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张亦驰  章功】

空军历任司令员

　　不经意间，“双十一”成了网络热词，因为它是当今的一个疯狂购物节。但这个标志性的日子在军队尤其是在空军，却有着特殊的意义。11月11日是中国空军的节日——65年前，新中国空军宣布成立。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国空军今非昔比，已发展成为一支装备体系完备、训练水平较高、攻防力量均衡的钢铁队伍。按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评价，中国空军实力目前仅次于美、俄，位列世界第三。空军65年的发展历史中，共产生了11任司令员，他们各有特点，而每个人的经历，也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刘亚楼，“雷公爷”被委以重任

上世纪60年代初，刘亚楼在空军观摩会上。

　　人物简介

　　刘亚楼，福建省武平人，1910年出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曾任东北野战军参谋，新中国空军第一任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9年初，平津战役前夕，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被任命为天津战役前线总指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3天时间攻下天津，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想限定在48小时内。刘亚楼则向林彪立军令状：“只需30小时，便可轻取天津。”

　　林彪和罗荣桓告诫刘亚楼：“军中无戏言。”刘亚楼说：“请按3天向中央上报，但我保证30个小时打下天津。”

　　1月14日10时，天津战役打响，次日15时，战役结束。刘亚楼创造了29小时攻克天津，全歼守敌13万，活捉守将陈长捷的战争奇迹。

　　到了4月，当刘亚楼正准备率大军挥师南下，参加解放中南广大地区的战斗时，突然接到党中央命令，让他留下来，负责组建空军。

　　中央选中刘亚楼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他有勇有谋，带队伍素质过硬；二是建空军需要苏联的帮助，刘亚楼有这方面的优势。他曾在苏联军校学习，并作为军事参谋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创造性地提出了空军陆军合成作战方案，得到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赏识。后来苏方多次动员刘亚楼加入苏联国籍，都被他拒绝了。

　　接下空军这副重担时，刘亚楼才39岁。他事业心强，工作上敢抓敢管，雷厉风行。当时建空军几乎是从零开始。一个现实的情况是，能搭起空军架子的骨干力量，除了少数学过航空技术的红军干部和东北老航校的地勤人员外，大多数是从陆军调来的。刘亚楼就提出一个“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想法。虽然那时我军接收了不少机场，也从各方弄来不少飞机，并成立了一个由军委直管的航空局，但中央要刘亚楼组建的是一支能够打仗的空军部队。

　　刘亚楼认为，要培养自己的飞行员，就要先建航校。不到半年的时间，刘亚楼就创办了6所航校，并从苏联购买400多架各种类型的飞机。到1950年11月，刚刚组建一年的中国空军就开赴抗美援朝战场，投入作战。

　　中国空军在朝作战的两年零8个月时间里，共出动战斗机2.6万多架次，击落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飞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通过朝鲜战争，不仅锻炼了新中国空军飞行员，也从苏联引进了一大批先进战机，让中国空军的人员和装备，快速赶上了世界的节拍。

　　刘亚楼建设部队向来以正规、细致、严谨著称。他下部队常戴白手套，用它擦拭窗格、门背、墙角，如果发现灰尘，负责人必遭痛斥。所以，他的部队有句口头禅：“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

　　刘亚楼对他的直接部下要求更为严格。他要求参谋人员汇报时必须“出口成章，对答如流”，套话、言之无物的啰嗦话，都是不能被容忍的。而且汇报时只能带地图，不准拿笔记本照念。

　　刘亚楼为人豪爽，性烈如火，人称“雷公爷”。他敢于坚持原则，即使毛泽东也敢顶撞。有一个故事当时流传甚广。中苏关系破裂后，按照中央的要求，各军兵种俄语翻译或改行，或转业，流散殆尽。刘亚楼则规定：“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不许随便改行，确实没工作干的，就集中使用。”毛泽东听说后很不高兴，一次当面批评他：“刘亚楼，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刘亚楼反驳说：“我这是坚持科学。”毛泽东就冷冷地说：“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此后毛泽东数月不理刘亚楼。后来，毛泽东似乎有所反思，就找个台阶说：“刘亚楼喜欢说了算，空军就让他说去吧。”人们知道，毛泽东对这位爱将的信任没有丝毫减少。

吴法宪

　　吴法宪，两个“一切”差点毁了空军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空军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随着第二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一步步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人物，其不仅在 “文革”中犯下了严重罪行，“还差点把整个空军毁了”。

　　吴法宪是江西人，原本也是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参加革命后，他慢慢成长为一个能征善战的指挥员和政治思想工作者。从土地革命和长征时的红一军团，到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吴法宪一直是林彪部队里的干将。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组新四军，吴法宪所在的部队由八路军转为新四军，他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吴法宪率部开赴东北，加入东北野战军(即后来的四野)，再次成为林彪的部下。

　　吴法宪长期在林彪手下干，一直是林彪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林彪也一再提拔吴法宪，对此，吴法宪感激涕零。吴法宪曾向林彪和叶群夫妇发誓说：“天变，地变，宇宙变，我忠于林副主席的红心永不变。”他还带领全家多次给林彪和叶群写效忠信。

