主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要求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冒着混乱和丧失发展财富的危险去追求他们自己其实也不太明白的所谓“不言而喻的真理”。一旦这种意图与社会愤懑相结合，所造成的危险和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民主是一种强烈的秩序，是一种明显的自我约束体制和理念，民主自古就是社会秩序的理想化身。民主的实现，与能否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信奉有关，而能否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信奉，以致形成共识，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以致民主政体系统的最终形成，它们与民主的关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真实而充分必要的政治过程。

　　民主元素缺一不可

　　所谓“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是指一个复杂的、理性的、综合的社会运动过程。在这样的政治发育过程中，首先要有一大帮具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去组织去宣传民主政体的好处。他们的鼓动和宣传，最终形成了整体社会的一个教育基础，民众不但由此了解民主的益处，并且愿意让自己的利益融入这样的社会秩序当中，而不会总是期待个人利益超越社会秩序。

　　事实上，仅仅靠这样的一帮政治人物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外部和内部的社会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宗教环境和外部社会压力。

　　最后还有普遍的教育和学习，这是大众知识和民主意识的培养和塑造系统。一律的无知，一律的自我，只会造就盲目的跟风和暴民，不会形成理性，更不会形成秩序。

　　这些缺一不可的民主元素，西方国家大都具备，所以民主政体才能得以稳定实现并存在。

　　发育过程修远漫长

　　那么这样的政治发育过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对于那些急切期盼民主社会到来的人，必然要问到这个问题。如果以香港为例，大概需要50年以上的时间。如果以土耳其为例来看，也需要同样的时间。

　　香港社会，港英政府开始的时候进行的也是总督治下的独裁统治，维护的是英国的国家利益。后来在上世纪中期发生了各种社会运动，同时香港的腐败问题也很严重，于是港英政府开始更多地咨询民意，更多地利用香港华人社会来治理香港。此后的香港逐渐地步入法制轨道，但尚未完全实现民主选举。如果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计算的话，那么迄今已经有50余年了。

　　如果从埃尔多安政府开始计算，土耳其稳定的民选政府，实际仅仅开始了11年的时间，而且治下的腐败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动荡还有严重化的趋势，所以算起来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发育过程恐怕也需要50年的时间。

　　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经济因素在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民主政治发育过程中，必然涉及社会重大利益的重组，这种利益重组的完美程度，决定了民主的秩序和结果。否则，只是提供了颠覆民主化成果的基石。

　　五大阶段逐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并非是线性的平滑过程，这总会涉及不同的阶段，其中有进步，有反复，甚至有重大挫败。

　　陈功以为民主的发育过程，可以这样分为五个阶段：民生、民意、民法、民权、民主。民生阶段，主要就是市场经济阶段，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造成普遍富裕，市场打通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培育了民主。民意阶段，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导致财富积聚，而财富地位将会导致各种意见的表达，社会意见渠道将会形成并互动，甚至相互打通造成社会舆论声浪。民法阶段，主要是因为各种意见的表达，均具有不同的利益角度，需要一个权威的整合，用法律来加以体现，而法律是要靠有代表性的权威来制订的，所以这个阶段是威权与法律相融合的时代。民权阶段，是在前面几个阶段顺利达成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个阶段的民众意识和权力意识已经拥有了理性基础，权力格局已经趋于稳定，宪法得到共同的尊重。最后的阶段，才是真正的民主阶段，是理性政治秩序阶段。

　　尊重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会错的，人们应该承认，民主的确是一个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好东西”，它绝对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它代表着未来的大趋势，它只有在我们的长期实践基础之上才能真正而有效地实现。

　　【延伸阅读】

　　外媒：美国利用互联网在全球极力“推行民主”

　　2014-05-09 09:32:00

　　参考消息网5月9日报道 据西班牙《国家报》5月7日报道，在美国政府通过社交网络推动古巴政治变革的计划曝光一个月之后，当互联网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的组织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今天极力推崇社交网络在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推行民主过程中的重要性。

　　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在美洲协会的年会上发表讲话时被问到“古巴版推特”计划的问题，她不仅极力为这个失败的计划辩解，而且鼓励所有人将互联网当作诉求扩音器，无论是古巴人还是其他国家的公民。

　　雅各布森说：“我希望我们不要因为一项计划就争论不休、反应过度。我将继续鼓励人们使用社交网络来为民主服务。社交网络的空间令人难以置信地有效。”

