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中国军工国宝级人才到底该拿多少月薪?

2016年04月06日 09:15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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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许多领域,都存在同工不同酬的“双轨制”。自去年热议至今的国企高管薪酬就是一例。笔者作为科研工作者,想从专业人士待遇上谈一谈。

  赞美劳模,成了“比惨”?

  先来看几个例子。《大国工匠》第一集中说:38万公里,是“嫦娥三号”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0.16毫米,是火箭发动机上一个焊点的宽度。0.1秒,是完成焊接允许的时间误差。在中国航天,53岁高凤林的工作没有几个人能做得了,他给火箭焊“心脏”,是发动机焊接的第一人。(《大国工匠》第一集开播:揭秘中国火箭)

  贡献这么大,待遇怎么样呢?“他的时间80%给工作,15%给学习,留给家庭的只有5%。”“很多企业试图用高薪聘请他,甚至有人开出几倍工资加两套北京住房的诱人条件。”

  他为国奉献的精神,当然令我们感动,但为国家焊火箭就是要吃亏?

  给国家栋梁与市场平齐、至少在同一数量级上的待遇,高凤林的精神就会荡然无存吗?整天喊着要提高劳动收入,为什么不从国家项目开始做起?是不是以为让好人吃亏很光荣?

  再看《大国工匠》第三集:有了他,“蛟龙号”潜航员才放心。深海载人潜水器有十几万个零部件,组装起来最大的难度就是密封性,精密度要求达到了“丝”级。而在中国载人潜水器的组装中,能实现这个精密度的只有钳工顾秋亮。 (《大国工匠》第三集“两丝”钳工顾秋亮 “蛟龙号”潜航员以生命相托)

  “他原来所在的实验室一直希望他回去,收入能多一半,这对于他这个单职工、女儿上学急需用钱的家庭来说,能起不少作用。”“尤其是7000米海上试验,船刚刚启航,他就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当时妻子被查出怀疑恶性肿瘤,领导都来安慰他,后来查到不是恶性肿瘤,回来后他和妻子哭着抱成一团。”

  不把为国效力搞成最惨的事,就不罢休?我还以为只有选秀节目在比惨呢!

  《大国工匠》第四集:中国商飞大飞机制造首席钳工胡双钱在35年里加工过数十万个飞机零件,没有一个次品。(《大国工匠》第四集:国产大飞机的首席钳工胡双钱)“私营企业的老板甚至为他开出了三倍工资的高薪,但是胡双钱拒绝了。”“现在,胡双钱一天有六周要泡在车间里,这张仅有的全家福还是2006年照的。一年多前,老胡一家从住了十几年的30平米老房子搬了出来,贷款买了上海宝山区的70平米新家。作为一个一线工人,老胡没有给家里挣来更多的钱,却带回了一摞摞的奖状证书。”只给奖状不涨工资,不令人寒心?

  当然,绝大部分“国有的”高级技工和知识分子,都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国家已经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可这并非维持低待遇的理由。假如一个人在私企锻炼了十几年,在业内有了地位,私企有权利限制他的去留吗?相反,国家既然已经投入了大量成本,不更应该以高薪留住人才,确保这些投入不会“打水漂”吗?

  应该如何尊重专业人士:导向与管理

  过去长期的导向,给人们的印象是:好工人停留在脏乱差穷不顾家,好干部停留在清廉绝症不要命,好受害者停留在原谅宽容倒贴钱,似乎好人除了能偶尔上次新闻,就没有什么别的“好报”了。

  不是经常羡慕日本和德国的技工精神吗?那就好好学人家怎么宣传“劳动光荣”!找一位技术工人,说他上学时如何勤奋,如何感谢师傅;在工作中解决了多少技术难题,多有成就感;工作条件多好,收入多高,房子多大;出去人人尊敬,个个敬酒;如何继续钻研,跟国外同行竞争。

  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走“老路”能行吗?一方面,明明白白地鼓励大家追求财富;另一方面,对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专业人士,死活不愿意给他们与贡献相符的报酬。一宣传科学家和劳模,就是淡泊名利,安于清贫,生活俭朴,拿钱少,不顾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应该承认,国家在提高待遇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专业人士的状况跟文革时和八九十年代“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时相比已经好了许多,但仍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经济待遇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则是管理,专业人士遇到的杂七杂八窝心的事不少。

  管理者常常显得不是把知识分子看作知识的创造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而是看作潜在的腐败分子,最重要的不是帮助他们做出多少成果,而是盯着别让他们贪污了。于是乎,项目计划制定得钜细靡遗,一切经费的使用都要严格按照计划来,连哪年去哪里开多少会都提前几年定好了。

  问题是,科学发现的本质之一就是不可预测性,如果提前几年就能预测出来的,那还叫科研吗?种种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做法,就像第22条军规,充满黑色幽默。

  监管当然是必要的,但许多工作需要有弹性的规划,有些内容可以改为事后审定,而不是让专业人士“戴着镣铐跳舞”。

  有些监管“需求”其实正是待遇不合理的反映。如果人为地压低专业技能的收入,把科研劳务费、课时费、挂号费等等定得很低,再鼓吹专业人士就应该“淡泊名利”、“安于清贫”,就等于要么逼着他们跳槽,要么逼着他们从其他附加值渠道获取报酬:科研工作者凭材料费,教师凭补课,医生凭检查和卖药……

  道德是用来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别人的,管理者切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淡泊名利对个人而言是美德,但只有在物质匮乏、需要全民同甘共苦的时代,才是社会的必需品。在物质丰裕、富人受追捧、成功学热销的时代,再以此为导向,就充满了反讽效果,适得其反。

  由此造成的弊端数不胜数:把需求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专业人士内部劣币驱逐良币,公众觉得专业人士道德败坏……唯一的效果只是维持了“专业技能就该廉价”的社会固定印象。这种贻害无穷的老观念不除,“科教兴国”、“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就是口不应心的空话。

  在整个国家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7的背景下,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专业人士希望的并不是立即把待遇跟西方看齐,而是表现出在当前条件下的尊重。什么样呢?就是要让专业人士凭自己的专业技能堂堂正正地拿到高收入,成为社会尊敬与羡慕的正面形象:科研工作者凭科研,教师凭教学,医生凭诊断……

  让专业技能体现出高价值,才是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才能从根子上消除反智主义、读书无用论的土壤。(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袁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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