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侵略者已经制定了先征服朝鲜，然后再侵略中国的战略决策。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日本以狡猾的手段，一面极力怂恿清政府派兵赴朝镇压，一面又以保护日本使馆与侨民和协助朝鲜平乱为口实，先后派遣大批军队自仁川登陆。4、5月间，日军兵力已远在清军之上。朝鲜“东学党”起义被平息之后，清廷以乱事数平，照会日本同时撤兵。日本不予理会，要求长期赖在朝鲜，且不断进行挑衅，滋生争端，处心积虑地点燃战火。到6月中旬，进入朝鲜的日军已达5000人。中日两国军队形成对峙，形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一、以夷制夷，原是黄粱一梦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清廷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长期从事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在清朝内部是谙熟国际形势的第一位高官，特别是对日本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明了于心。

　　在形势危急之时，李鸿章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企图利用英俄两国在远东地区与日本的直接利害冲突，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李鸿章连电在朝的袁世凯、叶志超，要他们保持“忍耐”、“镇静”不可“妄动”。6月20日，李鸿章请求英俄从中调停，其主张立即得到热衷于筹备60大寿的西太后的支持，生怕此时开启战端搅了她的美梦。

　　清政府和李鸿章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很大的期望和幻想。然而李鸿章只看到了列强之间为争夺利益的矛盾一面，却忽视了列强各国在对清扩张的过程中相互勾结的一面。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己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

　　7月2日和9日，英国驻天津领事欧格纳和俄国驻华使节喀西尼分别知会李鸿章，称不便参与朝鲜事务，李鸿章的外交举措归于失败。

　　7月12日，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碟。7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向清政府提交了“第二次绝交书”，在此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屡晤俄国公使喀西尼，求其转请俄国政府“劝导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兵”。又晤英国驻津领事，求其请欧(英国公使欧格纳)，“转电外部，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铁快舰径赴横滨……责其(日)以重兵压韩无礼……勒令撤兵。”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甚至在战争打起来后，李鸿章仍指望列强干涉，坚信俄国会制止日本侵略。屡言“俄有兴兵逐倭之意”，请旨准他继续与俄使交涉。李鸿章“专恃外国公使从中调处”，妄图以夷制夷，不过是黄粱一梦。

　　二、战和不定，临时仓猝应战

　　清廷内部以光绪皇帝、翁同龢为代表的主战派则坚决反对求和，认为应该预作战争准备。在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清政府提出了“第二次绝交书”两天后，1894年7月16日，在甲午战争开战前夜召开的军机会议上，“主战者五折，议无所决”，大敌当前，是战是和，清廷内部仍然意见不一，最终未能形成清廷中枢的领导核心。

　　光绪震怒，宣示主战。7月18日，清廷向李鸿章发出谕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始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训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可是，具体应该如何进行军事准备，本国的军事潜力究竟有多大，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光绪帝几乎是全然不了解的，对于日本的军事情况也缺乏了解。有记载指出，驻日公使江凤藻于开战后回国，光绪帝召见他，谕之云：“闻日本与中国开衅，早有阴谋，尔驻其国都，何以无所知，亦无奏报到京？”既然责备公使没有奏报，说明自己对日本开衅阴谋也是无所知的。所以有人批评光绪帝说：“德宗景皇帝昧于外情，轻于尝试。”在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情况下，没有客观地分析敌我双力的军事事力对比，就凭着主观意志盲目地提出和决定备战方案，其结果可想而知。正如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后，光绪帝沉痛地检讨自己在备战问题上的失策道：“联办理此事，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习，纷纭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

　　三、战略不清，已然无力回天

　　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域袭击中国的运兵船只，甲午战争正式爆发，随后，中日战争逐步升级。8月1日，中国正式宣战。起初，光绪帝提出南北夹击的战略主张，命令已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与牙山一带的南路清军叶志超部同心协力。夹击日军，使日军两面受敌，难以应付，为此他三令五申要李鸿章电催平壤各军星夜兼程，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相机近取，力挫凶锋”。

　　然而，主持前方战事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却将光绪帝的督战上谕置之脑后。采取了保存淮军实力的作战方针、声称要“先定守局，再图近取”，“步步稳慎，乃可图功”。致使在平壤的清军虽有29营之众，却迟迟不敢南下接应。使“南北夹击”的作战计划变成泡影。加之清军武备废弛，指挥失当，因此在九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即长驱直入，突破鸭绿江防线，深入到中国境内作战，面对着“水陆交绥、战无一胜”的败局，光绪帝束手无策，只能仰天长叹。然而，这时日军既定的战略目标尚未达到，乃多方借口，拒绝列强的调停，继续进攻中国本土。

　　此时，清廷中枢对战争已失去信心，故对清军如何抗击日军的进攻，已放弃进行战略谋划。李鸿章在平壤、黄海之败后，于9月19日向朝廷上了一篇《据实陈奏军情折》，提出：“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这是李鸿章分析对比中日双方的国情和军力，经过深入思考而提出的关手战胜日军的总设想、总方针，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其中包含有难能可贵的持久战思想。不过，这对于当时一心求和、无心抗战的清廷中枢来说，是根本不可能予以采纳的。

　　纵观甲午战争清廷战略决策过程，清政府在“武保”与“和保”的道路选择上犹豫不决，导致战备与外交的双重失误，是战败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战略，结果只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处有警，便拆东补西，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可以说，中国在安全战略上的目标模糊、摇摆不定，不仅没有逃避战争，反而推动了战争的加速来临，使得腐朽的清王朝陷入了更加风雨飘摇的境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