　　至于在2012年终结的这项针对古巴的计划，她请求不要“诋毁”使用互联网来推动民主的做法，并承认曾经寻求联络一些活跃分子和个体来鼓励人们公开谈论一些事务，如委内瑞拉、乌克兰、突尼斯和埃及等国的事态。

　　根据美联社的一项调查，开设于2009年的古巴版推特“ZunZuneo”在全古巴的用户量曾达到4万多。这个社交网站是美国政府秘密策划并资助的，目的是通过传播煽动“古巴之春”的政治内容来推动古巴的变革。这项计划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

　　【延伸阅读】

　　《经济学家》：西方民主的病在哪儿？（一）

　　2014-05-04 15:02:00

　　参考消息网5月4日报道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3月1日一期刊发文章称，推翻乌克兰政权的抗议者们对祖国怀有美好憧憬。他们呼吁向欧盟靠拢、终止俄罗斯干涉内政、推翻窃国贼亚努科维奇、建立廉洁政府。但是，他们最根本的要求与许多人几十年来奋斗的目标一样，即对抗腐败、蛮横的专制政府。他们渴望按规则办事的民主政体。

　　个中缘由众人皆知。大体上讲，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富裕，卷入战火的几率较小，反腐败更加有力。从深层次看，民主国家让人们直抒胸臆，决定子女和本人的命运。全世界这么多人、这么多地方愿意付出这么大代价，一起为了民主之理念而奋斗，这是其不朽魅力最好的证明。

　　然而，最近基辅等地的欢呼声背后夹杂着焦虑，因为好几个国家都上演了同一种令人不安的运动模式。民主聚集在重要广场。在民众的坚强护卫和全球新闻媒体的聚焦下，政府被迫让步。全球欢呼政权垮台，愿为建立民主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可是，赶走独裁者容易，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则困难得多。新政府举步维艰，经济疲软，结果整个国家没比革命前好多少。这就是阿拉伯革命和10年前的乌克兰橙色革命的故事。2004年，亚努科维奇被街头抗议赶下台，2010年又被选为总统，之后反对派再度上台，国家状况还是一样糟糕。

　　乌克兰乱局

　　民主正在经历艰难时世。独裁者被赶下台以后，反对派大多无法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甚至在那些业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体制的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社会上弥漫着对政治的幻灭情绪。然而，仅仅几年前，民主还大有统治世界之势。

　　20世纪下半叶，民主在那些最困难的地域生根发芽——遭纳粹重创的德国、穷人最多的印度、经历过种族隔离的南非。反殖民浪潮创造了一大批民主化的亚非国家，民主政府取代了专制政权。苏联垮台创造了一批中亚的新兴民主国家。美国智库自由之家统计，截至2000年，全世界共有120个民主国家，占全世界总人口的63%。

　　那一年，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在华沙齐聚一堂，参加世界民主论坛，宣布“人民意志”乃是“政府权威之基础”。美国国务院发布报告，“现在看来，民主取得了最终胜利”。

　　但冷静地来看，民主的胜利没有那么多必然性。20世纪晚期的进步势头在21世纪终止了。今年，全世界约40%的人口将参加自由、公平的选举。但是，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已经逆流。2000年以来，民主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民主的问题已经没法用简单的数字来呈现。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国家已经滑向专制政权，民主只剩选举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运转所需要的人权和体制保障。

　　胜利能够点燃人们对民主的信心，例如政权更迭之际的开罗和基辅，但随后便再度熄灭。在非西方地区，民主屡屡崩溃。而在西方内部，民主常常与债台高筑、运作失灵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损害其国内外的名声。民主永远有批评者，但现在，西方内部出现种种缺陷，其海外形象日益脆弱。于是，原来的批评声音重新被加以严肃对待。民主失势，原因何在？

　　历史轮回

　　有两个原因。其一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二是中国崛起。金融危机造成的心理创伤与经济损失一样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弱点，破坏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西方政府数十年来持续发放福利，任凭债务不断升高，政客们以为他们已经超越了繁荣泡沫的循环并解除了风险。许多人对本国政治体制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尤其是当银行家们为自己订制高额奖金时，各国政府却掏出纳税人的钱为银行纾困。金融危机让华盛顿共识招致新兴世界齐声谴责。