　　“文革”初期，吴法宪也曾受到冲击，有时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但他多次受到了林彪的保护。有一次，“造反派”正在围攻、批斗吴法宪，林彪直接派他的警卫人员冲进会场，把吴法宪抢了出来。林彪还多次发话说：“吴法宪是好同志，他是左派，不但不能揪，还要重用。”当时，林彪是副统帅，他的话没人敢不听。很快，吴法宪从一个经常挨批斗的人物，变成了一个跟随林彪批斗别人的人物。

　　吴法宪效忠林彪，不仅是绝对服从，几乎到了丧失任何原则的程度。空军的工作，他一切都按林彪的意见办。可悲的是，林彪让吴法宪去诬陷别人，他竟然也干。

　　随着“文革”迅速向纵深发展，林彪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他决心搞掉不听话的时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就让吴法宪出面搞诬陷。

　　在陷害空军政委余立金时，吴法宪出力最多。1967年夏，毛泽东离京巡视大江南北，杨成武和余立金等人随行。其间，毛泽东对随行人员发表了一些谈话。余立金回京后，林彪和叶群就让吴法宪出面三次找他了解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但都被拒绝了。林彪和叶群对余立金更是恨之入骨，决定伺机行动。

　　正巧，不久有人写匿名信，控告空军的几位党办负责人。吴法宪等人声称是余立金的秘书所写，并将其“隔离审查”。一天晚上，吴法宪打电话要余立金去他那里看文件。当余立金走到吴法宪住处门口时，突然从黑暗中蹿出几个人，不由分说将他扭住，宣称“你被逮捕了”。

　　1968年3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机关部队1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宣布，杨成武、余立金、 傅崇碧等人 “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阴谋夺取空军大权”，企图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者。中央决定撤消三人的职务。就这样，余立金和杨成武、傅崇碧一起被打倒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杨余傅事件”。

　　林彪和叶群看吴法宪对他们忠心耿耿，先后把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立衡送到空军工作。

　　1967年，林立果(化名李果)进入空军时，只有23岁。吴法宪先安排他当司令部办公室秘书。仅过了几个月，吴法宪就介绍林立果入了党。两年之后，林立果被提拔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就这样，入伍刚两年多、才25岁的林立果，就成了一名副师级干部。

　　1969年10月，吴法宪召集部下，对他们说：“林立果不简单，是超天才，他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们都要听林立果的。”吴法宪的这两个“一切”，实际上等于把空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林立果。

　　正因为有了大权，林立果开始在空军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组成“联合舰队”。1971年3月，林立果主持制定了《“571”工程纪要》政变计划，企图杀害毛泽东后另立中央。结果阴谋失败。9月13日，林立果同林彪、叶群等驾机外逃，不想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

　　1981年，吴法宪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80年，张廷发在西北某机场看望飞行员。

　　张廷发，不负邓小平重托

　　1975年冬的一天下午，时任空军政委的张廷发从南苑机场奉召来到邓小平住处。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这是他自1973年复出后真正走上国家领导岗位，准备开始全面整顿、纠正“文革”的错误。

　　见张廷发来了，邓小平招呼他坐下，也没有客套话，就直奔主题：“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了，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这是邓小平几十年来的习惯，说话谈问题，总是开门见山，抓住要害。

　　张廷发也刚“复出”两年，但他对空军的工作已胸有成竹。简要汇报了空军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后，张廷发表示：“我们准备从整顿入手，对空军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改变面貌，开创新局面。”

　　邓小平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郑重地对张廷发说：“好，就这么干！今天我找你来，就问这件事。当前你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回到空军后，张廷发马上布置对一些重点部队和一些特殊人物的控管。然而，时局很快又发生了变化。1975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邓小平再次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1月，张廷发到中南海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会上，江青公开点了张廷发和空军的名，说“空军政委不听话”，要空军的一些领导人“转弯子”。

　　张廷发知道，江青所谓的“转弯子”是变相的拉拢。但他置之不理，横下一条心，对“四人帮”批下来的材料，能顶则顶，能拖则拖。江青一伙见拉拢不成，就公开把手伸到空军部队。他们一面派人到部队暗中搞“调查”，搜集张廷发等人的黑材料；一面由王洪文出面将空军党委常委分头找去“谈话”。张廷发几次推掉了王洪文的谈话，最后一次没法再拖，索性在王洪文办公室和他吵了一架。

　　在和“四人帮”的斗争中，张廷发病倒了，住进了医院。当时已到了两条路线紧急交锋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元帅专程派人给张廷发捎话，让他坚守住空军阵地，不能乱。张廷发知道事关重大，立即出院，亲临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密切注视事态发展。10月6日，“四人帮”垮台，消息传来，身体极度虚弱的张廷发兴奋得晕倒在地。他和空军党委多数领导在严峻的政治考验面前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1977年4月，张廷发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

