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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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者：张之丙(简称“访一”)   张之宇(简称“访二”)

　　访一：我记得第一次跟少帅见面，少帅就说，我对内战是极端的恨，因为什么？您就说过，多一半儿送出去的人，都是最好的。

　　赵一荻：都是优秀的。

　　访一：您最欣赏的，可是要把他送出去，送出来，多一半儿回不来。

　　张学良：我跟你说个笑话，不是笑话，是事实。我一个少校参谋，姓姜，他就是第三个，一个哥哥在这儿……一个打仗打死了，他是卫队队长，后来当了少校参谋，跟我走。他就总跟我说，军团长，我不愿意干这玩意儿，我愿意带兵。我的意思是，你的两个哥哥都死掉了，他说我不，我愿意带兵。那好吧，有一个营，这营真是倒霉了，第一团第二营，营长阵亡了两个。

　　访一：一个死了，又一个又死了？

　　张学良：打死了。我就派他接任这营长，就派他，他要带兵。他高兴得很，他把命令拿来，我得签字啊，盖章。哎呀，我说你怎么那么高兴，我说你这个营倒霉，你这个营倒霉呀！你怎那么高兴当营长，他来见我，高兴得很。我说你这营倒霉，你要小心。去没有三个钟头，到那儿就，来一个电话，阵亡！

　　访二：所以心里难过。

　　张学良：你说心里难过不？才四个钟头，他来个电话，我说是开玩笑，他说是真的，到这儿就打死了，前线打仗的。所以你说当军人，哎呀，不是人干的事，尤其是内战，这种牺牲［实在是不值得］。

　　访二：没有意思。

　　张学良：没有意思，牺牲很多的。那，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我想起这内战，跟你们说起来，那难过呀，可是你难也得要打仗啊！我说，就是我父亲让我打，我没法子［不打］，要有法子我这点我不打的，所以有西安事变。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都不干，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现在西安事变，你知道是什么？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我跟蒋先生说了，所以现在可以说，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所以我在蒋先生去世以后，我写有［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那蒋先生待我实在是好。我跟你说，人家外头那谁骂我，蒋先生，是实在对我好。换句话，蒋先生看得起我，“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仇”。

　　赵一荻：没有意义，自己杀自己。

　　张学良：我这人，刚才你说的话，现在咱们随便扯着玩了，我这人呐，比如说西安事变，等于我叛变，那等于我叛变，那就是叛变呐。我上南京，把蒋先生送到南京，那我到南京，军法会审，可以把我枪毙，我也知道，可能把我枪毙。枪毙就枪毙，我是军人，我负责任。我干的事儿我负责任。我这人是从来这样子，我干什么我负责任，我决不退却，我也决不推说这是他干的，我从来没有这样，那是我的事儿。

　　访二：您也就是一个目标，不要打内战。

　　张学良：我不要打内战。

　　赵一荻：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我恨透了内战，所以我父亲，当然我们是父子的关系了，我父亲出关，我就因为到河南去，到一个什么地方，陇海路的一个站，我们到那地方，前头有红枪会，说不能走了，停在那儿，叫什么地方名字？哎呀，我难过死了，现在想起来我的眼泪都要掉。火车停在那儿，那个人，那老太太，也不大岁数，五十不过。我们弄那面包啊，我们都吃馒头，她就把那馒头连土抓着往嘴里吃，饿的，就在地上。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我想着我就很……她说，我家里的壮丁都叫人拉走了，当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岁数大了。你看！

　　赵一荻：吃树皮。

　　张学良：把树皮都吃没有了，我现在吃什么？所以我回来跟我父亲掉眼泪，我说谁造的？我回到火车上，我自个儿我就想这谁造的罪孽呀！什么人造的罪？不是我们吗？什么意思，打，打几天又和了，然后又打，这干什么？自己当兵的可以，拿你的这种钱去当兵。那老百姓，为什么？我就回来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后来就听我的，我说何必呢？算了，打什么？有什么意思？抢什么？几天又好了，好了完了又打，几天又翻脸了。我跟我父亲说，我父亲这人很好，他心里也难过。我说这何必呢？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意思？所求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日本人对这事情他不，日本是愿意中国内战。日本人——

　　赵一荻：你愈打愈好，愈打愈弱，愈打愈穷。

　　张学良：所以我对内战恨透了。

　　访二：您刚才说，对西安事变，您都认为您负责，这事情是您负责。假如说您没做那个，打到最后成什么程度？就说彼此打仗会打成什么样？

　　张学良：西安事变，是因为剿共啊。

　　访二：假如不剿共，还打呀？继续再打。

　　张学良：那不知道了。

　　赵一荻：那谁敢说呀，那是假设的问题了。

　　张学良：我不干，还是剿共啊！

　　赵一荻：一直打，后来抗战完了不是还在打！

　　访二：根本就没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