　　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垄断。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观察到，美国每3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而中国过去30年间每1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的模式——共产党严密控制以及稳定的选贤任能——比民主效率更高，更能避免僵局。中国领导人每10年左右换一届，按照完成施政目标的能力选拔干部。

　　批评者们谴责中国政府用各种措施控制民意，无论是关押异议者或审查网络言论。不过，中国政府严密控制的决心反过来也证明了对民意的关切。同时，中国领导人有能力处理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困扰民主国家数十年。例如，中国仅用两年就实现2.4亿农民享受养老保险——这要比美国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总人口多得多。

　　许多中国人愿意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忍受现行体制。2013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十分满意”，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1%。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提出，民主正在破坏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因为民主使得政治僵局制度化、轻视决策、还产生了小布什这样的二流总统。北京大学的俞可平提出，民主使得一些简单事情“过于复杂和琐碎”，让“某些擅长甜言蜜语的政客误导民众”。同样来自北京大学的王缉思观察到，“许多引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遭遇社会动荡和骚乱”，中国则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从非洲（卢旺达）到中东（迪拜）、东南亚（越南），都在严肃对待这一意见。

　　面对2000年以来一系列的民主派失望情绪，中国的发展显得更加强势。第一个重大挫折是在俄罗斯。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的民主化进程似乎不可阻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叶利钦领导下醉醺醺地朝民主走了几步。但1999年末，他将权力移交给普京。这位后现代沙皇已经摧毁了俄罗斯的民主实质。委内瑞拉、乌克兰、阿根廷等地的独裁者依样画葫芦，没有完全抛弃、而是维持着民主的假象。这让民主的信誉进一步受损。

　　第二个重大挫折是伊拉克战争。2003年美国领导的侵略战争结束后，传说中萨达姆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兑现。随后，小布什又把战争的借口换成了自由与民主。“自由国家协同一致推动民主，乃是敌人失败的先声。”他在总统连任讲话上说。但这让民主进程遭受重创。左翼人士找到了新的证据，证明民主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遮羞布。现实主义外交家则认为，当前伊拉克日益动荡的局势再度表明，美国领导的民主化进程不是社会不稳定的解药——美国一旦放弃领导权，社会就动荡了。

　　第三个严重挫折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权2011年垮台，浪潮般的抗议活动让人们看到希望，以为民主将在中东地区传播开来。但颂歌随即变成悲鸣。埃及大选的赢家不是自由派，而是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把民主当作赢家通吃的体制。2013年7月，军方介入逮捕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关押穆兄会高层人士，杀害数以百计的抗议者。埃及局势与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无政府状态一道打破了“阿拉伯之春”的希望。

　　同时，民主阵营的某些新成员成绩不佳。南非自1994年引入民主体制以来，一直是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统治。该党越来越自私自利。土耳其一度将温和的伊斯兰教与繁荣、民主结合在一起，而现在正堕入腐败与专制的深渊。孟加拉国、泰国和柬埔寨的反对党要么抵制大选，要么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维持民主正常运转是一项非常漫长的工作，那种以为民主可以自己迅速生根发芽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虽然民主如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所说是“普世的追求”，但它还是一种基于文化的实践。西方国家几乎都是在建立复杂的政治制度很长时间以后才落实选举权，实现强有力的公民组织和宪法权利，而西方社会一贯珍视个人权利与司法独立等理念。

　　不过，原本视为民主范例的体制最近几年却变得过时而无用。美国已成为政治僵局的代名词。这个国家如此痴迷于党派之争，以至于过去两年间两度站在债务违约的悬崖边缘。分割选区以谋取选举优势的行为也侵蚀了美国民主。这种行为鼓励极端主义，因为政客们只顾吸引“死忠”选民，抛弃了大量的普通选民。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要应对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所有这一切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美国民主是可以买卖的，富人权力比穷人大，尽管说客和金主们宣称政党开销是在践行言论自由的权利。结果是，美国的形象——乃至民主本身——遭受可怕的冲击。

　　欧盟也不是民主的榜样。1999年引入欧元主要是技术官僚的决策；只有两个国家（丹麦和瑞典）就此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结果都是否决）。巩固欧盟权力的《里斯本条约》遭选民们错误地投票否决。欧元危机最困难的日子里，欧元精英们强迫意大利和希腊用技术官僚取代民选领导人。欧洲议会修补民主赤字的努力失败了，这一机构本身遭到忽视与鄙夷。欧盟已成为孕育民粹主义政党的沃土，荷兰自由党的海尔特·维尔德斯和法国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等人宣称，将捍卫普通百姓，对抗傲慢、无能的精英。希腊的金色黎明党正在考验民主国家对纳粹式政党的容忍限度。原本用来遏制欧洲民粹主义的机制，如今却让它死灰复燃。

