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回头总结，这是因为不知节制的观念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其对日本国运衰落的重要节点就是东条英机上台。东条英机身上集中了由陆军大学优点过度强化而产生的表现为单纯军事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缺点。20世纪20年代，日本少壮派军人对政治人物尤其是主张和平节制的政治人物的一系列刺杀活动导致真正的政治家们被迫退出日本的高层决策。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属。军人一味蛮干给国家抱回来的成堆成堆战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难以消化。

　　太平洋战争期间任罗斯福总统并兼任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评论说：“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干，而且越干越难，他们不是步步积累，越做越容易。”结果日本硬让这些“优秀”军人们的抱回的大堆战果给“噎”死了。侵华战役的持续胜利使日本的战线迅速拉长，这导致日本在中国之外又增加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对手。中国与美国的结盟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资源消耗。据统计， 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14%，1941年18%；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1943年达46.7%；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军费迅速冲至98.5%，也就是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近全部投入战争，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1943年前后中国在战役层面还是输多赢少，但在战略层面我们却成了参加开罗会议的重要成员了。为什么？这因为中国的战略有哲学。哲学家眼中无成败，有的只是成败因素的转化。败中蕴藏着赢的因素，赢中也孕育着败的种子。

资料图：1895年1月18日，大连湾内停泊的日本陆军运输船队。

　　这是谁惹的祸？是日本军人；为什么是他们？是因为他们太能打仗了而且不受政治约束。军人会打仗的优点不受节制地过度使用就转化成了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这个教训对我们也有启发，中国今天正在迅速崛起，但要想赢得持久的胜利，我们还得坚守“党指挥枪”原则和毛泽东说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

　　3.正确地总结甲午海战，不仅要看到我们的对手的优点，但如果不能发现对手的缺点，那就不能得出正确的总结结论。

　　战略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因此，搞战略要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不然看似很猛，实则不行。当年的东条英机和今天的小布什、拉姆斯费尔德等都是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打出的战果超过了他们的消化力，所以国家生生让他们莽撞给撑死了，1945年日本还挨了两颗原子弹。蒋介石去过日本，较早看到日本人这一短板。1938年1月15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10月，日本占领中国广州、武汉后，1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冷战时期已成日本盟国的美国在统治日本期间，也在力图消蚀日本人的战略思维。日本学者孙崎享写的《日本人的战略思考选择——超越日美同盟》一书说到战后美国统治日本的方法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人把战略学从日本大学抽掉，这使日本人思维的“一根筋”特征更加明显。你看日本今天还在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翻案，还说他们搞的慰安妇制度是“合理”的，这不是“二百五”是什么？

资料图：1894年11月1日，旅顺西侧方家屯附近，日本炮兵中队轰击北洋部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跪下来谢罪，现在德国成了欧洲的中心。如果日本真的也能跪下来向亚洲人民谢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强大的开始。可惜日本人不是德国人，德国有康德和黑格尔，而日本没有。在日本自明治后就有一种与“大日本”理论相对的“小日本”理论，认为日本没必要争夺亚洲主导权，做个瑞士那样的国家适合日本国情，会很幸福。但这种理论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种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的认识——而这恰恰就成为日本军事认识论的短板所在——则为日本军人奉为宝典，至今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及与此连贯的始于明治时期的向世界扩张情结。这样的国家焉有不败之理。

　　三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武，止戈也，真美人不争翡翠，真兵家不争城池，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轻言战争的。可惜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智慧。

　　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上述日本单纯军事化的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思想痴迷一时并以赴日学兵为贵。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即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

　　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知道，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军事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会以日本为东方榜样，这更加固化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

　　这种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1929年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中“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他们普遍存在着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新泉就此复信林彪，批评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

　　为了纠正这种单纯军事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泽东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此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命线。

　　资料图：为躲避日军，清兵随身的行囊内大都事先预备普通百姓的衣服，在逃跑时换装混入百姓之中。图为金州城内，被俘的清兵，他们穿着百姓的服装。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毛泽东明确告诉抗大学员：“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决议，为此，毛泽东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4月6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向各部队发出训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比较日本在甲午海战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打败美国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并不能不为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关键性的贡献而赞叹。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4月，毛泽东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如下结论性的文字：“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战之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的结局，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我们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绝不是在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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