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战斗力生成面临机械化信息化双重目标

　　“多种安全威胁”

　　军队面临新挑战

　　南都：十七大报告也提到“反恐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中国这些年来是不是越来越主动了？

　　程亚文：是这样的。反恐，维和，以往这些东西和国家利益的关联不是很大，但现在关联很大：我国对外贸易已经占到GDP的70%以上，对国外资源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目前中国石油海外供给，主要通过印度洋、太平洋运输过来，而这两大海域是海盗、恐怖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维护海洋交通路线、原料供给的安全，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就需要部队去考虑。另外，中国的国家利益延伸到海外后，要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也在增多，军队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也要有新的思考和处置。

　　王泠一：以前，我们一般认为，国家对内维护领土完整作战，而现在则强调了联合反恐，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军事合作及联合反恐演习。

　　此外，我们经常去海地、非洲等一些冲突热点地带进行维和。这几年，无论在反恐上，还是在维和上，投入的精力都比以前大。因为军队实力的发展，还有一个是提升国际威望的要求，另外，物质力量的增加也为它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南都：“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十七大报告里所谓的“多种安全威胁”，具体指什么？

　　程亚文：多种安全威胁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对每个国家不一样，中国以前传统模式主要是在自己本国的领土、领空之内维护自己的安全。如经济安全问题、海外打击恐怖主义等都没有纳入到传统安全之内。现在，国家利益拓展，全世界到处都有我国经济利益，全世界到处都有我国公民做生意，如何保护公民利益、生命财产安全，像这类安全问题，都是非传统安全问题。

　　这就给我们军队的职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如何在海外维护各种利益？这不光是军队的事情，而是国家外交等各方面一起来完成的一个任务，但军队在此必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强军不仅是养人

　　而是提升战斗力

　　南都：既然富国和强军是统一的，为什么在

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情境下，却不断裁军。从1985年开始的百万大裁军、1997年的50万裁军一直到2003年的20万裁军。20年来，中国裁军近200万，胡总书记在报告中也特别提到，裁减军队员额20万任务顺利完成。裁军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程亚文：裁军主要有两个背景。其中一个背景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判断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了，今天人类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所受威胁的程度，相比以往有所降低、安全系数提高了。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去维持一支大的部队系统的存在？

　　另外一个背景，与最近30余年整个世界形成的变数尤其是军事技术变革有关系，以前的部队靠的是人多力量大，部队数量越多，战争能力就越强；现在不同，高新军事科技和武器系统、具有现代科技人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在战争能力生成方面扮演的作用比较大，人多不一定有优势了。

　　王泠一：对庞大的军队，硬要养的话也养得起，但是没有必要。提高成本，提高效力，合理配置资源。强军并不是养人头，也不是养机构。要精简，就必然要裁军。按照新的国际形势和军事形势要求，我们要提高技术兵种，提升海空军力量，更有效地保卫国防。即所谓的“精兵政策”，把资金投入到战斗力的提升上。

　　“战斗力生成”转变

　　我军面临双重目标

　　南都：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信息化，报告中所谓的信息化条件下的“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具体指的是什么？

　　程亚文：中国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军队机械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我们国家军队目前仍处在一个机械化还没有完成、信息化正在展开的阶段。

　　但从整个世界来看，发达国家的军队信息化引导机械化已经成为潮流，信息化已经替代机械化，成为一个主导的技术样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军队建设，从技术形态和技术相关的组织形态上来讲，跟发达国家的军队存在一定的落差，这个落差需要尽快地消解掉，消解的过程也就是由传统的半机械化、农业社会的组织形态向现代信息化、机械化这样一个技术形态和组织形态来转变。

　　所以战斗力的生成，就是从技术上来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因为我们的机械化还没有完成，然后组织样态上需要建立起与现代信息化军队匹配的组织体制系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是人和武器的新的结合，来完成战斗力的生成。

　　武器采购体制变革

　　外企也可提供军品

　　南都：从当前的国际情势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通过军火贸易的方式直接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技术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意味着我们很大程度上需要自主创新。十七大报告中说，“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其中武器装备采购体制的变革，在十六大以来有了哪些变化，未来五年的趋势是怎样的？

　　程亚文：武器装备采购体制一直处在变革的过程当中，1998年就有过一次改变，国防科工委现在是国务院的一个机构，以前是属于军队的一个机构，当时部队武器的采购、订制，是部队自己完成的，没有买方、卖方市场。现在，部队成立了一个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就交给国务院来管，从武器采购来说就有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一个负责研究、制造，另一个提出需求、购买，有一个较大的变化。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这种改变也是跟中国整体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同步的，整个社会已经市场化了，部队不可能孤立在市场体制之外。以后，一些军工的产品可能发包给民营企业，甚至有一些机密性不是很高的会交给外企来做。大的趋势和方向肯定朝着这个方向走。

　　王泠一：这是国际趋势。能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军费。

　　南都：军工企业还是比较特殊的，和军队食堂不同，它涉及到军事机密的问题。在中国，现在不仅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军工企业，甚至有条件允许外资进入，这需要掌握一个怎样的限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经验如何？

　　程亚文：这肯定是不一样的，跟一个饭堂承包出去，肯定是两回事。但也有共同之处，都是按照市场化的模式来运作。就军工企业而言，对保密性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高科技的企业。

　　西方很多大的、给部队提供武器装备民营企业，像美国的波音公司、雷声公司，实际上都有半官方的背景。平时，官方的一些情报机构，官方的、军方的代表，经常地驻扎在公司随时监督，介入它的安全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措施。也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承包给别人去做，万一别人把它的机密套走了，就无密可保了，所以它在保密方面非常严格。

　　另外，发达国家对介入军工生产的企业，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查程序。日本的雅马哈公司，因为对中国出口了一些仪器，日本政府就调查它：仪器是不是可以作为军事用途，进入中国以后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军品？

　　在军工的生产、采购上，调动民企的力量是一个趋势；但另一方面，转变过程中，其特殊性、保密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肯定要经历一个逐步地完善规章制度、逐步地规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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