　　民主的坏脾气

　　甚至在其心脏地带，民主也遭受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小毛病。自民主的黎明——19世纪晚期以来，民主通过民族国家和全国性议会得以体现。人民选出代表，在一定时期内行使国家权力。但这种安排从上到下均遭到冲击。

　　从上层来看，全球化改变了一国政治的根基。国家领导人将一大部分权力移交给全球市场和跨国主体。结果，政治家无法向选民兑现承诺，国际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来自底层的挑战同样严峻：NGO和说客等“微观权力”正在扰乱传统政治结构。互联网让微观权力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变得更加便利；观众们每个星期参与一次生活秀的投票，网民们轻点鼠标便可发出联署信，在这样的世界，每隔几年才轮到一次的政治选举越来越与时代脱节。

　　但是，民主面临的最大挑战既不是来自上层，也不是来自底层，而是来自中间——选民本身。柏拉图关于民主的主要忧虑是市民“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乐”。这的确是真知灼见。民主政府逐渐习惯于背负庞大的结构性债务，借钱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忽视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过财政平衡。金融危机骤然暴露了此类以借债度日的民主国家的真面目。

　　随着危机后的刺激政策逐步缩小，政客们现在必须直面两难困境。政客们要想说服选民接受财政紧缩，那么他们在选举中就会不受欢迎。增长放缓、财政吃紧，导致利益集团争夺有限资源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更糟糕的是，这种竞争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西方世界展开。老人投票率比年轻人高，许多国家现在面临过去与未来的斗争，既有福利与未来投资的斗争。

　　日益蔓延的厌倦情绪让民主雪上加霜。发达国家的党员数量持续下降：仅仅1%的英国人现在参加政党，而1950年的数字是20%。选民数量也在下降，一项针对49个民主国家的研究显示，选民数量从1980—1984年至2007—2013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2012年针对7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显示，逾半数选民“根本不信任政府”。同年英国尤戈夫调查公司针对英国选民的调查表明，62%的受访者认为“政客永远在撒谎”。

　　同时，“闹着玩儿”和“游行抗议”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2010年，冰岛的“最佳党”承诺将公然腐败，却赢得足够选票，成功走进雷克雅未克市议会。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选民支持贝佩·格里洛——一位喜剧演员。如果人们真是一无所求，这种对政治的普遍厌倦情绪也许是健康的；但选民实际上有很多要求。结果将造成恶劣、不稳定的影响，一方面依赖政府，一方面却鄙视政府。这种依赖关系使得政府过度扩张、背负过多债务，而鄙夷的情绪剥夺了政府的合法性。民主的机能失调与坏脾气接踵而来。

　　心脏地带的民主问题有助于解释其他地方遭遇的困难。20世纪民主之所以运转良好，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的霸权：其他国家自然而然想要模仿世界领袖。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和欧洲失去了榜样的魅力和推广民主的胃口。既然美国政府连预算都通不过，更谈不上对未来的任何规划，那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把民主当作理想政体呢？既然欧元国家的精英们为了财政原则而踢走民选领导人，那独裁者们为什么要听从欧洲的民主教诲呢？

　　与此同时，新兴世界的民主国家遭遇了发达世界的同样问题。这些国家也受到短期开销的束缚，拿不出长期投资。巴西允许公务员53岁退休，却造不出一个现代化的机场。印度花钱收买各类团体，却没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各国的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被反民主的恶习所破坏。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伦奇写道，印度下院所有30岁以下的议员均出自政治世家。甚至资本家们都不再愿意支持民主：许多印度商业大亨一直在抱怨，印度的混乱民主造就糟糕的基础设施，而中国的威权体制造出了高速公路、漂亮的机场和高速铁路。

　　以前，民主也曾退却。如今事情没那么糟糕，但针对民主的优越性和必然性这一理念，中国造成的威胁远比共产主义来得大。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时指出，民主的外表总是看起来比内在虚弱：表面上各种混乱，实际上却具有很多内在力量。产生新的领导人，提供新的政策，民主国家能够比专制国家采取更加新颖的策略处理问题，虽然寻找正确的政策可能来来回回花费很多时间。但新兴民主国家和老牌民主国家若想确保胜利，都必须打牢根基。