　　1984年，举行国庆35周年盛大阅兵式，当94架集歼—7、轰—6、强—5等多个型号的飞机，以不同的速度、高度和整齐的队形飞过天安门广场时，全国人民震惊了，整个世界也震惊了！一位应邀观礼的美国空军军官由衷赞叹：“中国飞行员的技术真了不起！中国空军真了不起！”

现任空军司令员马晓天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是他2010年在“突击—2010”中泰反恐联训上。

　　马晓天，强硬的将门虎子

　　中共十八大前夕，解放军高层将领进行了新一轮大调整。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当属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调任空军司令员的马晓天。当时，他已经63岁。有外媒甚至惊呼“马晓天大有来头”。

　　马晓天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身将门，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马载尧曾被一位老朋友这样评价：“思虑周全，语言与文字表达皆属上乘，个人涵养尤其好。”马载尧在部队从事干部政治培训工作长达30多年，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同样不曾放松。

　　上世纪60年代初，时值“过粮食关”的困难时期。马载尧的一位老战友从广东到北京开会，顺便看望他。可一见面，老战友的心情就备感沉重：当时的马载尧骨瘦如柴，一家七口都面带菜色，精神也很差。这位老战友思来想去，最后硬着头皮找到一位在海军后勤部门工作的朋友帮忙弄了一桌饭菜，为老马全家“改善改善”。马载尧一家到餐厅坐下后，尽管几个孩子已经饥饿难耐，但都规规矩矩地等着大人发话。老战友对孩子们说：“别客气了，快吃啊。”就在大家刚要动筷子的时候，年仅十一二岁的马晓天突然问了一句：“伯伯，我们今天可以吃饱饭吗？”老战友先是一愣，等明白过来这话的意思后，哽咽着说：“可以，当然可以往饱了吃！”日后每提及此事，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都忍不住要落泪，他说：“要知道马载尧怎么教育孩子的，听听晓天这句话，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16岁那一年，各方面身体条件都非常过硬的马晓天终于圆了自己的参军梦，并考入军校，成为空军某航校的学员。

　　从空军转业到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徐建中，30多年前就采访过马晓天，至今一直没有间断联系。22岁时，马晓天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并在3年后成为当时空军最年轻的飞行副团长。徐建中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新闻”，先后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数次对马晓天进行跟踪采访，写出人物通讯《塔台上的“儿童团长”》，发在解放军报上。“塔台上，马晓天手拿话筒，沉着地指挥18架战鹰进行高难度训练……”一名新中国年轻空军指挥官的成长经历，激励了无数同龄人。

　　在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聊起马晓天的履历时，徐建中如数家珍：1994年至1997年，马晓天任空军第十军参谋长、军长，并晋升为空军少将。此后，马晓天又担任空军副参谋长、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珠海航展上，49岁的马晓天亲自驾驶SU30战斗机参加飞行表演，赢得国内外同行一片喝彩。此后，马晓天历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2006年调任国防大学校长，执掌中国最高军事学府；2007年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9年晋升空军上将军衔；2012年10月，接任许其亮，成为空军历史上第十一位司令员。

　　2013年6月10日，已退休多年的徐建中走进马晓天上将的办公室，对他再次进行了“采访”。

　　事后，徐建中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我一边品茶，一边环视司令员的办公室——角落里有一只老鹰标本。我明白，飞行员的理想都是从鹰击长空启蒙的。桌子和书柜上摆放着很多飞机模型。我清楚，作为空军指挥员，他必须对各种机型的性能了如指掌。主墙上挂着巨幅《孙子兵法》木刻。我知道，这更是一个军事指挥家实践空战必胜的瑰宝……”

　　徐建中不仅关注马晓天的“成长”，更关注他的言行，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国当代军人的整体形象。徐建中注意到，马晓天近几年数次代表军方的“发声”，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2010年3月，韩国指责朝鲜击沉其“天安”号军舰。美韩借机举行联合军演，美国航母欲闯黄海。当年7月1日，马晓天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因为是在黄海，距离中国领海很近，举行这样的演习，我们是非常反对的。”他随即高声补充说：“对于他们的演习，我们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态度，坚决反对！”马晓天的这声怒喝，给中外媒体留下了“鹰派上将”的印象。

　　在2011年7月26日举行的中日防务安全磋商会上，马晓天就“日本向西南群岛配备自卫队”“日本在东海强化警戒监视活动”等问题向日方表示不满，认为日本“正走向危险的方向”。对于日本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日美发表的共同声明提到的“中国在东海、南海活动频繁是威胁、忧患”等，马晓天强硬表示，中方没有任何值得担忧的事情， “南海问题是(中国同周边国家)两国之间的问题，和美国没有关系”。

　　除了上述4任司令员，还有马宁、王海、曹双明、于振武、刘顺尧、乔清晨和许其亮等7位空军当家人，他们都在不同时期为空军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建设一支强大的、在国际上有发言权的现代化空军，是一代代空军指战员们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到空军机关就空军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进行调研时强调，我们要“建设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这让很多外媒猜测，一支强大的中国空军将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