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参与返航飞行员：返航就是一种抗议行为

　　飞得最苦，拿得最少，这公平吗？

　　一位自称没有参与返航的飞行员李波说：“返航就是一种抗议行为，类似于静坐绝食。”

　　“云南飞行员上缴个税要突然增加20%-30%”是此次返航事件的导火索。此前，云南分公司空勤人员的飞行小时费是按8%的税率核定计算缴纳的，2006年，云南地税局开始要求公司“必须将飞行小时费并入工资薪金一并计算个税，并3次下达整改通知”，2007年的空勤人员小时费被要求在2008年3月31日前申报，4月7日前补缴。

　　“事情发生之前，中队开会，宣布了关于税收的问题，当时飞行员就感到不公平。”李波说，“同样是东航，为什么云南的要上20%-30%，而上海的却少得多？”“大家都觉得是领导和税务没有协调好，”他说，“云南分公司的老总是从上海总部调来的，他们的税在上海上。他们就像下乡挂职一样，在其位不谋其政。”

　　“不公平”是飞行员们在事后的诸多抱怨中最醒目的字眼。流传在飞行员大楼中的“公开信”认为，公司在航线的分配和干线支线的小时费问题上对云南公司明显不公平。东航对此的解释是，总部从全盘考虑航线分配，按照航线的重要性划分，飞支线的小时费自然会远远低于主干线。

　　但是，云南飞行员却觉得这只是总部的“借口”。“高原机场四边都是山，气象变化无常，跑道又短，很多公司的飞机都冲出过跑道，”云南分公司一位老飞行员赵梁(化名)说：“相比干线和国际航线而言，云南的支线飞行要花费同样的地面飞行准备时间，危险系数更高，但小时费却最低。“都知道飞支线最危险，刚起飞不久又要降落，收入还最低，怎么会没有意见？”

　　而一个更特殊的情况是，云南分公司一直是东航股份公司的一根“顶梁柱”。

　　“总部人老爱说我们以前盈利是因为垄断，这不对。”熟知内情的云南分公司员工陈群安(化名)说，去年，即便是在云南全省航空市场放开之后，云南分公司也仍旧向总部上交盈利1亿元，而股份公司全年盈利却只有5000万元。

　　“这就像是被迫跟亏损企业一起吃‘大锅饭’，最气人的是，吃的还是‘大锅饭’中最差的‘煳锅巴’！”

　　云南公司员工对“上海人”的反感甚至能从一个空乘的网络发言中看出：“东航总部来昆明飞包机，上来从来都很拽，进门就嚷嚷，我是总部的啦……不是要坐头等，就是要我们给他们放行李。”

　　“云南人”的种种不公平感似已累积较长时间。分公司飞行员待遇下降、分配不公平、企业内部科层化等级化、本地员工与东航总部员工之间的意见分歧等等，都成为了矛盾的焦点。

　　针对东航内部流传的“西北狼，高原猪”的顺口溜，李波说，“西北狼”是指西北分公司的人擅长“和总部闹”，待遇相对提高，而“高原猪”则是在讥讽云南分公司的人“每天只会干脏活累活不会闹待遇，给什么吃什么”。

　　不能辞职，不能请假，那返航呢？

　　“返航事件”只是东航系列辞职罢飞事件中一个最糟糕的版本。

　　李波告诉记者，过去几年中，云南分公司的飞行员们曾有过两次抗议式的集体行动，但均以失败告终。

　　去年“十一”国庆黄金周之前，他们酝酿着学习其他分公司的飞行员搞“集体请假”，但公司高层闻讯后逐个分化瓦解，同样未遂。云南分公司飞行员的利益诉求似乎没有引起东航高层的重视。

　　“返航”显然成了飞行员们最觉“安全”的一个反抗方式。

　　从技术上说，返航是机长的权力，甚至是绝对不容干涉的权力。这一民用航空安全的金科玉律，被当事飞行员们当作了“尚方宝剑”。

　　“塔台给的着陆条件只是参考，因为塔台的测试仪器在地面，而云南的省内机场地形复杂，风都比较乱。”李波说，返航事件中，最可能出现的空地对话是：“机长说，‘风太乱，我们返航了。’”

　　陈群安分析，“这次，可能某个航班遇到了天气原因，也可能一切正常，但他返航了，后面的就马上跟着做了，有一种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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