　　让民主恢复正常

　　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穆勒等现代民主的奠基者最让人诧异的是他们的清醒态度。他们将民主视为有力、但不完美的机制：需要审慎设计，发挥人类的创造力，但还要制约反常的人性，确保机器正常工作，不断加油、调试、试验。

　　清醒的品格在建立民主制度伊始尤为重要。最近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失败的民主试验，原因之一就是过于看重选举，轻视了民主的其他必要因素。例如，国家的力量必须得到制衡，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必须得到保障。那些最成功的新兴民主国家，秘诀之一便是克服了多数主义的诱惑——赢得大选以后，多数派即可为所欲为。印度从1974年（除了实施紧急状态的那几年）、巴西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国都得以保持民主政体至今，原因都只有一个：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个人权利。

　　强有力的政制不但能够促进长期稳定，还可以减少少数派篡权的几率。它还能够支持打击腐败——发展中国家的祸根。相反，新兴民主国家受挫的第一个信号就是民选领导人逾越权力——通常是以代表大多数人的名义。

　　这类反自由的行为发生时，最需要吸取教训的是新兴民主政体的设计者：他们应当看到，对于健康的民主政体而言，强有力的分权制衡的重要性不亚于选举权。甚至谋求独揽大权的政客也应当从埃及和乌克兰吸取教训。

　　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也要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设。全球化和数字革命使得某些最受推崇的政治体制变得陈旧不堪。制度完备的民主国家需要将自身体制升级换代，解决本国问题，重新拾起民主的国际威望。某些国家已经开始有所准备。美国参议院采取措施，加大参议员阻挠提名的难度。一些州引入公开初选，并将划分选区的工作交给独立委员会。还有别的措施。改革政党资金政策，公布所有金主的名字，这也许能减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欧洲议会可以要求议员提供公款开销的发票。意大利议会有太多享受高薪的议员，上下议院权力过于均等，导致任何议案都难以通过。可是，改革者必须有大魄力。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最好办法是限制政府项目数量。解决政治厌倦情绪的最好办法是政客们少说大话。简而言之，政府越小，民主就越健康——这一理念可追溯至美国革命。

　　这些分权制衡的理念乃是出于对暴政的恐惧。但如今，尤其是在西方，扼杀民主的敌人越来越隐蔽。一个是政府规模。政府持续扩张，导致个人权利受损，特殊利益集团受益。另一个敌人是政府允诺空头支票的恶习，要么是发放根本承担不起的福利，要么是发动赢不了的战争（例如打击毒品）。选民和政府都必须认可限制政府扩张权力的欲望。现在正是时候在更大范围内限制政府权力。成熟的民主国家，与新兴民主国家一样，都需要对民选政府进行分权制衡。

　　对于虚弱的民主国家来说，赋予智者与好人以更大权力，这难道不是一剂良药吗？不尽然。无私的规则可以防止人们选择导致破产和社会停滞的政府支出方案，或者保护少数族裔免于迫害。但是，技术官僚的统治也有其局限性。在财政政策和福利改革等重大领域，权力应谨慎行使，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一些权力向上集中，由领导人和技术官僚决策，那么另一些权力则应下放给普通民众，以取得制衡。难点在于，如何利用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两股力量，不回避、不抗拒。既有的民主国家面临的两股力量——上层的全球化，下层的微观权力——如果取得平衡，就能够增强民主，而非破坏民主。

　　托克维尔提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市镇集会对于个人自由的意义，就像小学的科学课一样；它教导人民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用、享受民主。”市长的支持率通常是全国性政客的两倍。现代技术能够帮助实行现代版的托克维尔式市镇集会，推动公民参与和创新。过度的网络民主形式（每件事都要反反复复的投票）可能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操纵。但技术和直接民主能够相互制衡，打个比方，独立的预算委员会可以评估发起投票的成本和可行性。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过：“民主不会永远存在。它会衰弱、耗尽，然后自杀。从来没有哪个民主政体最终没有自杀。”显然他错了。民主是20世纪意识形态之争的伟大胜利者。但如果民主还想延续20世纪的辉煌战绩，它必须在幼时得到一丝不苟的呵护，成年后得到孜孜不倦的雕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